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中投集團海外投資一直巨虧(高分！！經濟危機對中國產業經濟造成了什么影響？)

段時間，展訊在TD的投入與產出上根本找不到平衡。其TD芯片一季度僅出貨1萬片左右，而其GSM芯片每個季度出貨量在800萬~900萬片左右。這讓展訊很茫然。 “如果單從投資回報的角度，這個產品我們至少早做了兩年。”武平承認。就商言商，這顯然是一個值得商榷的決策。 當時國內TD-SCDMA標準已經孕育5年，但其產業發展卻始終陷入瓶頸。無論是有“國字號”大唐電信背景的T3G，還是普天通信背景的凱明，沒有一個廠家做出商用的TD-SCDMA核心芯片。國內3G的發展面臨著“標準存在，芯片空缺”的尷尬境地。 而2003年，展訊剛成功研發出國內第一款GSM/GPRS手機核心芯片，當年就實現了產品量產銷售，銷售額為2583萬元。2004年，光GSM/GPRS芯片這一個業務就給展訊帶來了1個多億的收入，并擁有了包括波導、夏新等在內的國內30多家客戶。 熬過了前三年大幅投入研發的緊巴巴日子，展訊好不容易可以享受一下收入和利潤快速增長的好時?光。 但武平和陳大同，兩位創始人一起做出這個新決定：放棄跟蹤開發國際上相對成熟的WCDMA芯片，轉而全力主攻TD-SCDMA芯片。這意味著展訊還要加大研發投入，還需要繼續融資。 武平的理由是：“展訊要有長久的競爭力，要變成一個國際型的大公司，和高通、聯發科競爭，沒有一點自己的看家本領是不行的。這個看家本領最好就是跟著政府走做中國標準。TD要做不成，今后4G競爭中國也參與不了，中國在通訊業上就會一塌糊涂，我們屬于通訊業的核心產業，我們肯定也是一塌糊涂。這就是商業的高度。” 但不是所有的投資人都贊同這個決定。他們認為創始人的決定帶著明顯的感情色彩。武平對此并不否認。 “我們最初回國的這些人，還是有點理想主義的。一個從中國出來的技術人員，國家培養了半天，然后出國做成了點事情，所以要對國家有個交代。如果我們這批人把2G做出來了，而且我們明明知道怎么把3G做出來，而我們沒有去做，中國的TD最后死掉了，那就是我的終生遺憾。但風險投資人都是理性的，他們不喜歡理想主義的，太理想化了很可怕。這個我明白，但還是去做了。” 實事求是地說，第一個做出TD核心芯片，讓展訊收獲了不少政治榮譽和政府支持。此前，2000年~2004年，展訊沒有從政府方面拿到過一分錢的專項資金。此后，不僅多位國家領導人來視察，而且展訊還承擔起國家863計劃和國家移動通信專項研究課題，拿到了超過2000萬人民幣的資金。但身處北京的中星微在政府關系上更是高手。他們前后拿到的政府資金超過了展訊一倍，雖然業界公認，展訊的技術含量是最高的。 讓武平沒想到的是，“我們國家推廣3G的決策會那么緩慢，耗掉了那么多企業。” 本世紀初，硅谷有4家大陸留學生創辦的搞3G芯片的公司，最后只剩下展訊一家活著。展訊能活下來，是因為它后來把80%的力量放在GSM/GPRS芯片上，只把20%放在TD上。 TD的磨難不僅影響了展訊的業績，也影響了在GSM市場的投入與競爭提升，同時直接導致了風險投資人與武平的分歧。這種分歧隨著展訊的上市而日漸激化。“上市之后我們必須每天要面對業績的壓力，你要想花錢做長期布局就要付出代價。我在展訊上市后做的一些事情，比如我并購美國的射頻芯片公司QUORUM，比如投資TD與CMMB(移動電視)等，從資本市場的角度看，那個時候也許不應該做這個事情。” 無線通信終端兩大核心芯片是射頻芯片與基帶芯片。如果展訊當時不并購QUORUM公司，也許現在就麻煩了。因為他們最初的射頻芯片供應商后來也開始做GSM和TD芯片，成了競爭對手。“如果不是我們很早就做出了產品，TD這個標準最后能不能成呢？當時和我們一起做的國內企業有的沒有做出來就散掉了。當然我也不能斷言沒有展訊，TD也許還要蹉跎。”武平稱。 為了帶動整個國產手機產業，展訊還舉辦過手機芯片產業上下游的技術論壇。“我辭掉CEO之后，技術論壇就立刻停止了。”武平苦笑，“在公司上市之后，以短期退出為目標的投資者最好能夠逐漸被有戰略眼光的長期投資者替換掉。”展訊還與上海市一起建立了亞洲第一個集成電路科技館，服務公益大眾，或許這也不是受資本市場歡迎的。 “展訊是一個留學生企業，它的市場和運營都在國內，也給中國做了一些戰略的事情。但就是這個對國家有向心力的公司，它的股東架構卻是一家外資公司。一個由海外風險投資支撐的外資公司，還能承載一個國家的產業夢想嗎？”《創業家》記者如此問道。 武平不答。

