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中國對外貿易規模的超常規增長會有哪些影響(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哪些問題？)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業化進程分不開的。

目前，我國的城市化進程正處在一個轉折點，對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評估，將影響到我國的城市發展政策。

1.關于我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爭論

我國改革開放的初期，城市化落后于工業化是大家的共識。實踐表明，城市化的快速進展，解決了城市化落后于工業化的問題。

在城市化問題的研究中，關于城市化與工業化發展水平的探討始終是中心話題。Davis和Golden(1954)，Graves和Sexton(1979)，WDR(2000)通過收集并分析世界各國城市化進程的觀測值，得出隨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上升，世界各國城市化軌跡是一條被拉長的S型曲線，先是緩慢發展然后有一個快速發展階段最后趨于平緩。

Davis和Henderson(2003)指出不是所有的數據都支持“S型”關系。由于各個國家在統計口徑、經濟結構等各方面的差異，世界各國的城市化演進不會完全遵循統一的發展模式，以某些觀察值對城市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模擬不一定客觀。

對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是否協調的爭論是全球學術界普遍感興趣的問題，大多數國內外專家學者認為，相比其他國家類似的工業化發展階段，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滯后。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城市化起步晚，基礎差，但是改革開放30年間，中國一直在縮小和其他國家城市化的差距，例如 Ebanks和Cheng(1990)，Chan9和Brada(2006)。2000年以后，國內涌現出一批學者認為我國的城市化水平與工業化發展階段之間是協調發展的關系，例如安虎森和陳明(2005)，陳明星、陸大道和查良松(2009)。鄧宇鵬認為中國存在著“隱性超城市化”，認為應當將在鄉鎮企業就業和外出就業6個月以上的農村勞動力，再乘以平均每個勞動力需要分攤的人口1.75，作為隱性的城市人口，從而計算出1997年我國的隱性城市化率為30.4%，再加上政府統計的城市化率29.92%，實際城市化率為60.32%，這樣，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國就處于超城市化狀態。

我國的城市化是伴隨著工業化的不斷發展而出現，并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發展，是農村要素不斷轉化為城市要素和城市要素不斷向農村擴散的雙向互動的過程。建國到改革開放的初期，由于受傳統體制的約束，我國的城市化與工業化相互分離，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阻礙了工業化的發展。改革開放后，新型工業化的道路有力地促進了城市化的發展，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從20世紀90年代下半期開始，中國城市化滯后的現象正在逐步消失，城市化與工業化相互適應的關系正在逐步得到確立。本文通過建立經濟計量模型，總結世界各國和人口規模大國的城市化規律和經驗，作為衡量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客觀標準，探討中國城市化進程與工業化之間的關系。

2.計量研究方法

(1)指標選取

城市化率是城市化進程的代表性指標，普遍接受的衡量方法是城市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不同的國家對城市區域有不同的定義，因而世界各國城市化率沒有完全統一的標準，雖然聯合國提議各國統一將2萬人口聚居地定為設市標準，但是聯合國人口司也認為出現多樣化的定義是可取的(United Nations，2002)。因此我們在對比各國城市化率時要考慮不同國家對城市人口的差別化標準。

城市化是一個復雜的進程，有許多潛在的解釋變量影響城市化進程，除了人均收入以外，結構和非經濟因素也加速或延緩城市化進程(Henderson，2003。但是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代表的經濟發展水平，既能反映出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也是廣義上的工業化程度的標志。同時我們選取工業總產值占當年GDP的比重作為工業化水平的直接衡量標準，這兩個指標作為解釋變量最能衡量工業化水平和城市化進程的關系。

(2)數據處理

為保證收集的數據的連續性和可比性，我們利用世界發展指數在線數據庫(world Development In dicators，縮寫為WDI)，收集整理1980—2007年完整時間序列數據的國家和地區，不包含中國的160個國家28年城市化水平數據、人均GDP數據和工業總產值占當年GDP的比值，其中人均GDP數據采用2000年美元不變價處理。

中國的數據同樣來自WDI，一方面是為了與其他國家的城市化率口徑盡量一致，另一方面是從新中國成立到現在，我國的國家統計局對城市人口的統計口徑在不斷調整，不同年份的城市化率口徑不一致可比性不強，因此統一用WDI的數據更具備說服力。

(3)分析方法

為了使我們對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評價更有說服力，在分析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同時，我們給中國的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提供不同層面的參考標準，我們設計了三類共五個估計方程。①世界總體估計方程，在1980年-2007年間的世界發展指標中選出不包括中國的共160個有數據國家，考慮部分國家在某些年份數據缺失，我們保留了4014個觀測值；②四類收入水平國家的估計方程，根據世界發展指標中對不同國家收入水平的劃分，我們將這160個國家分為高收入國家水平、中高收入國家水平、中低收入國家水平和低收入國家水平。同樣在1980—2007年間的世界發展指標中選出，其中高收入國家39個，考慮部分國家在某些年份數據缺失，共保留了998個觀測值，中高收入國家34個，共843個觀測值，中低收入國家45個，共1124個觀測值，低收入國家42個，共1049個觀測值；③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聯估計方程，數據同樣是從1980—2007年間的世界發展指標中選出，共28個觀測值。其中世界總體估計方程和四類收入水平國家的估計方程用固定效應模型，中國的估計方程由于所有指標都有明顯的時間趨勢，通過一階差分后各變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均為平穩，我們利用Johansen協整檢驗可以得到標準化協整方程。所有回歸結果見表1。

