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上海言臻貿易有限公司發生了什么(什么是貨物多式聯運)

外業務的律所已經獲得了回報。2013年金杜律師事務所與英國律所SJ Berwin合并，坐穩了海外企業并購領域法律服務提供商的交椅。據湯森路透2014的交易數據顯示，金杜所累計為18樁海外企業并購案中的中方企業們提供了法律服務，其交易額使得金杜成為該領域最活躍的法律服務提供商。這也使得它在這場競爭中擊敗了對手英國歐華律師事務所（DLA Piper），該所完成了17樁案子的法律服務。

金杜律師事務所海外法律服務交易的戰績包括它在國有企業廣東省廣晟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欲以報價11億澳元（5億英鎊）收購澳洲上市銅金礦開采商PanAust案件中的代理，濰柴動力以1.87億歐元（1.36億英鎊）取得德國上市公司凱傲集團一部分股權的法律買粉絲以及為中國的私募股權公司厚樸基金（HOPU）對帕拉丁能源（Paladin Energy）投資中的代理。

然而，將金杜所的收入累加后情形就不容樂觀了。它所完成的這18個交易共計42億美元，每樁交易取得的代理費為2.33億美元。相比而言， Freshfields完成了價值202億美元的13樁交易--每樁交易額在15億美元。

“中資所的國際化拓展計劃是在客戶的現實需求下展開的，”金杜律師事務所的張律師說道。他說金杜所處理的案子中越來越多地牽扯到涉外因素，由此便需要其提供涉及多元管轄權的法律意見。“一家中國公司的海外并購案件很容易就牽涉到三四個管轄權問題。如今一家中國公司要通過其在香港的分公司取得一家英國上市公司在非洲的資產作為其涵蓋英國資本成分的資本構成是很常見的。

“對我們來說，在歐洲擁有一家成員所是很重要的，在這張全球法律服務網絡的剩余市場中，中歐雙向投資的機遇給了我們很強的指示性信息。”張律師說。上海辦事處的合伙人王良華最近已經去往倫敦協助處理中國客戶在英國和歐洲的諸多事項。

大成律師事務所與Dentons的合并以及Baker & McKenzie與小型律師事務所奮迅于上海自由貿易區（SFTZ）設立聯營辦公室是去年廣泛報道的兩宗頭條事件。雖然這兩宗合并案例在組合結構和規模類型上有很大的不同，但無一不顯示了中資律所擴展海外市場的決心和外所對進一步發掘中國市場的濃厚興趣。

就在最近，競天公誠律師事務所以一種與眾不同的模式進行了新的探索。在八月份，它于香港開設了一處辦公室，并與美亞博國際律師事務所進行了合并。

“合并后我們最想從我們的國際合作伙伴那里學到的就是在管理方面的先進經驗以及通過他們先進的科技知識使我們的業務范圍擴展至新的領域，”競天公誠的管理合伙人高翔說道，他也認識到了利用美亞博的國際優勢為有涉外因素的中國客戶服務的重要性。

四個具有示范作用的國際律所合并為中資律所如何進行國際性拓展打開了新的路徑。多家頂級律所的管理合伙人表示他們對于國際間的律所合并持開明態度，但是他們并沒有遇到合適的合作對象，也沒有參加過任何具有啟發性的會談。

盡管有眾多理由誘使中資所與國際律所進行合并，還是有一些律所堅定地捍衛其獨立性。打比方說，在國有控股企業和能源公司海外項目尤其是其在新興市場的法律服務有著極為豐富的經驗的德恒律師事務所。

目前，它正在為中國三峽南亞投資計劃對巴基斯坦境內卡洛特水電站的合作開發提供法律服務，這是在中國“一帶一路”政策指引下首先推行的項目之一。與此同時，它處理著幾個中國水電在東南亞的并購項目。在這些案子里，德恒在眾多法律服務提供商中無疑扮演著領導者的角色，它會根據客戶利益指導那些地區性律所如何執業。

“和國際律所合并不是中資律所拓展國際業務的唯一出路。保持獨立性的中資所在未來走向方面有著更高的靈活性，同時也能鑄造自己的品牌。與那些同國際律所合并的同行相比，保持獨立性的中資所顯得與眾不同，”德恒律所的管理合伙人孫鋼宏說。

