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中國最早進出口貿易公司(中國現在排名前5的國際進出口貿易公司，是哪幾家？希望有詳細的資料來證明)

封建權貴資本體系支配下的朝貢貿易是一種內聚型體制，以強化中心區政治經濟地位為重心，以“德治”來維系等級秩序，以守成為重任，以歸化為職守。中國經濟的自給自足性和國內市場的廣闊，使中國可以不依賴于海外市場；文化傳統上的華夷觀，妨礙了海權觀念的形成；而北方邊防的長期威脅，制約著明清政府對于海防的建設，迫使他們本能地通過閉關政策來進行自我保護。與此相對應，歐洲民族國家盡管保持著政治意義上的主權獨立與平等，但實際上存在于一個由英國占支配地位的西方世界體系中，在激烈的競爭和頻繁的戰爭中勝出的英國，以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為后盾推行貿易“自由主義”而追求機械化的商業運輸和生產體系在全球的擴張。不僅如此，在近代商業資本支配下的英國在歐洲主導和維護這一力量均衡，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制造了一種樣板效應，即英國行使主導權（如海上貿易保護）是為了實現普遍的利益[14]57、66-71。英國在“自由貿易”的大旗下，牢牢控制著全球近1/3的貿易，將大多數國家拉入英國主導的貿易網，這一體系成為各國資本投向和獲取財富的唯一路徑。這種話語霸權下的“普遍利益”越是被各國所堅信，英國對這一體系的控制就越容易，代價也越低。

二、“自由貿易”的沖擊與朝貢體系的解體

一個國家在世界市場的地位，成為該國在國際體系中地位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在鴉片戰爭前夕，非對稱“世界體系”中兩個中心國家的海外貿易活動呈現顯著的差異。重商主義者托馬斯·孟不但提出對外貿易是“財富的準則”，且進一步指出“遠處的貿易對于本國是最有利的”。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進一步為英國的海外擴張和推行所謂的“自由貿易”提供了理論依據。歷經“光榮革命”和產業革命的英國，由“商業上的霸權造成了工業上優勢”，最終于18世紀末出現的強力機械裝置，在世界經濟史上劃出了一個時代，即原先各個相互分離的區域性市場逐漸連接成全球性市場，“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在機器大工業這一代表生產力發展方向的生產體制誕生以來，對世界歷史進程產生了至少三方面的深刻影響：一是適應機器大工業生產需求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包括銀行金融體制、市場規則等，逐漸鞏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主導地位。二是生產實踐活動的外延擴展突破了民族國家的疆界，越來越多的區域性生產實踐活動被納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世界性的生產體系之中，“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三是世界歷史的時代，主要體現在世界交往的普遍發展基礎上的勞動方式的改變。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農本經濟即使是發展到“康乾盛世”這一巔峰，依然無法容納生產力的要求；與自給自足的農本經濟相適應的朝貢貿易體系，在生產力突飛猛進和世界市場面前，自然無力阻擋打著“自由貿易”旗號的堅船利炮的沖擊。作為世界歷史的一個縮影，東亞朝貢貿易體系的解體無疑是勞動方式變革的必然結果。

從制度變遷的角度看，東亞的朝貢體系有其自然的漸進式變遷的邏輯和進程。長期以來，朝貢貿易體系一直是維系“中國世界秩序”的關鍵和連接東亞各國政治經濟關系的紐帶。濱下武志甚至提出，東亞沿海地區以朝貢體系為核心的“具有多樣性卻又整合得很好的經濟商業圈”，“即使在歐洲國家殖民統治達到頂峰的時候，它們也不得不尋求與東亞這個傳統朝貢貿易體系整合起來。”[9]13隨著朝貢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清政府影響力與控制力的式微，這一體系的內生性發展機制遭到破壞，鴉片貿易、鴉片戰爭則使得這一進程具有了強制性制度變遷的因素。正如彭慕蘭所言，鴉片戰爭既非來自海外的中國現代性的起點，亦非一個內生的現代性遭受挫折的關鍵時刻[19]序言6。

