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上海盛氏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盛靜生人物簡介)

商情況，在6——8月份，計劃舉行招商發布會、項目推介會、簽約儀式，其它活動視具體發展情況而定。活動具體策劃執行方案在確定后撰寫。

第八章招商費用預算及租金建議

一、招商費用

人員差旅費用、商家接待費用、宣傳費用——廣告及招商活動費用、招商人員提成。

招商總費用為年租金的10%，約為230萬左右。其中，招商人員提成4%，差旅招待2%，廣告公關禮品費4%。

二、租金建議方案

根據盛澤本地租金情況、目前項目周邊商業狀況并結合我們的市場定位，確定我們租金水平為中上水平左右。

第九章招商政策建議方案

一、付款方式：分小商鋪和大商家兩種情況

1、小商鋪：首付定金(三個月租金)，租賃合同簽定支付其余全部租金。

大商家：根據談判情況，由集團領導確定。

2、小商鋪半年一付，押一個月，下次付款須提前1個月支付。

二、“房租高開低收”

房租的高低直接影響到商家和我們雙方的利益，同時也體現特色街地段的價值和商鋪的檔次及品質，在啟動市場階段確定租金價位時，建議租金應高開低收即前三年租金訂到一個較高的水平，然后通過免租、免物業管理費等優惠政策，來調整與周邊租金的價格水平，滿三年后租金根據市場情況在確定三年后的市場租金價格。

關于如何寫招商方案

第一，我們為什么要招商?招商項目的根本價值在哪里?

第二，我們招商引資的優勢在哪里?為什么我們的項目最值得外商來投資?

盡管我國各省、市地方政府在對外招商書中，都包含有市場分析或預測的內容，但國內各地項目招商書中，有關市場的分析和預測，絕大部分是對市場籠統的靜態分析。往往還有一些招商書夸大對市場的形容，夸大未來的經濟效益，沒有經過系統的、嚴密的市場調查，缺乏完整的、科學的數據分析。投資者們對市場的分析和評估極為關注，因為市場分析是否準確，將直接影響到他們投資后的經濟效益和預期戰略目標。

第三，我們的招商引資項目是否經得住時間的考驗?

在今天的市場環境中，競爭異常的慘烈，科學技術成爆炸式的發展，各種產品及服務層出不窮，稍不留神，你的產品及服務即可能成為競爭中的淘汰者。這種例子，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美國，比比皆是。事實上，投資者非常注重投資的時效性，因此，我們在招商引資的進程中，特別是在我們的招商書里，必須對此做出客觀明確的分析及評估。這不單單是對投資者們負責任，對于我們招商者本身來講也大有裨益。

第四，我們要真正搞清楚中國及海外的資產及財務分析的方法及程序。

在我們的招商書及商務計劃書中，金融及財務分析是我們最薄弱的一塊。我們在金融及財務上的理解，往往與投資者所習慣的方式大相徑庭，我們常常看到海外投資者經常不斷要求中方出示這樣那樣的財務報表或有關的資料，中方也盡力而為了，但是，往往最終中方所提供的財務資料難以符合投資者的需求，從而導致雙方的合作終止。

故此，我們的建議是：我們要進行成功的招商引資，在操作過程之中，某些環節必須借助專業人士來完成。投資分析是專業性極強的領域，在這一方面，我們需要利用專業人士的專業知識，把我們的投資預期與財務安排描述得清清楚楚。需要強調的是，要運用專業的英文表達出投資者可以理解的信息。這里邊會牽扯到翻譯費用問題，但是這筆錢往往節省不得。

總而言之，招商引資本身就是一個復雜且極富專業性的系統工程。我們必須做到有計劃、有系統地利用各方的專業資源來配合我們完成招商引資的工作，這樣我們才能夠事半功倍，圓滿的完成招商引資。

最后，還要不厭其煩地強調一下，做招商書的時候一定要注意，不論多么美好的項目，外國人都喜歡你用數據來作論證，而不是我們習慣的用優美的文字來進行描述。正式的招商書上不要出現拼寫和語法錯誤，老外對這樣的低級錯誤特別反感。招商書其實也代表著我國的企業或者政府的一個形象，出現這樣的錯誤對我們來說，不僅僅是面子上過不去的事情。

