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中國深圳對外貿易(集團)有限公司的企業現狀(華潤三九醫藥股份有限公司的現狀介紹)

取其“匯款充裕”之意。20世紀初，匯豐已成為遠東地區第一大銀行，由匯豐經手買賣的外匯經常占上海外匯市場成交量的60%-70%。從晚清至民國，匯豐上海是中國政府償還外債和賠款的主要經收機關、代總稅務司收存保管中國內債基金、收存中國關稅的主要銀行。1915年上海所有中外金融業的庫存金銀合計8099萬兩，其中華商銀行和錢莊占17.3%，其他9家外國銀行占44.3%，匯豐一家即占38.4%。從成立到抗日戰爭，上海一直是匯豐在全球最為重要的市場。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匯豐在中國大陸的分行相繼關閉，只有在上海分行繼續運作，是少數在中國大陸未中斷業務的外資銀行。匯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于2007年4月2日正式開業，總行設于中國上海。至2014年，匯豐中國共有135個網點，29家分行設于北京、上海、廣州等29個城市。目前，匯豐近170家網點覆蓋57個城市，其中約三分之一位于廣東，是唯一一家在廣東全部地級市設有網點的外資銀行。目前，匯豐是內地規模最大、網點最多的外資銀行。

不過，與中國市場淵源極深的匯豐銀行，現在卻深陷與中美地緣政治博弈之中，其配合美國打壓華為就是一個焦點。

今年5月28日，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高等法院裁定孟晚舟案的本質是“欺詐罪”。7月24日上午，該法院公開了孟晚舟引渡案下一階段庭審的證據材料。從公開證據看，匯豐銀行有參與構陷、“做局”的嫌疑，它提供了關于華為在伊朗業務的材料作為證據，換取了美國對匯豐違規的赦免。

在美國向加拿大法院提交的《案件起訴記錄》中，一個關鍵證據是華為CFO孟晚舟對匯豐“隱瞞”了華為與香港星通技術有限公司（“香港星通”，即Sky買粉絲）的關系，“誤導”匯豐繼續向華為提供銀行服務，導致匯豐違反了美國對伊朗制裁法案。這意味著，孟晚舟對匯豐構成了“欺詐”。此案的“唯一關鍵證據”是孟晚舟交給匯豐的一份PPT文件，包括PPT全文以及匯豐與華為的業務郵件記錄。不過，在自稱不清楚華為與Sky買粉絲的關系這個關鍵點上，匯豐撒了謊。從華為發給匯豐的香港星通2009/2010財報可知，匯豐完全了解Sky買粉絲在伊朗的業務情況。匯豐聲稱，只有“初級”員工清楚華為與香港星通的關系，但這些“初級”員工沒有將相關信息傳遞給“高級”管理者，導致匯豐高管只能依賴孟晚舟提供的PPT判斷風險。

這一說法顯然站不住腳。2012年12月，匯豐因違反美國對伊朗制裁規定，與美國司法部簽署《延期起訴協議》。匯豐向美國司法部保證，針對全集團客戶開展審視和清理工作。在這一過程中，匯豐仍然未能識別華為和香港星通的關系，顯然不合邏輯。2013年2月，香港星通關閉了匯豐賬戶，華為與匯豐關于伊朗業務的合作到此結束。但在此之后，匯豐仍要求與華為進行“溝通”。2013年8月，孟晚舟應邀與匯豐高管會面，陳述了華為在伊朗的業務情況，所提供的PPT被匯豐轉交給美國方面，成為美國打擊華為的關鍵證據。

匯豐配合美國打擊華為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利益——通過舉證孟晚舟來換取美國對匯豐的赦免。2012年，美國政府就嚴重洗錢和資助國際恐怖主義行為指控匯豐，匯豐為此支付了19.2億美元罰金，并與美國司法部達成為期5年（2012-2017）的《延期起訴協議》。匯豐同意“在任何調查中配合美國司法部”，如果未能履行相關要求，美國司法部有權撤回該協議，并向匯豐提出刑事指控。

2016年9月，美國司法部就是否撤回《延期起訴協議》以及是否以刑事罪名起訴匯豐進行討論。同年底，匯豐開始秘密對華為賬戶進行調查。據路透社當時的報道，匯豐“配合”向美國提交對華為的調查結果，“湊巧”就在匯豐與美國司法部協議到期前。路透社的報道明確指出：匯豐在2016年底到2017年開始“配合”美國司法部對華為發起的調查，是為了換取美國司法部對匯豐銀行的寬恕，因為匯豐本身還涉及其他違反美國制裁禁令的案件。

公開資料顯示，2017年2月到7月，匯豐積極配合美國對華為的調查，主動向美國司法部至少做了4次陳述，內部上千人被美國司法部約談。2017年12月，盡管美國司法部合規監管員認為“匯豐的合規仍有很大缺陷”，但美國檢方卻“出人意料”地撤銷了對匯豐的全部刑事指控，并結束了對匯豐的監管。從時間線和事件線來看，自2013年約見孟晚舟，到2016年內部啟動對華為的調查，直到2017年8月終止與華為合作……匯豐通過一系列操作，在保留華為這個大客戶的同時，通過向美國提供華為的證據，換取了美國撤回對其的指控。

