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農產品對外貿易政策與法規(中國農產品受國外貿易限制的主要原因)

濟全球化和跨國公司的全球生產鏈的轉移，使得中國成為全球生產中的一環，跨國公司進入中國主要進行的資源配置就是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這里所說的廉價勞動力不等同于簡單勞動力，它包括跨國公司廉價地在中國雇傭高級技術人員和知識人員。這一點表現在兩點上：一是中國的出口貿易方式主要是以加工貿易、代工貿易為主，二是三資企業出口比重逐年在上升。

四、入世后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走向（2001年以后）

2001年12月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為履行入世的承諾，以及適應新的國際經濟環境，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出現了大幅度的調整。對外貿易政策目標已經成為：促進對外貿易發展，構造有利于經濟均衡發展的產業結構，實現產業的持續升級，推動中國經濟在適度內外均衡基礎之上高速發展。由中國對外貿易商品結構、國別結構以及所處的國內外政治經濟關系，決定著對外貿易政策的取向。

自1996年開始，機電產品的出口就已經占據中國對外貿易商品結構的第一位，但主要的出口方式是加工貿易或代工貿易，而且三資企業在進出口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在逐年上升，再加上出口產品的附加值仍然不高，所以對外貿易政策的選擇應傾向于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或者中國國內產業結構優化。

中國主要的貿易對象是美國、日本、歐盟、東盟和韓國，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也主要來自這些國家或地區，因此，中國對外貿易政策必須根據這些國家或地區的政治經濟情勢的變動而有所變動。例如，在美國、日本以及歐盟對中國的匯率制度提出質疑和責難之時，為了保持國民經濟的穩定健康發展，可能從其他的對外貿易措施上進行協調。

另外，針對國際社會中區域集團化的傾向，中國在近年也開始逐漸通過雙邊和多邊磋商參與到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之中，為中國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發展創造良好的周邊環境和國家環境。例如中國與東盟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區意向協定，積極開展湄公河流域經濟合作等等。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固然能夠給中國經濟發展和中國企業的成長帶來相當大的好處，但是獲得好處的同時必須付出一定的代價——也就是中國對世界貿易組織及其成員的承諾。從現有的資料和兩年的發展來看，中國議定書中有三方面的內容將對中國產生相當大的影響：第一是特別產品保障措施條款，印度和美國已經對中國使用過此條款；第二，在進行反傾銷調查等程序時，在中國入世15年內wto成員依然可以將中國等同于非市場經濟國家看待；第三，入世后8年內每年對中國的貿易政策進行審議。

這些都意味著中國對外貿易政策會出現大幅度調整。例如農產品貿易方面的政策，中國入世議定書中規定“中國應該執行中國貨物減讓和承諾表的規定，以及本‘議定書’中具體談到的農產品的那些規定。在這方面，中國不得保持或采取對農產品的任何出口補貼。中國應按‘過渡期內審議機制’規定將農業部門的國有企業（不論是國家級還是地方級）與農業部門用作經辦國家壟斷貿易的其他企業之間，或者上述各企業相互之間的財務或其他轉移，做出通知。”從這些條款可以看出，中國農產品的出口補貼政策已經無法使用，根據wto農業協定，中國對農業的扶持政策只能從國內支持上出發，或者說只能采取“綠箱措施”和“黃箱措施”。對于農產品的進口，中國已經約定關稅稅率和關稅配額，但是，根據wto的若干例外條款——如國家安全例外、環境例外和國際收支例外等，可以采取一些臨時性的限制措施，但前提是符合wto的例外規定。

各國制定對外貿易政策時主要考慮國內的政治經濟狀況，國際經濟環境以及各主要貿易對象國的政治經濟狀況，和本國參加的國際或區域性經濟組織的要求。對于中國來說，國家安全、可持續發展應該是考慮對外貿易政策的重要因素。由于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納入了全球生產鏈、資本鏈、產品鏈的環節，中國依靠傳統的勞動力比較優勢已經不能維持長久的優勢，因為勞動力比較優勢極容易為它國取代，或被機器節約。從美國、德國、日本、韓國的經驗出發，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指導理論應該從傳統的外生比較優勢理論轉移到內生比較優勢，從靜態比較優勢轉移到動態比較優勢。

