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中儲廣州糧食貿易有限公司(解放戰爭中的金融之戰。)

行收兌。與此同時，華北人民政府與東北人民政府在山海關建立了聯合辦事處，掛牌兌換華北、東北兩地的貨幣，實行通匯，以便利兩個地區之間的往來。

（2）按規定比價全部收回各解放區行的貨幣。為了消除一些人擔心各解放區發行的貨幣過了兌換期限會停兌作廢的疑慮，，中國人民銀行總經理南漢宸于1949年1月10日發表談話保證：“人民政府不但對人民銀行新幣負責，而且對一切解放區銀行過去發行的地方貨幣負責。將來我們收回地方貨幣的時候，一定按照現在所規定的比價收兌，兌到最后一張為止。”[4] 隨后，中國人民銀行對收兌各解放區貨幣的工作作了多次布置，并規定凡持有解放區貨幣者，在兌換期限以后仍可到人民銀行按規定原比價兌換。以后，人民政府不但對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解放區所發行的貨幣負責收回，而且對土地革命時期根據地銀行發行的貨幣、期票、公債也按合理的比價收回。

到新中國成立前夕，人民政府通過銀行業務、財政征收、貿易回籠等方式，陸續收回了關內各解放區發行的貨幣，華北、西北、華東和中南大部分地區的貨幣已經統一為人民幣，為新中國的貨幣統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收兌和肅清國民黨政權發行的貨幣

早在人民幣發行之前，各解放區即與國民黨政府發行的紙幣開展過有效的貨幣斗爭。在1947年夏秋轉入戰略反攻至1948年11月沈陽解放前這段時間，解放區的對敵貨幣斗爭主要表現為排擠蔣幣，即限期禁止蔣幣流通，同時組織力量將蔣幣推向國民黨統治區換回物資。

1949年1月平、津解放以后，對蔣幣則以兌換為主，排擠為輔。1949年1月1日天津解放后，市軍管會立于16日頒布通告，規定自即日起，金元券可以流通10天，在此期間按人民幣對金元券1：6的比價予以兌換。2月2日，北平軍管會也發布通告，規定自即日起金元券可以流通20天，在此限期內，人民群眾有拒用金元券及議定比價的自由。政府的收兌比價為1：10，但是勞動人民可以按1：3的優待比價每人兌換金元券500元。為了做好收兌工作，北平市人民銀行在市內設立了247處兌換點，組織了5000多人做收兌工作，結果僅用18天即順利完成了收兌工作，共收兌金元券8億多元。在兌換期內，人民政府準備了大批糧食、食油、煤炭等物資，源源不斷地運進天津、北平，使廣大人民可以用兌換到的人民幣購買生活必需品，不僅樹立了人民幣的信譽，也安定了人民的生活。在限期收兌金元券的同時，人民政府還采取了把金元券排擠出解放區的辦法。天津市人民政府規定，凡持有金元券10萬元以下者，可向人民銀行申請登記，開給金元券攜帶證，憑證可攜帶金元券到國統區；同時 放寬對進入解放區物資的限制，以鼓勵人民群眾把金元券運到國統區換回物資。

隨著金元券的迅速貶值，人民政府在新解放區也將兌換比價不斷調低，收兌期限也越來越短，一般不超過10天。4月23日南京解放后，兌換比價為1：2500，期限為10天；5月27日上海解放時，鑒于國民黨政府已土崩瓦解，人民政府遂采取了無限制無差別的收兌方針，規定人民幣與金元券的比價為1：10000，并在市內設立了369個兌換點，僅用7天即完成收兌工作，共收兌金元券36萬億元，占國民黨政府金元券發行總量的53%。

1949年7月，潰逃中的國民黨政府又在廣州、重慶發行“銀元券”，企圖最后一次利用紙幣劫掠大陸人民的財富。對此，中共中央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名義宣告，今后在新解放區，銀元券一律作廢，不再收兌；并號召國統區人民團結一致，拒用銀元券，從而加速了銀元券的崩潰。但是，在華南和西南解放以后，為了減輕人民的損失，人民政府還是限期收兌了銀元券。如重慶解放以后，軍管會宣布按人民幣100元兌換銀元券1元的比價收兌，僅10天即收兌完畢。共收兌銀元券1017萬元，折合人民幣101700萬元。[5]

