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中國對外貿易經營主體結構有何特點(分析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特征)

市布局，一般以行政長官的衙署為全城的中心，各種府第鱗次櫛比，城關往往

發展成為工、商業區。城市富商大賈，多與有權勢者相結托，有的買得官爵，有

的廣治田宅，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員。來自農村里的手工業者、行商小販，到達城

市后，長期沒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組織，又由于人少力單，顯得特別軟弱無力。中

國的城市行會，形成較晚，最早可見于《房山石經》題記中記載，說明遲至唐代

天寶至貞元間北方才有行會，這較封建城市的形成要晚一千多年。具有真正意義

的行會，可能在明代以后。〔⑨〕但就是在這時的行會與西歐也有所不同。所以

市民運動一直到明清之際才活躍起來。中國進入城市的多是一些破產農民，他們

在人身上不像西歐那樣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到了城市靠日勞動過活，兼做手工業

或從事商販與其他工作。他們鄉土觀念較深，流動性大。當條件改善后，他們還

要回鄉置產務農。有的雖世代城居，但當條件惡劣時，他們乃遷居鄉間謀生。習

慣于接受“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伍”〔⑩〕的封建剝削方式。城鄉間沒有嚴格的

界限，農民進城或市民重回農村沒有本質的變化。他們基本上仍然從屬于封建主

義范疇而難能發展成為新興的資產階級。

3、城市的作用不同。西歐中古城市，它是商品生產的基地、被壓迫農奴反

封建斗爭的堡壘、世俗文化的發祥地、文藝復興的搖籃。城市又與王權結成聯盟

促進國家的統一和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它的出現與發展成為埋葬中古封建主的

墓場。城市在封建領地上開始出現時，領主大都采取支持的態度。這是因為:(

1)西歐領地相互間沒有從屬關系，甲地的農奴逃到乙地后，乙地領主可以從他

們經營的行業中得到稅收，以增加自己的收入。(2)領主為了就近得到能工巧

匠的手工藝品和販運商賈的各種奢侈品，以滿足不斷增長的需要，他們熱心于新

的工商業中心出現在自己的領地上。(3)領主對外地逃奴，予以優待收容安置

，免得手工業工匠等進入其他領地。

于是，他們從輕規定課稅、寬大司法。在道路橋梁等地方建設、茅舍地基、

園地貨攤等方面，予以慷慨的特許〔①①〕。這些均得到逃亡者的歡迎。新領主

對逃亡農奴的保護與寬容是為了維護他們的剝削和統治，而逃亡的農奴則渴望的

是自由的貿易和生活。隨之新的矛盾和斗爭也就開始了。新的市民展開了為擺脫

領主的控制、爭取城市自治權的斗爭，這一斗爭又稱為城市公社運動。這一運動

從11世紀城市出現起到13世紀城市形成。他們的斗爭方式靈活多樣，有的通

過金錢贖買得到自治，如法國南部較為富庶的城市;有的是通過武裝斗爭獲得自

治的，如法國的瑯城、意大利的米蘭等。據統計“那些自治城市的數量在110

0年和1300年間增加了十倍，而他們的人口有時則增加到兩三倍”〔①②〕

。取得完全自治的城市，設有全體市民代表大會，而全體市民代表大會是城市最

高的權力機關，下設常設機構(通過選舉)管理城市。它們享有獨立的行政、司

法、財政、鑄幣、軍事防衛以及對外宣戰、媾和等權，如意大利的威尼斯、熱那

亞、佛羅倫薩城市共和國。另外還有一些城市，它們是在相互妥協下產生的，只

取得了不完全的自治權，如法國的巴黎，法王“準予參加審理商業性質的問題和

巴黎商會的案件”〔①③〕。總之，市民人身自由了，并享有不同程度的參政權。

統治階級為了強化王權，便把王權與城市市民結成了政治聯盟，使西歐政治

格局有了新變化、新特點。西歐的英、法兩國在城市的支持下，分別于十三、十

四世紀，迅速地從封建割據的混亂紛爭中擺脫出來，建立了中央集權的等級君主

制國家。(英于1295年召開國會，法于1302年召開三級會議)城市與王

權結成聯盟，相互支援，形成經濟繁榮國力強盛的局面。城市工商業的發展有力

的推動了農村的變革。農村貨幣地租的實施，使整個農奴的身份逐漸得到了自由

，這些又推動了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西歐王權強化之日，乃封建社會迅速走向

瓦解之時，早年需要相互支持的聯盟一旦破裂，資產階級革命從而醞釀爆發。

中國的城市，在中古以來它始終是各級統治者的中心，是一個消費的中心。

正如馬克思指出過的;“在亞細亞，城市的繁榮或存在完全是由政府的地方性支

出，生起來的”〔①④〕。中國城市既然完全為統治者所控制，它們對于城市工

商業的政策則就以本身的利害為轉移了，城市工商業的命運則時舛時興。如西漢

初“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林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