簡而言之就是：首先，認識到比較優勢不是天生的，而是可以通過后天的培養形成的，所以政府可以采取各種措施來扶持比較優勢產業的形成；其次，比較優勢不是靜止的，而是不斷發生變化的，在整個的生命周期中，產品和技術會從知識密集型轉移到資本密集型再到勞動力密集型，所以一國在某種產品和技術的生產上是不可能永遠具備比較優勢的。這就意味著，每個國家都必須在產品和技術的創新與模仿上做文章，而且根據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理論可以知道，要素越是高級、專業，其帶來的競爭優勢或比較優勢就越持久，企業自身管理和競爭情況也可以帶來強大的競爭優勢。因此，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的選擇就應該圍繞培養更持久的競爭優勢或比較優勢，換句話說，就是斟酌采取某些戰略性貿易政策。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日本、歐盟等發達國家開始從自由貿易或貿易自由化傾向逐漸轉向“公平貿易”政策的實行。所謂“公平貿易”主要是指為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必要時采取反傾銷、反補貼或保障措施等一系列的貿易救濟措施以恢復市場的可競爭性。wto的規則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照了美日歐的這些做法，因此，中國在入世之后的對外貿易政策必須加強這方面政策措施的改進與完善，防止本國產業和企業或產品在遭受類似的損害之時無法可依，在遭遇貿易對象國的指責時無以回應，當然首要的還是《反壟斷法》出臺。

綜合來說，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趨向應該是依據wto的基本原則以及例外條款，以國內經濟發展要求為基礎，在兼顧區域經濟發展的利益上進行完善，傾向于采取開放型的公平與保護并存的貿易政策。

中國農產品受國外貿易限制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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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中國的農產品貿易發展趨向

中國在入世談判中，已作出一些承諾，未來的農業必將是開放的農業。入世必將對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生活產生重大影響，給中國的農產品國際貿易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面對入世后的挑戰，中國的農業和農產品貿易體制也必須在近期內作出較大的改革調整，才能發揮優勢，揚長避短。

未來中國農產品貿易體制改革的總體目標是建立市場化的中國農產品貿易體制，逐步推進貿易自由化，但是對糧食、野生動植物資源等戰略性農產品加以適當控制是必要的。

一、關于一般農產品自由貿易

農產品貿易自由化從根本上講有利于中國農業的發展和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對改善中國農村人口的經濟狀況，從整體上提高人口素質具有戰略性意義。

首先，貿易自由化可為中國農產品出口提供更好的貿易環境，將大大促進中國優勢產品的出口。

中國農業發展的總體思路，應是如何把大量(上億)個體的、分散的農業生產者與市場緊密地聯系起來，用充分、準確的市場信號引導農業生產者生產優質、適銷產品，用市場化的價格機制鼓勵生產者采用各種農業新技術，提高產品質量和生產效率，從而提高生產者的經濟效益。過多的政府介入，短期內可能會給生產者帶來利益，但長期來說則只能損害生產者利益，因為政府行為往往會扭曲市場機制，過多的保護也增加了舊的生產體系的惰性，使產業結構調整緩慢。而且由于政府財力的局限，不可能長期保護下去，一旦原有的保護體系崩潰，農業生產者又不可能馬上適應市場進行生產轉軌，必然受到更大的傷害。從這個意義上說，積極穩妥地推進農業貿易自由化，無論對于政府、生產者，還是經營者、消費者，都是有益的。

