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中國對外貿易增長率下降(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原因及其影響？)

進外貿企業整體質量的提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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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外貿易為什么下降？

其原因可追溯到2015年，全球經濟增速放緩、有效需求不足，各經濟體依然面臨較多的不確定性，從而導致各國的外貿需求下降，全球貿易量出現萎縮。在全球需求疲軟、結構失衡的背景下，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和出口額穩居世界第一，國際市場份額進一步擴大，貿易結構持續優化，質量效益繼續提高。

從1981年到2004年，中國進出口貿易年均增長率為15.26%，其中出口增長年均增速為15.4%，進口年均增速為15.12%。中國貿易的持續快速發展，使我國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不斷提高。1980年我國出口貿易居世界排名第26位，2004年中國已成為世界貨物貿易第三大國。2004年，中國的對外貿易總額達11547.9億美元，同比增長35.，7%，其中出口5933.7，

近年來中國對外貿易發展態勢分析

2015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24.55萬億元人民幣，比2014年下降7.0%。2016年，中國外貿發展面臨的形勢嚴峻復雜，國際市場需求疲弱，國內綜合成本不斷上升，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增多，下行壓力加大。2018年1月份，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2.51萬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增長16.2%。

近幾年，世界經濟增長低迷，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結構性矛盾凸顯。面對嚴峻復雜的國內外環境，中國政府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深入推進改革開放，努力促進進出口穩增長調結構，積極培育外貿競爭新優勢，對外貿易總體保持平穩增長，國際市場份額進一步提高，貿易大國地位更加鞏固，結構繼續優化，質量和效益不斷改善，成績來之不易。

2013年中國進出口總值為25.83萬億人民幣(折合4.16萬億美元)，扣除匯率因素同比增長7.6%，比2012年提高1.4個百分點。其中，出口13.72萬億元人民幣(折合2.21萬億美元)，增長7.9%；進口12.11萬億元人民幣(折合1.95萬億美元)，增長7.3%；貿易順差1.61萬億人民幣(折合2597.5億美元)，擴大12.8%。

2014年，我國進出口總值26.43萬億元人民幣，比2013年增長2.3%。其中，出口14.39萬億元，增長4.9%；進口12.04萬億元，下降0.6%；貿易順差2.35萬億元，擴大45.9%。按美元計價，2014年，我國進出口、出口和進口分別增長3.4%、6.1%和0.4%。

2015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24.55萬億元人民幣，比2014年下降7.0%。其中，出口14.12萬億元，下降1.9%；進口10.44萬億元，下降13.1%；貿易順差3.68萬億元，擴大56.4%。以美元計價，進出口總值3.95萬億美元，下降8.0%。其中，出口2.27萬億美元，下降2.9%；進口1.68萬億美元，下降14.1%。

2016年，中國外貿發展面臨的形勢嚴峻復雜，國際市場需求疲弱，國內綜合成本不斷上升，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增多，下行壓力加大。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外貿工作，及時出臺促進外貿回穩向好、促進加工貿易創新發展等一系列支持政策，相關部門和各地區積極細化落實政策，為企業減負助力。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中國外貿實現回穩向好目標，進出口降幅收窄，結構優化，效益提升，新的發展動能不斷積聚。2016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24.3萬億元人民幣（下同），較2015年下降0.9%，降幅較2015年收窄6.1個百分點。其中，出口13.8萬億元，下降1.9%；進口10.5萬億元，增長0.6%，扭轉了2015年大幅下降的態勢；貿易順差3.4萬億元，下降8.8%。以美元計，進出口總值3.7萬億美元，下降6.8%。其中，出口2.1萬億美元，下降7.7%；進口1.6萬億美元，下降5.5%；貿易順差5107.3億美元，下降13.9%。

2017年，世界經濟溫和復蘇，國內經濟穩中向好，推動全年我國外貿進出口持續增長。2017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27.79萬億元人民幣，比2016年(下同)增長14.2%，扭轉了此前連續兩年下降的局面。其中，出口15.33萬億元，增長10.8%；進口12.46萬億元，增長18.7%；貿易順差2.87萬億元，收窄14.2%。

2018年，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逐漸減弱，世界經濟有望延續升向好態勢，進入相對強勁復蘇軌道，內生增長動力增強，金融環境有所改善，大宗商品價格可能穩中求勝，全球市場信心增強，國際市場需求持續復蘇。2018年1月份，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2.51萬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增長16.2%。其中，出口1.32萬億元，增長6%；進口1.19萬億元，增長30.2%；貿易順差1358億元，收窄59.7%

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原因及其影響？

導致國際收支雙順差主要原因

原因之一：我國經濟中儲蓄大于消費的結構性失衡

長期以來，我國國內經濟的主要特點之一是低消費、高儲蓄。我國最終消費率占GDP的比重已從上世紀80年代超過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費率也從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達歷史最低水平。儲蓄率則從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5年間快速增長了9個百分點。消費不足帶來儲蓄過高，而高儲蓄帶來的是則高放貸和高投資。在國內消費不旺的狀況下，高投資形成的過剩產能只能通過對外出口來釋放，由此導致了不斷擴大的貿易順差。