在明清之際海外通商基礎上，18世紀清王朝海外貿易得到進一步發展，其主要原因在于歐洲市場對中國商品需求激增。清政府曾實行過“時開時禁，以禁為主”的海外貿易政策②，但即使在禁海期間也沒有完全斷絕與外國的貿易往來。在整個18世紀，中國一直是世界上白銀的“最終的歸宿”。為擴大對中國商品的進口，西歐各國的東印度公司在18世紀前期繼續向中國輸入大量白銀；尤其是清朝“弛海禁”后的一個時期中，到達粵海關的東印度公司船只所載貨中，9/10是銀貨。乾隆年間，關稅收入已占清政府財政收入的1/10，特別是粵海關的稅收發展極快，自1783年以來，躍居戶部稅關之首，至嘉慶年間已相當于全國財政收入的1/4。同樣，自18世紀中葉始，英國東印度公司已逐漸將其在亞洲的貿易中心轉向中國，英國對華貿易在整個中西貿易中占絕對優勢地位，而中國在海外貿易中保持著順差。與此同時，私人貿易在政府主導控制貿易的情境下發展很快，貿易規模大大超出了清王朝的控制范圍。由此，朝貢貿易體系在外力的作用下實際上已開始遜位。

在制度建設方面，1685年清政府設立粵海關③，專司管理進出口貿易和關稅征繳。經過從官商到公行的演變，在清政府的嚴密控制下，廣州十三行只是封建權貴資本的一個具有公辦色彩的派出機構，規章制度建設滯后，組織體系較為松散。最為重要的因素在于，在農本經濟高度發達、封建專制高度集中的清王朝，商人、商業資本或資本主義萌芽的因素在統治階級中幾無話語權，封建權貴與商人、民眾在海外貿易方面的利益非但不一致，且存在著嚴重的限制和管制。誠如彭慕蘭所言，由于主要的亞洲帝國都不依賴商業稅收，它們從來不需要給商業財產以安全保證；中國政府沒有興趣為其臣民的海外掠奪提供直接的軍事和政治援助[19]183、190。而西方商業資本的代表，東印度公司式的合股公司的創立，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一步。作為商業組織，它們比以前的各類實體都更有效[11]89。東印度公司以資本為紐帶擴大和維護了歐洲國家的社會基礎，為其國家（王室）與民眾之間達成利益一致創造了條件。自18世紀60年代始，“東印度公司由一個商業強權變成了一個軍事的和擁有領土的強權。”[20]168在組織嚴密、實力雄厚的西方商業資本沖擊下，迂腐的中國封建權貴資本根本無法抵擋。以鴉片戰爭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為標志，朝貢體系逐步解體。

在朝貢體系的演變過程中，不能不提及鴉片貿易與鴉片戰爭。18世紀后期，英國每年從中國進口的茶葉多達1500萬磅。在英國人離不開這種飲品的同時，英國經濟也開始依賴茶葉，“提供了英國國庫總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和東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潤”[21]3。例如，1784年前的多數年份，英國財政部對茶葉征收的稅率高達100％以上。但茶葉消費的大眾化導致英國的白銀急速流出，1710-1759年間英國向中國支付了2600萬英鎊的白銀，而其出口所得僅為900萬英鎊[22]21。然而鴉片貿易的出現開始改變英國的財政困局。1773年，鴉片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帶來了3.9萬英鎊的利潤。20年后，每年向中國出售鴉片所獲利潤激增到25萬英鎊。英國依靠毒品開始扭轉中英貿易不平衡的狀態。在1806-1809年間，中國為鴉片支付了700萬兩白銀[22]23。1814-1838年，僅流至印度的白銀，每年從132萬余兩猛增至614萬兩。1833年，英國議會廢止了東印度公司在中國的壟斷特權。隨著所有商人都可以經營對華貿易，一年之內，出口到英國的茶葉翻了4倍，為平衡茶葉貿易而進行的鴉片貿易也急劇增長。1834年，1.8萬箱鴉片從印度運到中國，3年之后升至3萬箱。鴉片對中國社會造成的毀滅性影響怎么說都不過分，而鴉片戰爭“留下了西方幾個世紀以來以無恥的手段對待東方的永久的、令人難堪的象征”[22]26、序言2，英國標榜的“自由貿易”是以堅船利炮作為交易尺度的。正如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到底什么是自由貿易呢？這就是資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礙著資本自由發展的民族障礙，只不過是讓資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動罷了”，“任何時候只要我們仔細地研究一下英國的自由貿易的性質，我們大都會發現：它的‘自由’說到底就是壟斷”。

