05 上海外灘封閉有沒有解除(2022上海馬拉松競賽規程2022上海馬拉松競賽規程解讀)

天還有那么多人喜歡讀、喜歡研究《紅樓夢》？我想這可能是一個大原因。并不是所有經典都適合重讀的，《伊索寓言》放到今天來看，就相當的幼稚。

有一點必須說明——以上三個特點只是個人的一點總結，代表不了什么，可能有些現代主義的文學作品并不具備這些特點，也可能有些傳統的作品已具備了這些特點（如昆德拉所說的倫理道德的相對性在《莊子》中即有體現）。我的目的是，用這三點做一個大致的尺度，來衡量這篇文章所要討論的小說——波蘭作家雅羅斯瓦夫·伊瓦什凱維奇的《名望與光榮》。

《名望與光榮》寫于二戰之后，篇幅浩大，人物眾多，涉及到一戰、二戰和大蕭條時波蘭的情況，這部小說，從形式上講，不屬于現代主義的作品，它類似于《戰爭與和平》，主線是三個家族的盛衰，時代背景、人物、情節等都很清晰完整，重要的是，如何從這種傳統的形式之下挖掘出現代性的內涵來，以證明，現代性作為一種普遍的特性，是廣泛存在于二十世紀小說當中的。

為了找到《名望與光榮》在“精神氣質”上所具備的現代性，這里不妨拿它和《戰爭與和平》做一下對比，看有哪些不同，同樣是史詩性作品，同樣是鴻篇巨制，同樣涉及到戰爭、和平、愛情和家族盛衰，一部寫于十九世紀，一部寫于二十世紀，肯定有很強的可比性。

首先，是人的孤獨。吳曉東在《從卡夫卡到昆德拉》一書中曾分析說：“現代資本主義在無限擴展了人類外部世界的同時，卻在人類自我與世界之間挖掘了一道鴻溝。這道鴻溝意味著人的自我與世界分裂了，人與世界不再和諧，不再具有一體性。”而此前，這種分裂是不存在的，如盧卡奇所說，荷馬史詩時代所體現出的精神是人類自我與世界的整體性，同樣，中國的古人也講究“天人合一”。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分裂呢？按照本雅明的意思，現代世界越來越呈現出一種侵吞人類自我的傾向，特別是機械復制，印刷機、照相機、留聲機、攝影機……人們所看到的、聽到的，都是“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而非事物的本身。本雅明的見解顯然很高明，他死得早，看不到今天的世界，如今，“機械復制”已擴張到了更廣大的領域——通過各種傳媒方式，假如某明星在演唱會上穿了某種款式的衣服，不出數日，便會有成千上萬的人穿上同樣的衣服，人們學習明星的談吐、風格，靠整容來改變儀表上與明星的差距，于是，“個性”也被無限復制了。有更徹底的，那就是克隆技術，這種技術是機械復制登峰造極的成果，終有一天，我們會發現，世界上已沒有什么是不可復制的。為了反抗復制，反抗自我、個性的被侵吞，人們只有日益退回到個人的狹小空間里負隅頑抗，“現代人的孤獨”由此而產生，所以本雅明說：“小說的誕生地是孤獨的個人”。或許這句話有些武斷，我們改一改，改成“現代主義小說的誕生地是孤獨的個人”，就精確得多了。這方面，卡夫卡是最典型的例子，從他的日記里，我們可以看出他很矛盾，他孤獨并且懼怕孤獨，但同時又擔心失去孤獨，因為一旦與外在世界融合起來，他就會找不到屬于自己的位置，找不到屬于自己的個人空間，從這個角度上看，他三次訂婚又三次解除婚約，并不是難以理解的事情——他不能容忍自己必須與一個女人朝夕相處，他要保留屬于自己的個人空間，以便寫作（寫作幾乎就等于他的生命）。假如拿《戰爭與和平》和《名望與光榮》做一下對比，從這一點上，就能看出區別來。《戰爭與和平》里也有孤獨，皮埃爾和安德烈都常常感到孤獨，但這種孤獨并不是作為一種底色存在于他們生命中的，更重要的是溝通，或者說，在很多時候，他們不存在溝通的障礙，因此，即使他們的一生充滿坎坷和不如意，也會時時感到幸福的慰籍，這種慰籍即由溝通而來。《名望與光榮》則不同，遍觀整本小說，我們很容易就能發現那種生命個體的恒久的孤獨，以及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困難，小說中的人物，幾乎沒有哪兩個人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包括姐姐與弟弟之間，哥哥與妹妹之間，甚至夫妻、父子、母子之間，都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理解。奧拉結了婚，生活在貌似幸福的家庭中，丈夫對她百依百順，兒子英俊，女兒漂亮，但無論是對丈夫，還是對兒子女兒，她都有一種莫明的生疏感，所以她孤獨，不快樂；雅努什一直都生活在孤獨和郁郁寡歡之中，就更不必說了；最典型的是埃德加爾，這個孤獨的作曲家一輩子都沒有結婚，到了臨死的時候，他客居他鄉，一貧如洗，躺在床上回憶自己的一生，想從中找出某些暖色，最后將思緒落到了妹妹的身上，那時他喉中有腫瘤，已不能說話，哆哆嗦嗦地用筆將心中所想寫給妹妹看：“我只愛過你。”但他的妹妹愛爾日別塔看了以后只是漫不經心地一笑，在隨后整理房間的時候就將這字條扔進了廢紙簍里，這讓埃德加爾感到極大的痛苦和失望，正如書中所寫的：“健康的人不理解一個臨終的人是不會開玩笑，也不會信口胡言的。愛爾日別塔不理解‘我只愛過你’這句話的每一個字下面都蘊藏著某種偉大而重要的東西。”很多時候，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就是這么困難，我們都是孤獨的。

