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下列屬于海外華人作家的是(海外華文名作家)

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在澳門本土甚至找不到一分公開出售的文學雜志和純粹的文學副刊，更找不到一家愿意接受文學作品付梓殺青的出版社” [5]，所以，許多澳門作家在數十年間不得不將文稿投寄、發表于香港的一些文藝刊物上，進而形成了澳門文學史上一個特殊的文學現象——“離岸文學”及“離岸作家”（即指移居香港或海外但仍與澳門保持密切聯系的作家）。“離岸文學”由于作家身份、創作經歷等自然可以毫無爭議的被納入到“澳門文學”的范疇之內，但值得注意的是，判定“離岸文學”為“澳門文學”過程中所持的標準其實已再次觸及厘定“澳門文學”概念過程中潛在的原則問題。

通過以上分析，不難看出：關于“澳門文學”概念的各種說法，首先應當歸功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澳門文學研究的自覺展開，然而，展開后的“澳門文學”及其相關概念往往由于研究者立場、視野的差異，而使概念問題本身更加復雜化了。作為一個專有名詞，“澳門文學”在觀念與實踐上存在的差異，一方面深刻反映了澳門文化歷史的曲折性，一方面則反映了人文學科命名的隱蔽邏輯，“人文學科所面對的研究對象往往不是通過定量化與邏輯化可以被完全界定的，人文學科中的命名也往往不能使所命名者變得簡單明了。實際情況是，可能將被命名者所具有的全部復雜性呈現無遺，從而使研究者在問題的質疑與追索中進入人性與思想的幽深地帶。”[6]而從學術史與方法論的角度上看，“澳門文學”概念的界定及其在不同區域、背景下呈現出來的差異，又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馬克斯·韋伯在《社會科學方法論》中所言的觀念作為時代組成成分而具有的文化標識意義的看法。1999年回歸之后的“澳門文學”概念與此前同一概念（特別是1987年《中葡聯合聲明》的簽署至1999年澳門回歸之前的“過渡期”）之間的某些差異，其實已說明語境及觀念的變化會為概念賦予新的內涵和生產的特性，上述現象在很大程度上說明，對于澳門這一特殊區域文學的命名，或許只有采取動態、發展的眼光，才能適時而有效的加以把握。

 

三、厘定及走向

 

即使籠統而言，“澳門文學”概念的確立也至少應堅持中國文學的背景，自身的時代性與現實性，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三方面原則。其中，澳門文學與中華民族文化一脈相承、是中國文學的組成部分，擁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深遠的歷史，無疑是確立“澳門文學”概念的基礎，這一原則在具體展開的過程中必然使漢語寫作和中國作家占據主流。與中國文學的背景相比，澳門文學的時代性與現實性其實是一個涉及“本土性”與“當代性”的話題。“澳門文學”之所以在20世紀視野中存有“澳門華文文學”、“土生文學”的概念，歸根結底是由澳門文學的時代性特點決定的。與此同時，對“澳門文學”概念的確認也必須立足于澳門本土的實際。作為東西方文化的交匯之所，澳門文學歷來存在著“根生”文學/“植入”文學、“本土”文學/“客居”文學之間的二元關系，這樣的現實使“澳門文學”在具體指涉上常常存有顧此失彼、似是而非的傾向。因此，最終從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角度確認澳門文學的概念就成為一種“必然的邏輯”。

對于在確定“澳門文學”范疇過程中的一些可能產生爭議的現象，比如：英國20世紀著名詩人奧登來到澳門旅游，寫過反映澳門社會現實的詩；聞一多的《七子之歌》、郭沫若的《鳳凰花》等，在一些學者看來，它們雖會在澳門文學史的書寫上留下燦爛的一筆甚至產生非同一般的影響，但卻并不屬于“澳門文學”的范疇（筆者也持這樣的看法）。正如作家地位、創作主題并不是確認某一區域文學概念的決定性因素，“澳門文學”概念的確立應當是作家身份、語言使用、文化記憶以及作品數量等諸多因素綜合考量的結果。它應當有“寬容”的底線，但又要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則。在這方面，內地學者楊匡漢在“澳門文學是在離岸的領地里迎著風濤生長的文學，是以中華民族為血脈、以漢語作載體，以東西方文化融匯見長，既母性又有多重聲音的新文學”的前提下，提出的“寬容的原則”，即“（一）在澳門生長或在外地生而在澳門長并堅持文學創作者；（二）在外地生長而后定居澳門從事文學創作者；（三）居住澳門時間較長，從事創作且有影響性作品問世，如今離開澳門的作家；（四）土生葡人以漢語或葡語寫作，以反映澳門地區的生活與情感為內容的作家作品；（五）羈旅澳門，書寫于澳門，且以澳門為話題的作家作品。”④無疑是值得我們思考的。當然，如澳門青年學者呂志鵬在其博士學位論文中以“亞澳門文學”的概念，來考察那些在“澳門文學”之外但又具有對照價值的文本，從而實現了一種概念分層的策略，也不失為一種解決具體問題的方法。[7]