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勝利渡江后，解放戰爭改變了過去先解放鄉村后占領城市的辦法，而是隨著人民解放軍的迅速推進，首先占領處于統治地位的城市。而此時的江南廣大農村，由于對國民黨政府的惡性通貨膨脹深惡痛絕，金元券、銀元券等紙幣基本被排斥，代之以銀元、銅元甚至以物易物。因此，江南解放以后，對農村來說，只是人民幣如何去占領的問題。

四、禁止金銀計價流通和私相買賣

1、金銀計價流通情況及原因。

建國以前，由于國民黨政府實行了惡性通貨膨脹政策，其發行的法幣、金元券等紙幣在解放戰爭后期信譽一落千丈，金、銀等硬通貨重新回到流通領域，尤其是銀元，由于過去曾廣泛流通、民間貯藏較多，遂重新成為市場上計價流通的主要貨幣，其需要量也越來越大。由于銀元自1948年以后逐漸成為主要流通手段，其價格也不斷上漲，速度往往超過一般商品。以上海為例：1949年1—5月批發物價上漲78307倍，而銀元則上漲了112971倍，黃金60682倍，美鈔80553倍。就全國看，銀元的價格是其本身價值的2至3倍，這在舊中國的歷史上是空前的。抗戰前一兩黃金可換110枚銀元，而1949年5月只換30至40枚銀元了。

1949年各大城市解放后，由于解放戰爭正在進行，人民政府的支出大于收入，人民幣也不得不實行逐漸膨脹的辦法，1949年4月底人民幣發行總量為607億元，7月底達到2800億元，11月達到20000億元，1950年2月底達到41000億元，3月份則達到49100億元，。雖然人民幣的流通范圍不斷擴大，但通貨膨脹仍然不可避免，從1949年1月到1950年2月（3月統一財經后物價即下降），全國13個大城市批發物價指數上漲91．11倍；天津1949年2月至1950年2月，面粉、小米、小麥、20支紗、白細布五種商品價格綜合上漲103．7倍。由于人民幣幣值不穩，加上舊中國造成的人民不信任紙幣的心理，人們仍然愿意使用和保存金銀等硬通貨。同時，國民黨政府的長期惡性通貨膨脹還造成了一個龐大的金融投機勢力，即當時所謂的“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據估計，1948年僅上海一地參與金融投機活動的人數就達50余萬（主要為買賣金銀，即俗稱“黃牛”和銀元販子），北平市的街頭，也到處都是銀元販子。各大城市解放之初，眾所周知，這些金融投機勢力仍很活躍。因此，人民幣的主要對手不是國民黨發行的貨幣，而是金銀美鈔，尤其是銀元。

2、禁止金銀計價流通，嚴厲打擊銀元投機活動。

為了有效制止金融投機，使人民幣盡快驅逐金銀，占領市場，同時又不至引起人民幣過量發行，人民政府采取了禁止金銀流通和低價兌換的凍結政策。

為了制止金融投機，穩定物價，各地人民政府在頒布禁止金銀計價流通私相買賣的法令后，即組織行政力量和人民群眾嚴厲查緝金銀投機活動。 1949年3月4日，北平市軍管會查輯銀元黑市，在3天內拘捕銀元販子380人。而人民幣與銀元的最大較量則發生在江南解放以后的華東地區。早在人民解放軍渡江以前，以南京、上海、杭州為重心的華東地區已經成為銀元的天下，金元券事實上成為銀元的輔幣。江南解放以后，金元券“不打自倒”，而盤踞市場已久的銀元則成為人民幣的主要敵人。

1949年6月初，江蘇、浙江城市以上海為為中心，金融投機分子掀起銀元漲風。上海的投機分子以證券大樓為大本營，利用電話網與全市各個據點進行聯絡，報喊行情，哄抬價格，從6月1日至10日的10天內將銀元價格抬高了兩倍，從而帶動了物價的上漲。在這種情況下，根據中共中央“關于打擊銀元使人民幣占領市場陣地的指示”，上海市人民政府經過周密調查和部署，于6月10日頒布《華東區金銀管理暫行辦法》，同時立即行動，在投機分子集中活動的高峰時刻，一舉查封了證券大樓，緝獲現行投機分子1000余人，拘捕其中情節嚴重的200余人，對其他的投機據點也一并取締。在此前后，人民政府還廣泛開展宣傳教育，發動人民群眾聲討銀元投機，堅決拒用銀元，取締了街頭巷尾的銀元黑市交易。終于使人民幣完全占領了市場。隨后，南京、武漢、杭州等其他大城市也開展了打擊銀元的斗爭，并取得勝利。同年12月5日，廣州市人民政府組織了2000余人，對地下錢莊和炒賣金銀、外幣攤檔（當地稱其為“剃刀門楣”）集中的地段進行了大清查，查獲地下錢莊170家、“剃刀門楣”498個，對1016個投機分子分別給予懲處或教育釋放。

