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中國服務貿易結構分布圖(世界第三大自由貿易區在哪兒)

署。1994年1月1日，協定正式生效，北美自由貿易區宣布成立。

協定的宗旨是，取消貿易壁壘；創造公平的條件，增加投資機會；保護知識產權；建立執行協定和解決貿易爭端的有效機制，促進三邊和多邊合作。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對北美各國乃至世界經濟都將產生重大影響。

首先，對區域內經濟貿易發展有積極影響，對美國而言，積極的影響是：第一，不僅工業制造業企業受益，高科技的各工業部門也將增加對加拿大、墨西哥的出口。美國同墨西哥的貿易順差將會因此而增加。第二，美國西部投資的擴大。第三，由于生產和貿易結構的調整結果，將會出現大量勞動力投入那些關鍵工業部門。第四，協定對墨西哥向美國的移民問題將起到制約作用。

消極影響的主要有：技術性不強的消費品工業對美國不利，為改善墨西哥與美國邊境環境條件，美國要付出60億－100億美元的經濟和社會費用，關稅削減美國減少大筆收入，加重了美國的負擔。協定對加拿大、墨西哥兩國同樣有很大的影響。

最后，對國際貿易和資本流動也會產生影響。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一方面擴大了區域內貿易，但另一方面使一些國家擔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對區域外向美國出口構成威脅。

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組織機構體系，包括了自由貿易委員會、秘書處、專門委員會、工作組、專家組、環境合作委員、勞工合作委員會、各國行政辦事處、北美發展銀行和邊境環境委員會。

什么是世界經濟結構?

經濟結構是一個內涵非常廣泛的概念，它一方面反映的是各種經濟成份、要素互相聯結、互相作用的方式及其運動變化規律，另一方面也是各類經濟行為體在各個不同的經濟領域按照一定的方式活動、構造具不同效能的經濟側面，進而介入經濟生活的直接體現。任何一個社會的經濟結構都是在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結果。就經濟結構的組成而言，它會涉及到產業結構、分配結構、就業結構、供給結構、需求結構等等。

無論社會生產力處何等發展水平，也不論社會在何種制度下存在，只要是社會性的經濟行為，都必然是在一定的經濟結構之中活動的，并同經濟結構形成互動的關系。經濟發展或增長的過程，實際上也就是經濟結構不斷演化的過程，也是經濟活動內容不斷增添的過程。

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是反映社會經濟活動的具有較強關聯性的兩方不同的側面。如果把經濟增長視為經濟總量不斷擴大的過程，而一定時期的經濟總量實際上又等于所有結構的總量的話，那么，經濟增長也就等于結構總量的增長。而從動態的角度看，分析經濟增長總是不能離開經濟結構這一前提的，任何增長都是在一定經濟結構條件下的增長，經濟結構會從多方面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比如，能否形成與市場要求相吻合的社會經濟結構會對經濟增長速度產生影響。經濟結構的狀態如何取決于各類要素在各個經濟領域的聚集起向及聚集程度，而現代經濟意義上的增長應是指可滿足社會需求、能順利實現自身價值的包括商品和服務內容在內的社會總產品在量上的增長，因此，各類要素在不同經濟空間的集聚如果是符合社會經濟發展方向的，是符合外部各項需求的，那么，這種經濟結構就會對經濟增長帶來有利的影響，經濟增長速度自然就會快一些，各類資源就會高效得到利用；反之，經濟結構就會對經濟增長造成阻礙，經濟增長就會放慢或者停頓，最終導致社會資源的損失和浪費。

另外，經濟結構會影響到經濟增長方式。經濟增長方式是指生產要素的組合使用的方式方法，它決定著生產力系統的整體效能和發展狀況。在不同的經濟結構形態之下，對要素的占有要求是各有不同的，各種要素間的相互替代水平亦不同，經濟增長的源泉構成也勢必會有所不同。美國學者彼特就按經濟增長主動力的屬性，把經濟增長分為了“要素（勞動力、土地及其它初級資源）推動”的增長、“投資推動”的增長、“創新推動”的增長和“財富推動”的增長。不言而喻，這四種不同的增長形式都是要在一定的經濟結構條件才會出現的。比如，當經濟結構處初級形態之時，社會的經濟增長只能主要依賴于勞動力、土地和其它初始資源的大量投入，經濟成份間的聚合要求較弱，社會生產力處于一種比較低下的水平。而當經濟增長進入“創新階段”之時，創新技術成份將在經濟結構中占主導地位，傳統的要素將大量地被技術創新所替代，創新將成為增長的主導部門。