事實上，結合張劍樺的論文《澳門文學源流與涵義的辨析》及其在文中對劉登翰《澳門文學概觀》、饒芃子《邊緣的解讀——澳門文學論稿》等著述觀點的認可，我們不難發現從90年代后期到“回歸”后“澳門文學”在概念考察過程中的某些特點。所謂“界定‘澳門文學’的涵義，在總體方法論上我們主張：宜籠統不宜苛細，宜寬泛不宜狹窄，宜開放不宜封閉。當然，也不能漫無邊際地‘籠統’、‘寬泛’和‘開放’，等到澳門文學資源得到充分的開發，等到澳門文學研究達到一定的廣度和深度，再對‘澳門文學’涵義作出符合學理的、比較嚴格的、相對科學的界定”⑤的觀點，其實已表明“澳門文學”概念的確定需要一種發展、變化的眼光，需要不斷以“歷史化”的方式見證澳門文學歷史的獨特性和階段性，而渴望確立一種絕對權威、廣泛認同的概念并不符合澳門文學的實際。當然，從“回歸”的視野看待“澳門文學”，由于文學新起點的確立、文化環境的改善以及歷史的自然延伸，“澳門文學”在認知過程中越來越呈現出以“澳門作家身份”、“漢語寫作”、“創作實績”等角度來理解的“時代性”特征。這種趨勢充分反映了在新的歷史語境下，澳門文化界已開始著手通過文學實績的累積緩解“澳門文學”及其文化形象的焦慮，而近年來在澳門基金會資助下“澳門研究叢書”（12卷）、朱壽桐主編的《澳門新移民文學與文化散論》、呂志鵬的《澳門中文新詩發展史研究（1938—2008）》等在北京出版，以及在澳門特區文化局資助下一批由內地聯合展開的項目，更可以作為回歸后澳門文化界努力建構“澳門文學”新形象的例證。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澳門文學”的概念會在時間增長的過程中達到一種觀念上的“自足”，而此前曾經為確立“澳門文學”概念而進行的努力和實踐的意義和價值，也正在于此！

 

作者附識：本文的撰寫，得益于暨南大學王列耀教授主持、龍揚志博士后參與的澳門特區文化局資助課題“近十年澳門報紙副刊研究”及相關資料的提供、啟發，特此說明。

 

注釋：

①兩篇文章分別發表及收錄于《澳門日報》“鏡海”，1991年12月18日；余振編：《澳門：超越九九》，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1993年版；其中，后者又以《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門華文文學活動》為題，發表于《學術研究》，1995年6期；后又以本文題目收錄于李觀鼎主編：《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文學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

②見鄭煒明的《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門華文文學》，李觀鼎主編：《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文學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

④楊匡漢：《山麓分手，又在高峰匯聚——在澳門筆會的講演》，是作者于1996年10月澳門筆會上的一次講演，曾分為上下兩篇刊載于《澳門日報》1996年11月20日、27日。后收錄于《時空的共享》，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⑤張劍樺：《澳門文學源流與涵義的辨析》，《廣西師范大學學報》，2009年6期，后收于李觀鼎主編：《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文學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

 

參考文獻：

[1]張志和：《澳門文學的百花向我們招手》，《澳門日報》“鏡海”，1986年1月29日。

[2]韓牧：《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澳門日報》“鏡海”，1984年4月12日。

[3]汪春：《論澳門土生文學及其文化價值》，李觀鼎主編：《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文學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163頁。

[4]饒芃子、費勇：《文學的澳門與澳門的文學》，《文學評論》，1999年6期。

[5]錢虹：《從依附“離岸”到包容與審美——關于20世紀臺港澳文學中澳門文學的研究述評》，《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4年1期。

[6]饒芃子、費勇：《海外華文文學的命名意義》，《文學評論》，1996年1期。

[7]呂志鵬：《澳門中文新詩發展史研究（1938-200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31—33頁。  

 張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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