這是我的主場嗎？

“我們國家走到今天，對高科技的眼光有了一定提升，但能否在關鍵時候出手撐一個真正屬于高科技，屬于我們自己的公司，有些狀態與2000年、2001年時的情況類似。在國際科技競爭中，我們不光要有戰略，在政策制定和具體執行上還要補課。” 蔡明介，聯發科的創始人。他是最早看到武平他們價值的人。 2000年，武平去臺灣游說融資。本來只是順道去看望這位業界牛人與老朋友，但對方一看他商業計劃書中列出的海歸團隊名單，馬上決定投資。“就沖名單上這些博士，就已經值了。”蔡明介認為這是一筆戰略投資。 此后，由于與聯發科存在競爭關系，后來的投資者買下了聯發科持有的老股。 既生瑜何生亮？聯發科在商業市場上比展訊早走了至少十幾年，市場經驗要豐富得多。在國產手機芯片市場上，聯發科幾乎橫掃了所有競爭對手，只有展訊還在堅持戰斗。 與武平一心追求的技術領先不同，蔡明介特別強調市場和客戶。 “我們不是大公司，沒有太多資源去做早期階段的研發，尤其是在早期定產品規格的階段，我們不能好高騖遠。就算在市場將要走到接近大幅成長的中間階段才切入，只要掌握好技術、彈性和效率，不見得扳不倒 巨人。”蔡明介在《競爭力的探求》一書中這樣寫到。 因為他認為誰在競爭中最先達到經濟規模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聯發科從來沒有第一個進入市場，都是作為后來者的角色進入，用的是成熟技術，但把工程質量做到一流，進入后就能引發價格雪崩，將先發者擠出市?場。 展訊比聯發科更早看到了MP3和手機融合的趨勢，開始研發MP3手機。但當時展訊的判斷是，MP3歌曲要從網上下載，所以GPRS功能是MP3手機的基礎功能。由于下載歌曲的數據量比較大，所以展訊把大量精力都用在了改進芯片的GPRS功能上。按照武平的說法，這事實上就是2.5G手機。 但聯發科很快找到了捷徑。它們做好音樂功能之后，給手機裝了一個USB接口，直接從電腦上傳歌。“其實最后我們看，聯發科的判斷就是用戶的最終狀態。”由于技術上遠比調GPRS簡單，所以聯發科反而比展訊更早推出了MP3芯片。“通過這個事情，我們認識到自己在商業運作上遠沒有它們嫻熟。”武平說。 但展訊的創新也得到認可，除了TD是遠早于聯發科開發成功外(聯發科后來是買來的，展訊在中國市場率先發明并量產了單芯片雙卡雙待技術，給國產手機帶來殺手锏。 比起信奉硅谷精英文化、公平競爭的展訊，聯發科采用的是更加兇狠直接的打法。他們找到展訊的大客戶，會直接說：你要什么條件就不做展訊了？只要你不做展訊，我什么條件都給你。 這樣的事情如果出現在美國的話，就是不正當競爭。像聯發科這樣一度占據國產手機芯片95%的市場份額，政府是要啟動反壟斷調查的。 “和臺灣企業競爭，總覺得缺少一個力量。我們和歐美企業打仗的時候很舒服。它的成本結構沒有你好，第一步它就輸了。但跟臺灣企業就不一樣了，臺灣企業的成本結構和我們差不多，這就有點難了，同時從政治上說我們是自家人，甚至可以對大陸企業稍微苛刻一點，也要把臺灣同胞吸引回來。地方政府在管理臺灣企業的時候，有點投鼠忌器的感覺，怕臺灣企業跑了，這就犯了政治錯誤。”武平坦言。 “要是沒有聯發科，可能中國山寨手機市場也起不來。因為山寨市場一開始一定是抄襲，而且不經過合格的測試和驗證。山寨市場是聯發科做起來的，我們也就跟在后面做。但如果山寨是展訊做起來的，也許我們會被整頓。從這一點來看，我們沾了聯發科的光。” 主場之利很重要。美國政府通過WTO談判，要求中國必須有CDMA，其實是在扶植高通，現在高通成了世界第一大芯片設計公司。韓國扶植本國企業更是舉世矚目。 而中國雖然制定了很多支持戰略性行業的政策，非常好，也具有戰略高度，但在具體落實的時候，往往是雷聲大雨點小，甚至根本無法執行。“半導體產業的‘18號文’到底有多少個企業享受過？懂行的人都知道，沒有多少。我們是響應‘18號文’回來的，但也沒有享受到。反過來，國外都知道中國出了政策，然后人家借此攻擊中國，轉而保護自己市場，打擊中國企業。” “比如國家的任何一個出口制造企業幾乎都有出口退稅，但國內設計企業出口芯片的時候就沒有了。因為我們不是做生產的，而是做設計的，政府看不到生產線，就不能退稅，這還是典型的制造業思維。政策逼得我們賣產品要到海外去繞一圈，因為有人從海外買了產品再出口就有退稅。我們是和外資企業競爭的企業，外資企業在中國都有退稅的，中國企業反而沒有，我們的競爭力一下被吃掉了十幾個百分點，這是多大一塊利潤?啊？” 走過十年，武平如今深刻地認識到，硅谷模式在國內不能簡單復制。“在中國，一個技術公司想做大，政策很重要。”畢竟在中國，政府掌握著最多的資源。這就是中國國情。 不惑之年，重頭再來。他已在張江注冊“上海芯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定位于移動互聯網開發應用和手持終端設備的設計。“第一，還是想做一個我自己掌握的公司，它能按照我的長短期規劃來運行，直到把它做成；第二，我還是希望做一個對中國產業能產生真正影響的事情，用本地化的投資，最好是把根留在中國。”武平告訴《創業家》，“從公司創辦的意義上說，它會和展訊走的路完全不同。” 午夜12點，浦東的濱江大道上空曠寂寞，武平最后留給我們的是一個長長的背影。第二天，他將飛往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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