中國的律所面臨著一個變革的時代，律所的透明度，組織上的管領力，良好的盈利性和穩健的外貿增長值成為一家律所在競爭中保持優勢地位的主要因素。

變化六：國際律所在中國：勢力縮減、挑戰加劇

就如世界基金組織（IMF）在2014年將中國列為世界排名第一的經濟大國所顯示出的信號一樣，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增長有深遠而持久的影響。毫無疑問，成為國際律所進軍的核心市場是非常重要的。在過去的18個月中，陸續有新的律所進入中國市場--美國的Alston & Bird，Curtis Mallet-Prevost Colt & Mosle, Duane Morris Selvam 和 Fenwick & West只是其中幾例。同時，Quinn Emanuel Urquhart & Sullivan為入駐上海市場展開了合并行動。

根據中國司法部最近發布的數據顯示，在2014年中國有170家外所共計225處辦公室（參見下面的圖表）。上海仍然是外資所最集中的流入地，這一點從它擁有124處辦公室就可以看出，而北京只有87處。這170家外所里有54家在北京和上海兩地擁有2處辦公室，115家在中國有1處辦公室。只有總部在巴黎的德尚律師事務所(DS Avocats)在北京、上海和廣州擁有三處辦事處。

美資律所是中國外資所中最大的構成部分，這87家美資所占170家外所的51%。歐洲大陸律所有31家進駐中國，排名第二。英資律所有19家排名第三。

然而，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對外資所打開國門以后，外資所辦公室的數量第一次縮減了。相比2013年有記錄的232家辦公室，到2014年已經減少到了178家。

這些數字中略有下降的部分是由于近年來全球兼并和某些跨國所的倒閉。例如，澳大利亞的Allens 與 legacy Mallesons Stephen Jaqueso兩家所都關閉了在中國的辦公室，就是因為這兩家所分別同Linklaters 和金杜達成聯盟進行合并。現在，defunctBingham McCutchen 的北京辦公室也在去年關閉。

然而，其他的一些外所決定退出中國，比如美國的Fried Frank Harris Shriver & Ja買粉絲bson 和Chadbourne Parke， 巴西的Duarte Garcia Caselli Guimar?es e Terra Advogados 以及瑞典的 Advokatfirman Vinge。

也有一些律所決定減少其在中國的“存在感”，英國的Stephenson Harwood 近期關閉了它在廣州的辦公室，轉而同廣州的偉途律師事務所聯盟，以便繼續在那兒服務他們的客戶。在關閉之前，該所是極少數在中國大陸設有三個辦公室的外所之一。

盡管中國市場越來越重要，但外國律師事務所在中國掙錢卻是公認的艱難。其中一個關鍵的原因是對其執業范圍的諸多限制。此外，外所往往沒有認識到他們可能面臨的文化上的水土不服，以及他們在英國或美國的大企業客戶可能不會自動追隨成為其在華客戶的現實。

所有的這些挑戰，再加上來自那些快速成長的頂級內所的激烈競爭，意味著跨國所不得不重新考慮他們在中國的策略，在一些地區裁員，在其他一些地區擴張，以及進行一般的調整，都是為了在這樣一個高度競爭的市場中更加精簡和更有利可圖。

盡管因為本國市場的利潤更高，一些跨國所已經完全撤出了中國市場，但越來越多的外所決定通過與國內所進行合作來解決這個問題。

英國一家從事保險業務的律師事務所 Kennedys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2015年1月，該所同一家主要從事保險業務的中國所安杰達成了合作協議，而沒有在大陸開設自己的辦公室。

今年四月份，意大利的一家律所 Gianni Origoni Grippo Cappelli & Partners 采取了相類似的方式，同中國的漢坤所組成正式的聯盟，而漢坤憑借其高營收已成為中國成長最快的內所。

一些進入中國市場已久的跨國所也都決定去聯系一個國內盟友，以便增強他們在中國市場的影響力。 Baker & McKenzie與上海自由貿易區的本地所奮迅組成的合資所就是很好的例證。

在更大規模上，Dentons與大成運用“瑞士法律下社團組織結構（a Swiss Verein model）”模式進行聯盟反映了類似的動機。Joe Andrew主席解釋說，相較于找一個“紅圈”合作伙伴，Dentons更想找個把國內的重點放在二線城市的大所。道理在于，這些所雖然沒有做到專注于國際業務，卻與國內的客戶保持著良好的關系，而這些客戶大部分立足于北京、上海之外，盡管迄今為止北京與上海是聚集著眾多跨國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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