3.國內外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比較

從表1的五種不同類型國家的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回歸結果來看，我們總結出以下三點結論：

第一，世界的工業化發展整體是推進城市化水平的進程，其中世界的工業總產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13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148個百分點。但是世界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這可能是因為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呈現顯著的負相關，同時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國家的工業化與城市化呈現顯著的正相關，在抽取的樣本國家中，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國家的數量又略占優勢，就造成了世界的工業化對城市化存在不顯著的正相關。

第二，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對城市化水平呈現反方向的推動作用，其中高收入國家的工業總產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下降0.019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92個百分點，中高收入國家的工業總產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下降0.065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215個百分點。對于以上回歸結果的解釋是，高收入國家和中高收入國家都屬于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也推進到了工業化后期或后工業化階段，主導產業從第二產業替代為第三產業，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下降，所以工業化發展對城市化水平呈現負相關性。

第三，欠發達國家的工業化發展促進城市化水平的推進，其中中低收入國家的工業總產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73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222個百分點。低收入國家的工業總產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54個百分點，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增加0.05個百分點。欠發達國家大多數處在工業化發展初期或者中期階段，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大多數國家以第二產業為支柱產業，工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工業化發展對城市化水平的推進呈現顯著的正相關性。

4.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關系的結論

現在我們對1980—2007年與國際樣本相對應的中國變量的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判定其是否單整。表2的上半部分是對各變量的原序列不差分的單位根檢驗，可以看到除了LNGDPPC時間序列平穩外，LNURBAN和LNIND時間序列由于檢驗T值比顯著性水平為10%的臨界值都大，所以不能拒絕原假設，序列存在單位根，是非平穩序列，這樣我們無法進行OLS回歸，會導致OLS偽回歸。表2的下半部分是我們對變量LNURBAN和LNIND做一階差分平穩性檢驗，從檢驗結果看，所有序列都是平穩的，因此，我們可以判斷變量LNURBAN和 LNIND均為一階單整I(1)。

基于前面的檢驗結果，我們可以對以上多個變量進行協整檢驗。由于考察的變量多于2個，所以采用。Johansen協整檢驗。通過對模型選擇的聯合檢驗并考慮到變量均存在趨勢性，所以確定序列有線性趨勢且協整方程有截距項的模型為最合適的協整檢驗模型。我們通過Johansen協整檢驗可以得到標準化協整方程(1)。

對照上述五個估計方程得出的參考標準，從總體上看，中國的城市化水平與工業化水平的方程與中高收入水平國家的回歸方程最為接近，工業化水平與城市化率呈現負相關。這并不是表明我國也處在工業化后期或是后工業化階段，而是反映我國產業結構在不斷優化，第三產業對經濟的貢獻在不斷增加。由于選取的工業化指標是工業增加值占當年 GDP的比重，也可以理解為工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近年來由于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工業的貢獻率在45%左右徘徊，而城市化率則以每年接近1%的速度增長。在其他國家的各項系數對比中，中國的工業化水平與城市化率的關系富有彈性，經濟發展水平對城市化水平的變動也是富有彈性。隨著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中國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的現象正在得到糾正。

蘭、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新問題及其原因分析

城市化與工業化基本相適應，在以下幾個方面為我們提出了新的課題：

1.城市人口集聚和城市規模普遍大型化的問題

城市人口的大量集聚會產生巨大的消費需求，提高公共設施的利用率。當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業化的時候，先把人口聚集起來是大多數城市的選擇。我國平均的城市人口2007年是1990年的1.7倍。

當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的現象逐步消失、制造業企業開始向中小城市轉移的背景下，我們是否還要繼續追求城市平均規模的大型化，就成為一個疑問。

2.城市產業集聚及其路徑選擇問題

產業的集聚有利于形成專業化分工和協作，推動相關產業和市場的建立，降低企業的生產流通費用，提高經濟效率。產業發展的分工與合作的密度、細度、頻度，只有在城市才能實現。城市是形成產業集群的重要環境基礎，城市的發展通常會形成一定數量的產業集群。我國已經形成了一大批產業集群發展較好的城市，其經濟發展及城市化水平較高。

當企業按照產業鏈條布局成為趨勢之后，以發展總部經濟為主的中心城市和以布局生產車間為主的外圍城市的區分就十分明顯。第三產業本質上是消費產業，是人類聚居模式改變后帶來的。第二、三產業內部及相互之間的高度分工與合作促進了經濟的繁榮與發展，促進了社會的分工。

對于一個城市，是選擇做辦公室，還是生產車間?選擇哪種類型的產業集聚，是擺在各類城市面前的一個艱難抉擇。

3.城鄉發展的土地占用與失地農民問題

從世界各國的工業化、現代化歷程看，城市化是伴隨著市場化、工業化發生的，從二元社會結構向一元化結構轉化和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從事非農產業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農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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