以上就是小編今天的分享了，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

關于甲午戰爭的論文

一

發生在清光緒二十年（1894）的甲午戰爭被稱為第一次中日戰爭，是新興的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經過長期有計劃的準備，利用英俄對抗的機遇．設置圈套制造借口，對中國和朝鮮發動的一場侵略戰爭。自豐島海戰至占領田莊臺，僅八個月，日軍就占領了朝鮮全境和中國遼東、山東兩半島，全殲北洋艦隊，控制了制海權。至臺南失守，歷時一年零三個月。第一次中日戰爭，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以中國的失敗而告終。

甲午戰爭是中日兩國數千年關系史上的重大轉折。以此為起點，日本的侵華活動和局部戰爭持續不斷。1900年，日軍充當了鎮壓義和團運動的主力軍；1904年日俄戰爭后，日軍又重新占領了遼東半島；1914年日軍乘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機，出兵奪取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1927年和1928年，日軍又兩次出兵山東，制造“濟南慘案”，阻撓中國北伐。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更變本加厲，占領中國東北三省，先后進攻上海市、熱河省、長城沿線和冀東地區以及察哈爾和綏遠兩省。中國步步敗退國無寧日。盧溝橋事變又爆發了第二次中日戰爭，這決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日本一貫推行侵華政策的必然結果，是甲午第一次中日戰爭的繼續和擴大。

總知，日本的資本主義是以甲午戰爭為契機而迅速發展起來的。甲午戰爭使日本迅速走上軍國主義道路，成為遠東戰爭策源地。從此，日本侵略中國，中國被日本侵略的格局，在1945年日本戰敗之前一直沒有改變。中日甲午戰爭暴露了日本的無信和野蠻，殘忍和兇暴，貪婪和獸性。因此，要完整認識中日關系史，就應該尋根溯源，從甲午戰爭入手。甲午戰爭對中國社會發展的破壞，對中國歷史命運產生的嚴重影響，其后果決不可低估，切不可因為歲月的流失而談忘了這悲慘的過去。

然而，日本的靖國神社至今仍供奉著在甲午戰爭中的“光榮戰死者”13619名，以及侵臺作戰陣亡者1130名，合計14749名。他們中包括入侵東北戰死的近衛師團長北白川能久中將，入侵威海戰死的第十一旅團長大寺安純少將，入侵遼寧戰死的“總督府”參謀長福原豐功少將和入侵臺灣死去的第二旅團長山根信成少將等侵略頭子。他們和日本在二戰中的甲級戰犯一樣，長期受到日本國民的參拜，6次受到日本首相小泉的參拜，使人們清醒地認識到軍國主義陰魂在日本始終不散。

靖國神社不滅，軍國主義不亡。勿忘國恥，強我中華。

二

第一次中日戰爭即甲午戰爭時期，中國是有著四億人口的亞洲大國，日本只有三千萬人口，國土也只有中國的二十六分之一。雙方的兵力對比：海軍大體相等，但中國的艦齡向對老化；陸軍我強于敵，中國全體兵力共約63萬人，前線作戰兵力共約20萬人左右，還可陸續集結；日本共動員陸軍24萬人，除第四和第七師團尚未參戰外，基本上是傾巢而出，國內幾乎成了空城。經過一年多的作戰，日本耗費軍費兩億至兩億五千萬日元，超過了當年的全部國民收入，財力枯竭已無再戰之力。

中國進行的是正義的反侵略戰爭，主要戰場在中國本土，有人民的支援，后勤保障較方便，以逸待勞，有許多有利條件。國際輿論同情中國，日本在外交上，一直有列強干涉的壓力和危險。所以在開戰之初，多數國家判斷中國將獲勝。日本大本營也考慮過如果一旦戰敗，便退守保衛本土的“丙種作戰”方案。海軍軍令部長就因為對戰爭缺乏信心而被撤職。日本各界亦有人認為第一次中日戰爭，“確是天皇勢力的巨大冒險事業，是把初生的生命作為賭注的投機事業。”以上情況本應是中國可以抵御日本侵略的有利條件，但日本的投機和冒險卻獲得了成功。為什么日本能夠得逞？表現在戰場上的勝與敗，必須首先從政治上去找原因。這是腐敗而又守舊的清政府，長期積弱的必然結果，也是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變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必然結果。清政府在慈禧及頑固派的把持下，政治上維護腐朽的封建統治，經濟上不求發展，生活上揮金如土，對待西方的科學技術，基本上采取排斥和拒絕態度。