在解決取締銀元買賣和嚴禁金銀計價流通的同時，各地人民政府還采取了由人民銀行掛牌收兌金銀的辦法。由于社會上金銀較多，為了不致因兌換而大量增加市場上的人民幣，加劇通貨膨脹，人民政府實行了低價凍結政策（西南地區解放以后，由于該區銀子較多而人民政府掌握的物資不夠多，為避免沖擊市場，索性暫時不予收兌金銀），即人民銀行的兌換牌價較大幅度低于黑市價格，從而使富人不愿將手中的金銀去兌換人民幣而愿意保存起來。但是這種低價也不是低到不合理的程度，同時也考慮到兌換者的利益，隨著物價上漲，幾次調高兌換牌價。到1949年底，上海收兌銀元108萬多枚，北京收兌22萬多枚。1950年3月物價趨于穩定以后，國家適當提高了金銀兌換比價，加上人民幣幣值穩定，國家收兌的金銀數量大增。以廣東省為例，1950年一年共收兌黃金745．5萬兩（其中下半年收兌的占71．1%），銀元101．2萬枚（其中下半年收兌的占73．7%），純銀5323．6萬兩（其中下半年收兌的占98．2%）。[6]

3、促使人民幣下鄉，占領農村市場。

由于國民黨政府實行劇烈通貨膨脹政策，紙幣迅速貶值，農村的抵制辦法就是拒用紙幣，在市場交換中使用銀元等硬通貨或者實行以物易物，糧食和布匹在許多地區成為交換的一般等價物。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渡江以前，解放戰爭是先解放鄉村并包圍城市，然后再解放城市。因此，在金融和貿易方面，人民幣就先在鄉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人民幣占領市場、恢復城鄉交流，都是比較容易的。渡江以后，情況則不同了，由于我們是先占城市，后占鄉村，而城鄉均是銀元市場，鄉村非但不能幫助城市推行人民幣，而且本身人民幣的推行也十分困難。即使在北方的老解放區，由于人民幣也在貶值，鄉村中的實物交換所占比重也較大。如果說在城市解放后，人民政府是用行政手段快速有效地禁止了金銀流通，使人民幣迅速占領了市場；那么對于幅員廣大的新區農村來說，以經濟手段為主使人民幣占領并擴大市場則是最佳選擇，因為行政命令為主不僅實施成本過高，而且會導致實物交換比重的增加。經濟手段的有效實施是以人民幣幣值基本穩定為前提條件的，因此，人民政府采取的促使人民幣下鄉措施和人民幣真正深入廣大農村、占領農村市場，則是在1950年3月統一財經之后。政府促使人民幣下鄉的經濟措施主要有以下三種：一是稅收，即政府在鄉村征收的各種稅費，除公糧外，一律征收人民幣，以促使人民幣的流通；二是通過農貸和押匯（埠際押匯和進出口押匯），使人民幣深入農村；三是通過大力開展城鄉物資交流，即鼓勵工業品下鄉和大量收購農副產品，使人民幣取代銀元和實物交換，占領農村市場。經過1950至1951年的上述財政、金融、貿易三大經濟手段的促進，銀元基本退出市場，以物易物的比重也大為縮 小，人民幣終于深入到農村。據個別調查，1950年3月統一財經以前，人民幣尚未占領新解放區農村，老解放區農村的流通量也很有限；而到1952年底據人民銀行總行估算，農民持有的人民幣已達11萬億元，占當時人民幣流通總量的40．4%。[7]

4、對少數民族地區實行耐心等待、穩步前進的政策。對于少數民族地區，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則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充分照顧到少數民族的利益和習慣。

1950年，西北、西南都曾決定在少數民族地區，應照顧少數民族群眾長期形成的心理和習慣，暫準行使銀元，待條件具備后再逐步用人民幣收兌。例如同年8月西北軍政委員會制定的“管理銀元辦法”（經中財委批準）即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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