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中國的海外軍事行動與美國對比目的(閱讀材料并結合所學知識,說說美國一系列軍事行動的目的是什么)

劃所需要的大部分技術。這對前蘇聯外匯收入影響很大。前蘇聯由此損失了150至200億美元。里根政府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還秘密實施了一個“沙特行動”計劃，即通過設法使沙特阿拉伯增加石油產量的做法使國際市場上石油價格暴跌，從而使原油輸出大國前蘇聯的外匯收入銳減。中央情報局的一份秘密報告認為，每桶石油收入下跌1美元，前蘇聯每年會損失5至10億美元。同時，石油價格下跌也使一些中東國家因收入減少縮減了對前蘇聯武器的購買，從而減少了前蘇聯的軍售外匯收入。前蘇聯一位官員說：“石油價格的下跌是破壞性的，它使數百億美元一掃而空。”[10]外匯收入的銳減給前蘇聯經濟帶來嚴重困難，極大地影響了前蘇聯進口西方設備、工業材料和農產品，幾十個大型項目也因缺乏資金被迫停止。

三美國遏制戰略的實現條件：以經濟實力為依托，在外交上孤立前蘇聯的同時，迫使前蘇聯展開軍備競賽以拖垮其經濟，從而最終導致了前蘇聯的解體

國家之間的經濟實力對比變化決定著國際政治格局的發展趨勢。經濟實力如何變遷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冷戰結束的必然性和方式。美蘇對抗首先是建立在雙方軍事實力基礎上的，和歷史上大國的爭斗一樣，經濟實力卻是最終決定勝敗的因素，而不是核武器的多少和軍隊人數的多少。歷史上，經濟實力的強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美國處理國際關系的方式。冷戰時期，經濟實力對美國遏制前蘇聯戰略的影響一如前述，由于二戰巨額“戰爭紅利”的刺激，美國的經濟實力取得了質的飛躍，使得美國能以經濟援助為誘餌，拉攏住西歐盟國和“中間地帶”國家，維持了西方世界的團結，加大了對前蘇聯遏制的砝碼，并達到了在外交上孤立前蘇聯的目的。相反，作為前蘇聯盟友的東歐各國在冷戰時期經歷了一個從“香餑餑”到“經濟包袱”的過程。在經互會體制下，東歐各國成了前蘇聯進行不平等經濟關系的對象，這大大降低了其對東歐各國的吸引力，埋下了劇變的引子。

從冷戰因何終結的角度分析，可以說美蘇經濟實力的差距同樣是最終導致雙方不同結局的最重要的因素。美國依靠經濟實力挑起的軍備競賽使得前蘇聯經濟不堪重負，經濟的過度軍事化成了壓垮前蘇聯經濟的“稻草”。經濟上的困境是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根本動因，而這成了前蘇聯解體的先聲。可以說，前蘇聯從反面證明了經濟實力差距對前蘇聯解體的致命影響。在里根政府時期，美國國防部的五年計劃指令指出，要把國防建設作為對前蘇聯的“經濟和技術戰爭”的一種形式。星球大戰計劃就是這個戰略的一部分。美國學者施韋策認為，里根政府增強國防對前蘇聯經濟的影響完全是蓄意制造的。[10]二戰后，美國人均負擔軍費75美元，到1982年人均高達855美元，增加10倍之多。軍備競賽對美國經濟造成了嚴重的影響，但經濟上受傷害最大的應該說是前蘇聯。根據前《蘇聯統計年鑒》的資料，1987年，前蘇聯的國民總產值相當于美國的64%，人均國民收入為美國的57%；而按照《美國統計摘要》1990年第7期公布的數字，1987年前蘇聯的國民總產值僅相當于美國的54.3%，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美國的46.6%；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相關數字則為39.67%和34.06%。前蘇聯經濟學家博洛京在《論據與事實》1991年第26期發表的文章認為，1987年前蘇聯的GNP僅相當于美國的38%，人均僅為美國的30%。這些統計數字由于方法和政治傾向的影響，可能與實際情況會有出入，但前蘇聯經濟實力與美國有較大差距則是事實。由于經濟實力不足，軍備競賽對前蘇聯的社會經濟造成了嚴重的后果。為了在核武器上與美國大體保持平起平坐，并在化學武器和其他常規武器的數量上超過北約，前蘇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把12%至13%的國民生產總值直接用于國防(美國為6.5%)，國防開支占國家預算的比重為45%至50%(美國為25%至27%)，前蘇聯軍備開支水平估計為每年2500至3000億美元，接近美國同期的軍備開支。前蘇聯經濟變成了一種典型的備戰型經濟。經濟的過度軍事化大大妨礙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經濟發展的停滯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所形成的尖銳矛盾，成為后來前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一是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戰略作為美國外交傳統的延續，對經濟和商業利益的追求和維護是其重要目標。美國傳統的門戶開放政策與戰后前蘇聯保護勢力范圍的原則，是兩種完全對立的思想和理論體系，在實踐上則是國家利益沖突的重要根源。歷史地看，這兩大原則的對立不僅推動了冷戰的到來，而且是冷戰的原動力，是冷戰最為本質的東西。二是經濟手段作為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戰略的重要工具，對美國而言，既保持了其政策的靈活性，又成為了遏制前蘇聯的有效工具，客觀上也對國際政治關系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成為歐洲和亞太地區和平的重要因素，但對前蘇聯而言，則是災難性的。三是經濟實力是國家對外戰略的基礎。沒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作為后盾，外交和軍事戰略再高明也逃脫不了失敗的命運。歷史已經證明，資本主義通過戰爭并不能消滅和壓倒社會主義，相反，大戰之后的社會主義得到了更大的發展，二戰就是很明顯的例證。歷史的教訓，促使西方改變戰略，在保持強大軍事壓力的同時，越來越重視自身經濟實力的增長，試圖以經濟和科技的優勢遏制、拖垮社會主義國家，從而達到“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制度的戰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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