但是，實事求是地說，再甲午戰爭之前，自日軍侵犯臺灣吞并琉球后，中國朝野對海防建設是重視的。北洋艦隊的組建成軍，沿海重要港口的設防，綠營向練軍的轉化，軍火工業的發展，都有一定的成績，中法戰爭中陸軍的勝利，就是證明。但因為政治上的腐敗，必然會阻礙軍事上的發展。中國的軍事制度，一直沒有實行根本性的改革，沒有建立起全國統一的國防軍。北洋水師雖具有相當規模和戰斗力，因為慈褚挪用海軍經費修建三海和頤和園，結果使日本海軍后來居上，也喪失了優勢。

國勢的衰敗，使清朝官員對洋人的態度，也發生了“前倨后恭”的變化。國門初開時，藍服金發的西方人被視為異類，稱為“夷人”，至于“東洋小國”的“倭人”則更不在話下。1873年，各國駐北京的公使要求同治皇帝予以接見。清延提出覲見時需行“跪拜禮”，以示國威。各國公使偏不給面子予以拒絕，僵持了四十多天，經過往返交涉磋商，最后清廷終于允行“三鞠躬”禮，才結束了這場可笑的外交糾紛。可是至中法戰爭時，清政府競不顧國家尊嚴，委派英國人金登干“代表”中國政府，去巴黎與法國政府談判議和，創造了主權國家外交史上的奇聞。在中日戰爭結束時，美國人科士達和田貝的勸告，對中國的換約決定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腐敗的清政府已經從妄自尊大走向另一個極端，逐漸喪失了民族自尊心。

總之，已經腐敗而又陷于帝后黨爭的清王朝，在戰前喪失了改革自強的歷史機遇，守舊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甲午戰敗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三

一個多世紀前發生的甲午戰爭，是中日兩國政治、經濟、軍事的全面較量。僅就戰爭角度而言，掌握了解敵方情況，對于戰爭勝負往往起關鍵作用，這就是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甲午戰爭時期，日本政府為了實現侵華目標，用很大力氣開展間諜活動，曾經對戰爭進程發生過重大影響。當時，清朝一位名叫易俊的御史就曾沉痛的說：“兩國角爭，間不容發，有備者勝，無備者敗。知己知彼者勝，不知己知彼者敗。……倭之虛實，我國茫然，而我之一舉一動，有士大夫不知，而倭無不知者。”英國著名的諜報史專家查德·肯迪更明確的指出：甲午戰爭前，日本間諜大量搜集了情況，其中相當一部分為1884至1885年日華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戰前，日本在華主要間諜機構為漢口的樂善堂和上海的日清貿易研究所。這兩個間諜機關雖然在戰爭爆發之前相繼解散，但他們搜集的大量情報及培養的大批間諜，在甲午戰爭中起了重要作用。如偵察直隸海岸情況；選擇山東半島登陸點；偵察天津、上海的炮臺和機器局（兵工廠）；搜集渤海灣等地軍事情報；嚴密關注北洋艦隊動向等等。他們在寫給國內的報告中，根據已掌握的情報，敦促日本政府發動戰爭。如“可乘之機就在今日，拖延時日使彼穩固基礎，非為得策，故謂速戰有利。”等等。

戰時，日本間諜的活動更加猖獗，“凡我之動靜彼皆洞悉無遺，甚或暗中為之接應，為之向導，故彼攻擊調度每合機宜，我僅多受其制。”在豐島海戰，進攻遼東半島、威海衛等一系列軍事行動中，日本間諜都起了重要作用。如豐島海戰，是由間諜石川五一買通天津軍械局一書吏，從而獲得了高升號開船日期，并突襲成功；進攻遼東半島，是由間諜向野間一先行刺探，被捕后又用2塊銀元買通清兵松綁后逃脫返回，使得日軍一舉攻占金州；進攻威海衛是由日本8名間諜提前在“近村購食物并鴉片煙，與村民狎，得威海、成山兵防狀以去。”由此可見，甲午戰爭中，日本間諜的確成為軍事行動的先鋒。根據間諜提供的情報，日軍“盡知我軍情，先發以制我，致倭人招招領先，而我則處處落后。”不僅如此，日本間諜還為日軍私遞軍火，接濟米糧，并多次進行破壞活動。如上海吳淞口5萬斤之巨熗毀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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