原因之二：我國長期實施的出口導向政策

改革開放以來，為解決資金、外匯短缺與經濟發展的矛盾，我國采取了一系列鼓勵出口的優惠政策，發展沿海外向型經濟，尤其是1994年人民幣匯率的并軌改革更是有力地促進了出口。1998年以后，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以后出口乏力、內需不振的形勢，國家調整了出口退稅率，同時采取一系 列措施鼓勵擴大出口和利用外資；2001年底，我國加入世貿組織；2005年初，紡織品配額被取消。這些有利于外向型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的實施和體制環境的形成，都使得我國出口商品競爭優勢得以進一步發揮，出口高速增長。

原因之三：國內長期實行的對外資的優惠政策

鼓勵外資進入的各種優惠政策使得國外資金可以通過合資和直接投資的方式進入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帶來的外匯流入并不是以購買外國資本品的方式，即通過經常項目逆差的形式流出，而是這些外商將直接投資帶來的外匯簡單地賣給中國人民銀行，然后用換來的人民幣購買國內資本品，投資生產的產品進一步通過出口產生經常項目順差，從而產生了“雙順差”的格局。

原因之四：國際間產業結構的轉移

通過分析十多年來的海關統計數據，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在雙邊貿易中，我國順差增加較大的市場主要是美國、歐盟和香港，而同一時期我國對亞洲地區卻由順差轉變為逆差；第二，在商品結構上，我國順差集中在工業制成品，尤其是輕紡和機電產品上，而同一時期初級產品進出口卻由順差變為逆差；第三，從經營主體看，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已經由逆差變為順差；第四，從貿易方式看，加工貿易順差遠遠大于一般貿易順差。如果也對比一下同期我國一些主要貿易伙伴國的統計，就會發現，在我國對美、歐貿易順差迅速增加同時，亞洲幾個主要經濟體對美、歐的順差是逐漸縮小的。也就是說，原來設在亞洲其他幾個經濟體的加工出口產業，尤其是其末端加工工序，已經大量轉移到我國，這樣也就把他們對美、歐的貿易順差轉移了過來。所以，十多年來我國商品進出口的迅速增長和順差的擴大，與國際間產業結構的調整、一部分加工出口產業以外商投資形式由其他亞洲經濟體向我國轉移有著直接的關系。這歸根到底是我國在世界產業結構中的分工角色造成的。

原因之五：全球過剩流動性的輸入

2001年以來，美聯儲開始實施了長達兩年多的低利率政策，與其寬松的貨幣政策同步，我國資本項目順差開始持續增長，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國際壓力也日益高漲，這些事件均不是巧合。事實上，正是由于世界三大經濟體長期的低利率政策，創造了全球過剩的流動性，推動石油價格和全球資產價格上漲，也強行推動著過剩的流動性流入我國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我國開始被動地被制造流動性過剩。

三、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影響

第一，國際收支雙順差引起的外匯儲備激增，導致“對沖”過多流動性成為央行貨幣政策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內的重要任務。由于外匯儲備迅速增加，央行“對沖”操作的任務越來越重，難度越來越大，成本也越來越高。

國際收支雙順差導致外匯儲備的過快增長，在現行結售匯制度下，外匯統一由央行購買。因此，為維持匯率穩定，央行被動的吃進了很多外匯，從而向市場投放了大量基礎貨幣。從央行外匯占款存量與基礎貨幣存量變動的趨勢圖可能看出，二者變化趨勢非常一致（見圖4），我們經過簡單計算得出二者的相關系數高達0.98，這說明二者高度正相關。這也證明在近些年來，基于外匯占款的基礎貨幣投放已經成為央行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2005年，基于外匯占款投放的基礎貨幣大致占基礎貨幣總量的90%左右。

由于基礎貨幣投放會導致貨幣供應量的多倍擴張，因而央行為了有效控制貨幣供應量，緩解基礎貨幣大量投放形成的通貨膨脹壓力，要采取經常性的“對沖”操作措施，從商業銀行回籠資金以減少商業銀行的流動性。即外匯占款增量大于基礎貨幣增量的部分需要中央銀行“對沖”掉。而近年來，由于外匯儲備迅速增加，外匯占款增量和基礎貨幣增量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見圖4），導致央行“對沖”操作的任務越來越重，難度也越來越大，成本也越來越高。在國際收支雙順差仍將維持甚至可能更加嚴重的情況下，對沖過多的流動性是我國貨幣政策在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內的重要任務。

第二，削弱了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貨幣政策調控的有效性。央行旨在弱化基礎貨幣大量投放的負面影響的“對沖”操作帶有很大的被動性，限制了央行貨幣政策調控的空間和主動程度，也影響了央行的政策調控效果。

面對巨額的基礎貨幣投放，央行的“對沖”操作常常顯得力不從心，而且也不可能通過“對沖” 完全釋放基礎貨幣投放的壓力。同時，“對沖”規模激增會導致市場利率上升，在人民幣存在很強的升值預期下，外匯會大量流入，從而又抵消了“對沖”的政策效果。同樣道理，外匯儲備激增導致的人民幣很強的升值預期，也限制了利率調控手段的作用空間。所以，“對沖”只能說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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