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上海譽庚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中國有名的白酒有哪些？)

票號走上了畸形的繁榮之路。

“‘阜康’倒了，胡雪巖完蛋了”的消息傳到晉中，山西票商大多額手加慶，欣喜異常。他們慶幸壓在自己身上的大山被推動了，山西票號今后可以獨占全國了。他們仿佛看到了燦爛的輝煌前景，正在向他們招手。

但他們沒料到，“阜康”票號的倒臺，也加速了山西票號垮臺的進程。阜康虧損了八千萬銀兩，立即在京城掀起了一股搶兌現銀的風潮，山西票號在這股強大的風潮之中飄搖不定。

二十年后，維系晉幫及其榮譽的山西票商們終于退出了歷史舞臺。

6政府政策編輯

政府勢力與信用力量的博弈

官款匯兌到禁止到開放，一方面確實存在票號對官僚與政府當局的公關利益輸出等外部因素。但從內因看，歸根到底還是因為不斷完善、提升的票號金融服務與票號水平滿足了官僚與政府的需要。而政府與官僚對票號的倚重，又提升了票號的信譽水平與品牌實力。如1862年票號匯兌官款的首次開禁，就是由于捻軍由安徽進入河南活動，截斷了南北大路，廣州百萬兩京餉無法上解，“部庫存款無多”的窘局給逼出來的，戶部最后不得已上奏皇帝，責令兩廣總督“設法辦理，或繞道行走，或由商人匯兌，或由輪船運津轉解，總期妥速解到，以應要需”，最終選擇了“令票號匯京交庫”的捷徑。而慈禧在西逃途中，票號在發揮自身獨有的匯兌功能，為各省匯兌資助太后西巡款項，也為宮廷解了燃眉之急，讓宮廷內外耳目一新，贏得清政府的贊許與業務準入政策，創造出業務的極盛與品牌的輝煌。

另一方面，在官款匯兌中，先后出現過三次大的禁匯風波，而始終禁而不絕，禁而復發，票號穿透專制制度以及人為的約束，在法令禁絕、政策圍堵中前行，也顯示了票號內在的信用與品牌力量。如廣東省和粵海關、浙江省和浙海關等一些省關之所以長期堅持要交票號匯兌，一個決定性的因素是財政拮據，稅收短絀，支大于收，財政虧空。要按限期上解款項，就必須向票號借墊，如果停止匯兌，票號不予墊解，就不能按限期上解京餉。票號的匯兌中實際內含了墊付與放款功能，票號符合銀行業內在規律的信用保障與創造功能適應了清朝政府與社會的需求，是官款匯兌禁而不止的內在動力。

從服務商業到服務財政的異化

早在咸豐皇帝為籌措鎮壓太平天國經費而大開賣官捐納時，票號就已經開始與捐官者和賣官者建立了聯系，成為政府籌餉機關，與官僚、政府結下不解之緣。1901年票號支墊并匯解慈禧太后西逃所需經費后，更受政府青睞，未待慈禧回鑾，順天府和都察院就咨會山西巡撫催票號返京復業，并進而承攬了各地庚子賠款的收解匯兌業務，還負責劃解外商匯豐銀行。各地分攤的賠款在不能按時上解時，就請票號墊匯。交票號承匯公款的省關驟然增加23個，達到39個之多。18941911年票號承匯公款141864475兩，并且主要是匯往上海的外國銀行，票號從中獲得巨利。

票號原本是中國商品經濟的產物，是從商業資本中分離出來的為商品經濟服務的，但隨著與官府的業務聯系與關系密切，票號將自己的注意力逐漸從為國內工商業服務轉向通過結納權貴，維系它在封建政府中的地位。一味結交官宦，倚重官府，逐漸把它的業務重心轉向對政府的匯兌、借貸、存款和代理業務，成為政府的財政支柱，與商品流通的關系漸行漸遠，普通商人和百姓的小宗業務不看在眼里，以至還有非500兩以上不辦的匯額限定。