市場化的農產品貿易體制包括市場管理體系(市場準入、關稅配額、檢驗檢疫、內外銷售)、政策法律體系(國內政策法律與國際規則相適應)、市場經營主體等。

(1)從市場管理體系來講，首先把農產品的生產與貿易結合起來。中國目前存在著行業部門分離，生產和貿易相互脫節的問題。管生產的不了解市場，管貿易的又控制不了生產，這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了中國農產品出口的發展和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在當今激烈競爭的國際市場上，其弊端也越來越突出。實行農產品生產貿易一體化管理，將大大完善競爭秩序，增強農產品對外競爭實力，在滿足國內市場需要的同時，擴大農業出口。其次是一般農產品進出口放開，對一些戰略性的農產品規定市場準入量。加入世貿組織以后，玉米、小麥等谷物將成為中國的主要進口農產品，進口量將有較大增長。出于對中國糧食安全的考慮，為了達以糧食基本自給的目標，應對進口糧食(主要是玉米和小麥)的市場準入量作出適當規定。在制定市場準入量時，應考慮到世貿組織其他成員國的可接受程度。

(2)從政策法律體系來講，一是要適應世貿組織規則，改變過去對農業補貼的方式，建立新的農業生產補貼和支持政策。發達國家一直對農業采取補貼支持的政策，而中國則一直采取農業支持工業發展的產業政策，通過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讓農業支撐工業發展，影響了農業競爭力的提高。目前中國包括基礎建設、糧食價格、貧困地區的扶持、自然災害救濟、生產資料補貼等支農資金加起來，每年不足300億元。按WTO的框架要求，允許中國對農業生產每年補貼485億元，還有近200億元的上調空間。而且中國對農業的補貼是一種投入補貼，主要用來購買生產資料，導致了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扭曲，降低了農業生產資料的分配效率。今后中國應加大對農業的補貼力度，把補貼方向集中于農產品上，以農產品的保護價格為手段，最終確立以生產補貼為主體的農業補貼支持方式。二是盡快建立和完善知識產權制度。在重視農業技術市場的發育、加速引進技術的同時，還應注意知識產權體制的完善和發展，這是保護農業科技投資的有效手段，也是農業科技投資能夠得以順利開展的基本保證。三是健全和完善現有的貿易和進出口貨物檢驗檢疫法規。

(3)從經營主體來講，應鼓勵私人企業從事進出口經營業務，實現貿易主體多元化。自由企業制度意味著國家減少對外貿企業注冊登記的限制，具體的進出口業務包括進出口時間、數量、交易方式、價格選擇由企業根據市場情況來確定。

二、關于糧食自由貿易

長期以來，中國實行以農促工的工業化道路，把發展工業作為中國的優先戰略，因此對農業實行歧視性政策，反映在糧食貿易政策上，就是糧食進出口權由國家掌握，每年進出口的糧食數量由國家計委根據國內糧食生產、供求情況來確定，然后分配給各省市，再由有糧食進出口經營權的企業對外簽約履行合同。

這種糧食進出口貿易體制由于決策時滯長，導致效率低下，并不能很好地起到調節國內糧食供求的作用，而且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腳步的加快，中國亟需建立起順應全球化步伐的糧食進出口貿易體制，在確保糧食安全的基礎上進行國際糧食貿易。

當前有人主張全面放開農產品市場包括糧食市場，要求糧食自由貿易。其主要理由是：(1)中國歷來對糧食市場實行的計劃控制已經使中國經濟付出了極大的代價；(2)政府的財政包袱越來越重，對糧食的巨額補貼已經使財政負重難行；(3)硬性的購銷、收儲、種植計劃，不利于國民經濟產業結構調整和農業資源的優化配置。從長遠來看，不利于經濟增長；(4)當前國內已經出現糧食過剩，農民期望在市場上自由買賣，提高收益；(5)糧食不具有經濟學意義上的外部性，長期形成的“泛政治化”傾向是對糧食認識的一個誤區，阻礙了糧食市場化改革的進程。

但無論怎么說，糧食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戰略性產品，在中國糧食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糧食的安全市場化是基于這樣兩個假設：(1)世界范圍內存在一個充分競爭的、完備的市場體系；(2)糧食貿易是一個國家的純粹經濟活動。事實上這樣兩個假設都是不成立的，就前一個假設來看，一個多邊的統一的國際糧食市場遠未形成，貿易常常受國家意識形態和國與國之間政治分歧的影響；就后一個假設來看，盡管貿易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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