再則，經濟結構變化會影響到經濟增長的質量。經濟增長的質量也就是經濟增長的效率，即效率與微觀的各投入和產出相關的經濟變量。說的直接一些，也就是投入產出的化率。而投入產出既同經濟結構的需求結構有關，又同經濟結構中的供給結構有關，如投入會影響需求的水平，產出會影響供給的水平，需求和供給又與社會的收入水準和分配結構緊密相聯。因此，如果經濟結構中的各個組成部分能夠相互協調，各要素能量可得到充分釋放，那么，“經濟增長價格”便會相對減低，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也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了。

此外，經濟結構變化會影響到經濟增長周期。經濟周期的波動是滲透于經濟各部門的，如制造業、貿易、金融業等。所以說經濟結構會影響到經濟增長周期是因為經濟結構變化始終是以資本投入、技術創新等因素增減為條件的，社會產業生產力構成（包括中間要素投入結構、產業固定資產的結構和技術結構）當然地會對經濟增長周期產生影響。從資本投入的角度看，無論是企業增大存貸投資，還是機器設備投資，或是房屋建設投資，乃至大型基礎設施投資，如道路、碼頭、隧道等，都必然會引起總需求變動，引至生產和就業的增加，使經濟增長增添新的上升動力，改變經濟增長的曲線，或者是延長增長的上升時間。而經常在經濟長波下降階段出現的重大技術創新，可為社會創造出新的增長快的產業，藉此則可克服下滑趨降波段的低速增長，把社會經濟帶入另一個具有較高增長速度的時期。

最后，經濟結構會影響到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受全球經濟一體化所影響，現代社會的經濟結構越來越多地表現出了世界性的特征，各種社會經濟體系之間的聯系越來越多，相互間的依賴性越來越強。在這樣的條件下，一社會的經濟結構的開放度、該社會在世界產業分工中所處的位置及經濟專業化程度、產業轉換的彈性大小等方面，都會對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帶來影響。如一社會的出口商品在需求方面有高度收入彈性的話，經過一段時間后，其出口增長會表現為快過國民收入的增長；若一社會經濟增長依賴的是易于受外部景氣影響的產業，那么，這一社會的經濟增長穩定性就會較弱。

二、香港經濟結構變化與經濟增長影響的一般分析

同其它的經濟體系一樣，戰后的香港經濟增長一直是同香港的經濟結構變化密切相聯的。因此，戰后香港的經濟增長可以說是“起也結構、落也結構，興也結構，衰也結構”。香港經濟結構及其變化速率對香港經濟增長的影響是體現在多方面的。

首先，經濟結構的缺項性決定了香港經濟增長點分布的偏集性。受自然資源條件所限制及地理位置所影響，香港經濟結構呈現著缺項性的特征，或者說一直是“發育不全”的經濟結構。這里沒有生產資本品的重工業，沒有農牧業，微乎其微的采礦業初期在經濟結構中只是處于可忽略不計的地位，后來亦因資源的枯竭而成為消亡的產業。因此，香港永遠不可能建立形成產業門類齊全的經濟體系，社會經濟增長支柱也不可能像一些國家經濟那樣全面、均衡地分布，戰后香港經濟結構雖不時變換，但基本上體現為數量有限的幾個主導性產業相互間在結構上的比例增減，植根于海港經濟土壤之上的對外貿易及配套形成的其他相關產業始終在經濟增長中占據重要的地位，香港靠在全球經濟活動中長時間扮演“貿易中心’的角色而推進本身的經濟增長。若能俯瞰戰后50余年香港經濟增長變化圖像，很容易就會看出，其增長點并不是多方位分布的，相反，卻表現出了高度的偏集性，即經濟增長點偏于集中，歸根結底，這是由經濟結構的缺項性所決定的。