信用貨幣時代的政府監管之道

在票號發生、發展、衰退的兩個世紀間，隨著工商業與國內、國際貿易的發展，匯票、銀票、紙幣等金融工具大量創立，貨幣形態已經發展到代用貨幣或準信用貨幣時代，并愈來愈成為一種量化的計量符號和價值符號，成為需要以國家與銀行信用為基礎、以法律為保障的信用貨幣。銀行也日益成為社會經濟的核心，影響著一個國家與地區的政治經濟命脈，所以，政府對票號等銀行機構的法制監管日益成為必要。清末政府推出的《銀行通行則例》、《通用銀票暫行章程》與銀錢行號抽查章程等法規、政策，是順應歷史發展需要、符合銀行信用規律的，它使中國的信用與銀行制度進入了一個法制化、規范化、現代化的新時期，為中國現代銀行信用的建立與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1]

7影響力編輯

有著110年歷史的票號，標志著本土傳統銀行機構的信用建設水平與品牌實力，在票號改革家李宏齡眼中，票號“分莊遍于通國，名譽著于全球—中國商業之盛，莫盛于西幫票商。”李宏齡也看到了信用制度的歷史趨勢與現代銀行的發展方向，他的責任與理想，就是要憑借“晉之信用，票號之殷實”，運用好票號尚在的信用與品牌資產，改革信用制度，以“巨本立一絕大銀行”，達到“運動全體，抵制外幫”的目的。然而，在清末與民初的政府監管下，票號終于沒有成功轉型、步入新途，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討。除了票號東掌、經理的思想矛盾、意見分歧等是票號改革失敗的內因外，作為政府在監管的同時是否有對事關國計民生的銀行機構施以救助之責？政府在票號這一具有悠久歷史、豐富品牌資產的傳統金融機構向現代銀行的轉型中應該發揮什么作用？這都給了我們廣袤的想象空間[1]

8理念領先編輯

理念領先華爾街的山西票號

山西商人領導百年前金融改革

1823年，著名的票號“日升昌”誕生在山西平遙縣城。經過幾年的經營，日升昌票號在專營匯兌、存放款業務中獲得了巨大利潤。據說從道光到同治50余年的時間內，財東李氏從日升昌票號的分紅竟超過200萬兩白銀。受日升昌票號成功的鼓舞，山西商人紛紛設立或改營票號，極大地促進了當時商業貿易的發展。在此后將近一個世紀里，山西票號基本壟斷了當時清朝的匯兌業務。1893至1910年間，山西票號達到了鼎盛時期，許多票號每股紅利都能分到近2萬兩白銀，其分支機構也遍及國內外，營業領域非常廣泛，并由此獲得了“匯通天下”的美譽。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山西票號雖然帶有家族色彩，但其經營方式和管理已相當現代化，其中有些金融理念，百年后才在西方的華爾街出現。

在山西商人從事對外貿易的過程中，票號無疑起了巨大作用。可以說，山西票號是我國最早進入國際金融市場，并把分支機構直接設在國外的金融機構。它們還通過在國內各大商埠如廣州、上海等地設立分支機構，直接為從事進出口貿易的中外商人提供金融匯兌服務，大大促進了國內外貿易的發展。

9衰落編輯

經濟危機和政治動亂

19世紀70年代，由于外商壓價，絲茶發生危機，華商虧損倒閉，在蘇州、漢口的票號倒帳數十萬，倒帳，意味虧損或虧空，一旦發生擠兌，就必然會因放款收不回來而倒閉。胡雪巖經營的“阜康”票號就是因為經營絲業受洋商欺騙而產生虧損，最后倒閉的。全國性的信用危機波及整個金融業。20世紀初，以經營豆油生產和出口為主的營口“東盛和”五聯號商行倒閉，虧歉外商銀行、戶部銀行、票號爐房 500多萬兩，其中票號200萬兩。外商銀行、戶部銀行是抵押放款，又各有特權，它們借出的款幾乎全部收回；票號是信用放款，雖同是債權團組成人員，然而收回連一半都不到。“東盛和”之后，又發生上海的橡皮風潮。在這次風潮中，“源豐潤”、“義善源”票號相繼倒閉，虧歉公私款項數百萬，又一次引起票號業的信用危機。清末前，票號倒帳損失之所以嚴重，就其經營方式說，致命的弱點，是它只做信用放款，而不做抵押放款。大量放款沒有任何物資作保證，在經濟危機和政治動亂中，收不回貸款的風險是極大的。