從一般的商業邏輯來看，一家追逐利益的全球性金融機構在主觀上不應該去“構陷”自己的大客戶。但匯豐的現實情況是，它因為一系列違規事件被美國政府拿住了“把柄”，不得不配合美國司法部對華為進行調查，來換取美國政府“放匯豐一馬”。站在美國立場上，需要匯豐銀行扮演“污點證人”。眾所周知，美國政府在全球調查和打壓華為，早已不是商業利益或違背制裁禁令，而是美國調整對華戰略并對中國進行長期遏制的一場特殊“戰斗”。換句話說，打壓華為是美國針對中國地緣政治行動的一部分，而匯豐銀行已經深深卷入其中。

面對中國媒體指責其“構陷”華為，匯豐在該行（中國）的買粉絲賬戶上發布聲明稱，它沒有參與美國司法部調查華為的決定，“華為事件發展的背景清楚地表明，美國對華為的調查并非是由匯豐銀行觸發的”，“匯豐銀行對華為沒有惡意，也沒有‘陷害’華為”。聲明還稱，“為響應美國司法部的信息要求，匯豐僅提供了事實信息。匯豐銀行沒有‘捏造’證據或‘隱瞞’事實，也不會為了我們自己的利益而歪曲事實或損害任何客戶。”

不過，匯豐的聲明回避了重點。美國司法部發起對華為的調查，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用不著匯豐解釋。匯豐在此事中的角色、動機和利益交換才是重點，匯豐的積極配合對于美國司法部實施打擊華為的行動，并以此為理由借加拿大之手逮捕孟晚舟，無疑起到了關鍵的支撐作用。

在這個敏感時點，深圳銀保監局于7月24日公布了一份批復——同意匯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關閉深圳龍崗支行（巧合的是，華為公司總部正好也在龍崗）。市場高度關注的是，匯豐銀行的未來命運將會如何？它在中國市場會受到什么影響？對此，安邦智庫的研究人員有如下個人判斷：

第一，匯豐銀行難以離開中國市場。與其他西方金融機構不同，匯豐控股的注冊地雖在倫敦，但其“歷史和文化注冊地”卻在中國香港，其市場深深根植于中國市場（包括香港和內地）。據匯豐年報，2019年匯豐銀行經調整的收入為554億美元，經調整的稅前利潤為222億美元。在亞洲市場，經調整的收入為305億美元（占全球收入55%）；稅前調整后利潤達186億美元（總利潤占比83.8%）。其中，香港市場調整后的稅前利潤為121億美元（總利潤占比54.5%）。匯豐2020年一季報顯示，一季度集團106.6億美元的總營收中，香港地區貢獻了46.1億美元，占40%；在32.3億美元稅前利潤中，香港占28.5億美元，占比高達88.2%。

第三，匯豐在中國內地和香港的處境將有微妙變化。加拿大法院公布的最新證據，揭示了匯豐銀行參與“構陷”孟晚舟、配合美國打壓華為的事實。這迅速在中國國內輿論中激起了對匯豐的憤怒情緒，今后針對匯豐的攻擊性言論肯定會增多。此外，匯豐協助美國充當“污點證人”的行為，將會影響其商業信譽和市場形象。今后一些與中國有重要關系的企業和個人客戶，在選擇銀行時有可能會避開匯豐，避免成為匯豐向美國奉獻的“祭品”。這對匯豐在內地和香港的市場將會負面影響。

第四，中國政府可能不會刻意打壓匯豐銀行。雖然匯豐銀行在背后“捅”了華為一刀，但從更大的格局來考慮，安邦智庫的研究人員估計，中國政府不會因此而刻意打壓匯豐銀行。理由是：（1）匯豐銀行對香港來說十分重要。未來香港需要維持繁榮，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在香港誕生、與香港居民和企業有重大關系的匯豐銀行是一個重要象征，也是一個重要的商業存在。（2）中國的對外開放需要有外資，不僅需要引進外資，也需要有外資的持續經營。匯豐銀行是在中國網點最多的外資銀行，在外資金融機構中具有代表性。（3）中國“制裁”外資銀行需要基于法律，目前的立法現狀難以溯及以往。中國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法》于2018年出臺，《港區國安法》于2020年6月30日出臺，這兩項法律可能不會追溯匯豐過往的行為，但會對匯豐今后的行為形成法律約束。

匯豐銀行參與美國打壓華為一案，在中國將引發復雜的反響。從大局出發，中國政府應該不會刻意打擊匯豐，法律上可能也不會溯及過往。不過，匯豐今后在中國市場的發展可能會受到一定影響，匯豐未來的行為將受到中國法律的約束。說白了，協助“構陷”中國公司僅此一次，下不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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