通得其所欲。”這種對工商業采取的放任政策，立即引起工商業在全國范圍內的

活躍。同時對農業又采取了“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

賦于民”〔①⑤〕的政策，很快使農業得到恢復與發展，經過六、七十年的輕徭

薄賦，西漢初出現了“文景之治”的盛世。這個時期私營工商業的大發展，使許

多工商業城市蓬勃興起，規模較大的有西安、洛陽、邯鄲、臨淄、江陵、陳、吳

、壽春、番禺等18個城市。富商大賈也應運而生，他們“或@①財役貧，轉

谷百數，廢居居役，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

……”〔①⑥〕。商品經濟的發展，沖擊了封建的等級制度和自然經濟的基礎。

從漢初劉邦時起，就有許多官吏建議實施“抑商”政策。漢高祖曾下令“商人不

得衣絲乘馬，重租稅以困辱之”〔①⑦〕，但收獲不大。武帝時，隨著整個經濟

的復蘇與發展，尤其是農業經濟的興旺，漢統治者又開始對私營工商業大張撻伐

了，頒布了一系列抑制工商業發展的政策，諸如鹽鐵官賣、平準均輸等。加之統

治階級日益腐朽，造成了新的經濟破壞，社會動亂。歷代如是周而復始，嚴重地

阻礙了城市工商業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

中國城市里富商大賈的發展，既然以封建統治者的意志為轉移，他們在政治

上乃與封建權勢相結托，在經濟上則把剩余資本轉向購置田宅，成為商人地主。

他們并無自治權利的要求。城市里的小手工業者和小商販在官府的嚴密監督下經

營和生活，人少力單難以組織起來進行斗爭。官營手工業只是作為統治階級服務

的仆役罷了，相互間沒有聯系。中國城市的性質與西歐是不同的，中國真正的大

城市，在這里，只能認為是帝王的軍營，那是真正經濟結構上的贅疣。〔①⑧〕

但歷史仍然是發展的，不過太緩慢了，16世紀以后日益落后于西歐。

二、中西城市不同特點形成的原因

1、西歐與中國土地所有制形態不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制度的基礎，

有其共性，又有各自不同的特點。西歐土地是由國王賜封給領主的，土地是封建

領主的世襲領地，按照長子繼承制(或遺囑繼承人)的辦法承襲下來的。各級領

主對自己領地上的土地經營方式采取莊園制，土地不能買賣。中國的土地制度，

雖然名義上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實際上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封建社會

初期，有過一段領主土地制，但為時短暫。戰國秦商鞅變法“除井田，民得買賣

，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①⑨〕，從此很快過渡到地主土地所有制

，土地可以自由買賣。雖然也有過蔭封、皇莊，但比重不大。另外在歷代也有限

田、度田、王田、占田、均田、公田等制度的實施，但效果不佳，為時也是短暫

的。在中國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土地變化較頻繁，那里不僅有大地主，而且還有

中、小地主和一定數量的自耕農。

2、西歐與中國的階級結構不同。在封建社會，封建主剝削壓迫農民造成階

級對立和矛盾這是共同的，但又有各自的特點。西歐通過采邑分封、特恩制，建

立起依次互為主從的封建等級制、割據一方，儼然似一個獨立王國，中央集權制

出現的較晚，領主們相互紛爭比較突出。領主管轄下的農民被嚴格束縛在土地上

，世代相因沒有人身遷徙自由，處于農奴地位，并隨著封建領主的封建割據的形

成而日益惡化。他們又隨著莊園經濟的發展，利用領主間相互矛盾而逃離，開創

新的活動場所，逐漸形成城市。城市成為農奴解放棲身之所、農奴制的對立物。

到封建社會后期，新興的市民階級，也就是資產階級茁壯成長起來。中國進入封

建社會不久，很快形成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國家。又由于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和統

治階級自隋唐以來采取科舉制選拔官吏，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識分子可以上升到公

卿貴族地位上來。另外在土地繼承上又是分戶析產，統治階級不象西歐那樣日益

分化瓦解，相反是在不斷地充實強化，使他們得以布成羅網，從中央到地方聯合

一氣共同統治剝削廣大農民。破產農民一般不愿背井離鄉，即令進入城市，也是

從一個羅網進入另一羅網，得不到真正的解放。中國農村經濟長期難以得到城市

商品經濟的助力，發展緩慢，手工業與農業結合比較牢固，新興的城市資產階級

難以形成。

3、西歐與中國政治結構不同。雖然都是地主階段專政，但形式和內容都有

所不同。西歐隨著社會發展，王權與市民曾結成政治聯盟，在十三、十四世紀英

、法出現了等級君主制，直到“王權以奴役和掠奪報答了它的盟友為止”〔②⑩

〕，一場資產階級革命也就爆發了。中國在發展過程中，不存在城市與王權聯盟

，中古時期也根本沒有形成資產階級。農民階級雖然有過前仆后繼的大規模起義

，但因農民的分散性以及由此而來的極端落后性，這些起義都毫無例外的失敗了。

4、宗教以及其他因素的影響。西歐基督教會是西歐封建社會的支柱，教權

往往大于王權，教權與王權之爭相互削弱，西歐城市往往在它們的矛盾的裂縫中

產生、發展。十字軍東侵從11到13世紀延續了好幾百年，給波及到的東西方

人民帶來一場浩劫。在這場動亂劇變中，大部分封建騎士消失了，部分農奴乘勢

逃到了城市。十字軍東侵又使西歐封建主變得更加貪婪奢侈，從而對城市日益依

賴，剝削方式轉為貨幣地租，又收取大量贖金，讓交起贖金的農奴獲得自由，客

觀上有利于封建制的瓦解。加上西歐在羅馬帝國時代就有了繁榮的商業城市，各

地區與國家間曾有過四通八達的商路，當生產復蘇后有利于在原來的基礎上復興

和發展。中國的宗教是皇權的附屬物。中國的土地遼闊，四鄰封閉，有了天災人

禍，農民往往逃到邊遠的寬鄉，披荊斬棘，重建家園。他們對于城市沒有多大興

趣，因為城市是反動的中心，他們視為畏途，又因為城市是消費的中心，他們難

以久居。對城市他們不象西歐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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