其次，經濟結構快速轉換性影響經濟增長的持續性。日本著名發展經濟學家渡邊利夫在分析東亞經濟之所以能在世界經濟低迷時期，始終保持旺盛的活力現象時，提出了結構轉換連鎖理論，認為東亞經濟所以能長時期地得到發展，關鍵在于其有很高的“轉換能力”，即東亞各國和地區在根據條件變化進行自我調整，向更加高度化的產業結構轉換的應變能力方面，“顯示出比其他地區更加超前的力量”；而且在該區，由于各國都具有很高的結構轉換能力，一國的結構調整和轉換會立即誘發他國的結構轉換，從而產生一種結構轉換連鎖效應，使整個區域經濟保持一種生生不息的發展活力。作為區內的重要經濟成員，香港在戰后50余年的發展中也表現出了較強的結構轉換能力，從而也推動了自身經濟的長時期快速增長。回顧香港戰后50余年的經濟結構轉化，可以發現這樣一些特點：一是結構轉化速率決，如從經濟成長階段上看，香港在50年時間內數度轉換經濟結構，這在其他的經濟體系中是難得一見的；二是可快速催生某一產業的產生和崛起，如現代制造業可在香港迅速發展壯大，并使香港較快實現社會工業化；三是完全依條件的變化而調整，如香港工業可因50年代貿易的受阻而異軍突起，亦可因80年代內外部條件的變化而外移；四是支柱產業的高級化進程快，如香港的第三產業由初期的批發零售、出口貿易、餐廳和酒店等傳統行業占主導地位發展到由金融、保險業、地產業以及商用服務業等新興行業占主導地位僅僅用了二、三十年的時間。這樣一種從多方面表現出來的結構轉化速率無疑會對因條件變化所帶來的種種增長阻力產生化解或減弱作用，因而使社會經濟獲得長時期增長的前進動力。

第三，經濟結構演化的階段性也決定了經濟增長的階段性。經濟結構的升級變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它始終要被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物質技術狀況的階段性所左右，并最終使經濟增長呈現出階段性的增長特征。比如，戰后初期，香港本身生產能力低弱，社會經濟活動主要圍繞轉口貿易展開，經濟增長則表現出了靠貿易發展帶動增長的階段性特征。而自50年代起，當香港的外部資本流入迅速增多，社會經濟活動中的技術成份出口增大后，香港的經濟結構則提升至另一層次，香港經濟增長也進入到靠對外貿易和制造業共同帶動的階段。當社會的收入水平進一步提高，社會財富達到較高豐裕程度時，香港經濟結構則顯出了第三產業迅速壯大的階段特征，香港的經濟增長也因此表現為主要靠第三產業發展所推動。

第四，經濟結構的開放性會影響到經濟增長波幅的變化性。對一社會的經濟結構，可依其與域外經濟聯系的緊密程度大小而對其開放性作出劃分判斷。顯而易見，與域外經濟聯系程度高的經濟結構即應為開放性大的經濟結構，反之，即為開放性小的經濟結構。而不同經濟體系的經濟聯系一般是以相互間的要素交流為聯結紐帶的，主要體現為資本和商品在相互間的流入或流出。因此對一經濟結構而言，如果對外貿易和國際間的資本交流活動在其中占較大比例的話，這一結構即應屬開放程度較高的經濟結構，反之亦相反。而經濟結構的開放性大小或程度高低實質上反映的是一經濟體系對外依賴程度的高低，因此經濟結構開放性如何勢必會對經濟增長的波幅產生影響：經濟結構開放性大，其對外的依賴程度也大，這種結構之下的經濟增長受外部條件變化的影響也大；相反，經濟結構開放性小，其對外的依賴性也小，這種結構之下的經濟增長受外部變化的影響也就小。香港無疑屬經濟結構開放性較大的社會；無論是按人們通常所用的對外貿易依存度衡量，還是按對外投資依存度判斷都可證明這一點（見表1、2）。從中也就不難找出香港經濟增長波幅易變的答案。

第五，經濟結構吸納資源的偏好性也決定了經濟增長的導向性。因經濟結構形態的不同，其所吸納的資源構成也是不盡相同的，比如同是吸納資本，有的經濟結構中實物資本多一些，有的則虛擬資本多一些；有的經濟結構中技術成份多一些，有的則傳統要素成份多一些，這種實際存在著的經濟結構吸納資源的構成偏差勢必會影響到經濟增長的導向，比如是向實物經濟領域偏移，還是向虛擬經濟領域偏移，是推動諸類產業的齊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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