三、條約通商體制的形成

在國際體系中，國際機制是民族國家在國際互動中為維護和增進國家利益與安全，協調彼此關系而建立的各種規則和制度，而條約作為正式的國際協議對國家行為具有重要的制約作用，在安全、經濟和環境領域，條約成為廣泛的國際規制中的一個核心結構性元素。英國為避免因“軍事費用過大”，“帝國戰線太長”，“直到最后被完全拖垮”的窘境，通過國際條約來維持既有的國際秩序是重要的選擇。因此，鴉片戰爭期間，英國接受清政府的和談要求是體面的做法。

根據《中英南京條約》及隨后于1843年簽訂的細則性附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條約》，中國被迫開放貿易并按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原則建立通商口岸和租界，即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五個口岸開放通商。后為國內風起云涌的農民起義所迫，清政府面對英國、法國、美國領事聯合在各自租界征收關稅的事實，設立了海關總稅務司，并在各口岸的海關設立一個外國稅務司。這一海關體系的建立，為條約通商貿易體制提供了一種制度化的保證。

盡管條約是主權國家平等協商、相互妥協的產物，但仍然掩飾不了強勢國家的意志與利益，因為國家的實力（尤其是工業和軍事實力）是國家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實力弱的一方必然在國際上受制于強國。條約通商貿易體制的確立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國喪失了主權獨立，使中國的商品市場被納入由英國構建的西方世界經濟體系：在各口岸設立的外國稅務司，職位與中國的海關官員相同，但事實上掌握著更大的權力；原先的公行制度廢除后，各口岸一時洋行甚眾，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占據統治地位，它們通過支配和控制買辦階層來開展在華進出口貿易；在關稅征繳方面，英國進出口貨物應繳納的稅率須由雙方議定，即協定關稅。英國對華輸出商品的稅率，總體上“值百抽五”，其中棉花、棉紗、頭等和二等白洋布、本色洋布、斜紋布等平均稅分別定為5.56％、5.56％、6.95％、5.56％、5.56％、6.01％，只相當于鴉片戰爭前的中國自定稅率的1/4，這對于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的中國損害極大。由于英方不同意，清政府始終未能自主調整自己的海關稅率。更為嚴重的是，英國等列強還享受較大的治外法權，各通商口岸皆準許英國派軍艦一艘駐守，保護英商對華貿易，此后更發展為在許多中國口岸設立租界。五個口岸城市均地處東南沿海，為清朝內外交通的要道，且多為歷史文化名城，商賈繁昌，是自古兵家必爭之地，控制這幾個戰略要點不僅能夠在這些富庶區域開辟市場以獲取顯著的經濟收益，而且占據了能夠發揮自身強大的海軍優勢、從海洋進攻大陸腹地的軍事跳板；更深層次的影響還在于，這些口岸素有開放貿易的傳統，民眾也被認為更易“歸化”，在中西文化交匯中更易接受西方“自由貿易”等代表資本利益的價值觀念，更易將西方的市場交換規則移植至東方農本經濟的體系中，進而傳播并敦促東亞國家效仿“日不落帝國”樣板的輝煌與發展道路。有學者指出，國家層面的領導權，是一個支配國引領多個國家組成的體系向預期的共同利益方向發展，這導致支配國領導權和財富分配權的膨脹，從而大大降低了軍事征服成本。

英國在條約通商體制下獲得了驚人的利益，但這一利益主要通過鴉片貿易而取得。《南京條約》生效后，英國商品蜂擁至中國，對華出口總量和貨值陡然增長。1842年為96.9萬英鎊，此后連續增長至1845年的239.5萬英鎊[5]721-722。英國商人無視中國市場的實際需求而傾銷各種商品，甚至包括鋼琴和吃西餐用的刀叉，最終導致英國商品在華滯銷嚴重，對華出口從1846年起呈現連年下降的趨勢，同時由于江南大部分富庶地區尤其是長江下游的河運網為太平軍攻占，各口岸無法開展正常的國際貿易，1854年曾跌到100萬英鎊。而《南京條約》第4款規定“以洋銀六百萬圓償補”鴉片販子，相當于變相糾正禁煙銷煙的“過錯”，承認鴉片貿易的合法地位；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條約》明確規定了鴉片進口稅率及交易范圍，意味著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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