其次，意義的消解。與《悲慘世界》一樣，《戰爭與和平》里是有那么一個至高無上的意義的，追求理想的人們為了這個意義而奔走一生，做出各種選擇，雖然辛苦，但同時也為有這樣一個明確的人生意義而感到充實和快慰——這不僅符合那個時代的特色，也符合托爾斯泰的性格，到了《復活》里面，“意義”的作用愈發彰顯出來。《名望與光榮》里則不同，它沒有一個明確的意義懸在上面，因此人物做各種事、進行各種選擇的動機都顯得十分盲目，比如雅努什，他從小生活在一個冷落的貴族家庭里，姐姐嫁到了名門望族里去，父親對他不好，他一生中僅有的一次愛情，是愛上了定格在年少時舞會上那一刻的阿麗亞德娜——只限于那一刻，阿麗亞德娜衣著華麗，站在樓梯上朗誦勃洛克的詩——也就是說，他愛上的并非真正的阿麗亞德娜，而只是屬于那一刻的虛幻、不自然的她。他沒能和阿麗亞德娜結婚，雖然他極力爭取。由于阿麗亞德娜背叛了革命出逃法國，她心中充滿悔恨，已覺人生了無滋味，后來她做了修女，再后來就自殺了。而雅努什也漸漸感到了他與阿麗亞德娜之間的生疏。之后，雅努什參軍打仗，與佐霞結婚，這些舉動都是無目的的，他不知道為什么打仗、和誰打仗，也不清楚為什么要娶佐霞（他并不愛她）。到了中年，佐霞死了，他就日復一日地沉浸在回憶當中，并四處旅行，以尋找舊日的足跡——可找到了又能怎樣呢？他不知道，所以這也是無目的的。還有他的死，他本可以不死、可以逃走的，但他卻急急忙忙地將自己送到了納粹軍官的槍口下，究竟動機在哪里？說不清楚，只是死得毫無意義，后來雅德維加（一個愛他的女人）在回憶他的一生時說：“他的一生只有兩次這么趕快過，一次是忙著娶那個佐霞，再有次就是急急忙忙去見那些德國人。”他向來矛盾重重、猶豫不決，可這僅有的兩次果斷，也是盲目的。小說中的其他人物，都處在類似的盲目之中，他們不知道人生的意義在哪里，于是只好如沒頭蒼蠅一般地生活。有另一種說法，即《20世紀波蘭文學史》中的說法，認為盡管書中人物的人生顯得缺乏意義，但最后他們都在愛國主義之中找到了生命的歸屬。的確，無論是雅努什、斯彼哈瓦、愛爾日別塔，還是小一輩的安特克、安德熱依、海倫卡，他們在小說的最后都與愛國主義和戰爭聯系了起來，甚至死于其中。但是，我向來就有一個疑問——用簡單的愛國主義、青春、熱血、犧牲，來作為生命個體的復雜深邃的終極意義，是否合理？愛國誠然是大節，但它不能代替豐富的人生，或者說，人不會僅因為有了愛國的理想，他的人生就再無迷惑了，那只是烏托邦的神話。對于身處現代的人來說，所要消解的，正是這樣一些神話，長久地生活在“意義”的壓迫之下，人們已不堪重負，汪曾祺在一篇文章里反問：“你說的‘意義’是什么意義？”就反映了現代人的這種心理。至高無上的意義導致了另一種獨裁，即以愛國主義、人道主義、理想主義等虛假的旗號來支配他人的人生選擇甚至生命，因此，為了真正的自由，就必須消解意義，反抗獨裁。但另一方面，意義的消解也帶來了很大的弊端，即如前面所說，它使我們的人生變得茫然、無目的，這很類似昆德拉所謂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失去了意義的重壓，我們反而會無所適從。還有，道德作為一種“意義”，一旦被消解掉，失去了其神圣性，會造成什么后果？“相對性的倫理道德”真的可以建立起來嗎？

意義消解了，《名望與光榮》的內涵因此而趨于復雜，而不僅僅是停留在簡單的愛國主義的層面上。從另一個角度、也就是讀者的角度來說，我們已無法簡單、直接地從小說中獲取人生的答案，而必須通過自己的思考來發現無目的的表面之下的潛在之物，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帶有了現代主義小說的曖昧、不鮮明的特點。

當然，意識流等手法的運用，也為這部小說增色不少，如埃德加爾臨死前那一節，他躺在床上時的心理活動描寫，有著很濃郁的意識流色彩。最關鍵的是，通過這些手法，當我們讀完整本小說，再做整體性的回憶的時候，出現在腦海中的，已非簡單的一幕幕情節，而是幽深的一重重心理意境，人生的孤獨、茫然和荒誕已脫離具體的事實而作為一種模糊、持久的意象烙在我們心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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