許多商號商行因為經營不善出現倒閉，往往連帶將放款給它們的票號也一并拖垮。每次經濟危機一來，就有許多票號因擠兌而又無款支付而倒閉。

遇到了強大的競爭對手

清末前，雖有中國通商銀行、浙江興業、四明等十幾家商業銀行的成立，對山西票號都構成了競爭威脅，但構成票號競爭主要對手的，則是官商合辦的戶部銀行、交通銀行和一些省辦的銀錢行號。因為戶部銀行（后改大清銀行）具有代理國庫、收存官款的職能和雄厚的資本，所以能夠左右市場。過去由票號收存和承匯的官款業務，幾乎全部被戶部銀行包攬而去；由于戶部銀行在金融業中具有壟斷和控制的作用，它對票號的經營有強大的影響。在市場競爭中戶部銀行要提高存款利率或降低放款利率，票號亦不能不跟隨進行，這種做法直接威脅著票號的生存。盡管如此，在清末以前，票號依然擁有相當大的勢力。隨著時間的推移，票號經營方式的落后性越來越突出，票號是經營存款、放款和匯兌的銀行業。作為銀行業，除自有資本外，它發展的規模，決定于存款開展狀況。存款多，放款就多；放款多，收入利息多，除支付存款利息外，利潤就多。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存款戶擠兌，因放款收不回來無法支付存款，那么貸款愈多就倒閉得愈快。加之金融利潤又大多歸于戶部銀行，票號所賺利潤日益減少。“船漏偏遇頂頭風”。山西票號終于在辛亥革命的戰亂中遭到致命的打擊。

辛亥革命中，許多商業都市，如漢口、成都、西安、太原、北京、天津等，都發生過戰爭。工商業和銀錢行號都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損失。北京是票號吸收款最多的城市，占其全部存款的30%。因而，山西票號擱淺倒閉，就從北京分號開始。戰爭和革命所帶來的經濟危機，使許多票號開始倒閉。在倒閉聲中，山西22家票號除大德通、大德恒、三晉源、大盛川等四家票號，因資本實力雄厚，拿出大量現款，應付辛亥壬子擠兌風潮，信用未失，繼續營業外，日升昌等十多家票號，因無力應付擠兌風潮而相繼倒閉。大德通、大德恒、三晉源、大盛川四家票號又延續了二三十年，最終還是逃不掉倒閉的命運。

從“富甲天下”到破家，晉幫在歷史舞臺上終于演完了這場人生悲喜劇。

陽光城集團的產業介紹

1996年，陽光城集團領導者以愛國僑商陳嘉庚先生為榜樣，以科教興國、反哺桑梓的赤子情懷將眼光投向教育事業，形成了從幼兒園、中小學到大學本科的全方位教育體系——完整的國際化學歷教育。

陽光國際幼兒園

陽光國際幼兒園由陽光城集團全資興辦，現有福新園、陽光園和倉山園，均位于福州市中心，設有小、中、大班和娃娃班，并實行日托和全托制。

幼兒園環境優美，交通便捷，園內設有電腦室、多媒體演播室、多功能廳、游泳池和大型玩具等設施，配套完整，師資優秀。

陽光國際學校

福州市首批A級民辦學校/福建省文明學校/福州市十佳建筑景觀

陽光國際學校是經福建省、福州市教委批準，由陽光城集團全資興辦的民辦學校。1997年9月8日正式開學。設有小學、初中、高中三個學部，教職工430人，在校生近3000人。

學校以“做成功的中國人”為校訓，堅持“全員育人、全程關愛、全面服務”，培養特長，注重實踐，鼓勵創新的辦學宗旨。截止2008年，陽光鴻志班高中畢業生參加高考連續八年100%上大學本科線，60%以上達重點大學錄取線。學校全體畢業生考上一本二本的比例多年居全市民辦學校第一，文理科總平均分名列全市同類校第一名，歷屆畢業生大批考取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等重點大學，連年獲得各級教育行政部門的表彰和獎勵。

學校從2007年開始接收西藏貧困農牧民子女，2008年又接收四川地震災區中小學生51名，為支持慈善事業、扶助弱勢群體、培養優秀人才做出了重大貢獻。

福州大學陽光學院

福州大學陽光學院建于2001年，是一所經國家教育部、福建省人民政府批準成立的獨立學校。

福州大學陽光學院集中了福州大學與陽光城集團在師資、教學管理和資金等方面的優勢，面向社會需求，致力于培養適應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需要的高級應用型專門人才。現有在校本科生7000多人，計劃建成萬人規模的民辦名牌本科大學。

陽光學院以教學改革為中心，不斷探索人才培養新模式，樹立民辦高校精品典范。

善斷的謀者，審視今朝，慮在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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