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十九世紀晚期英國海外貿易的特點和原因(英國經濟的發展史)

下坡路上：帝國走向終結;蘇格蘭和威爾士的民族主義再次浮現;經濟上的優勢也讓位于鄰國，陷入泥潭。歷屆工黨和托利黨政府雖然一再施加刺激經濟發展的“萬應良方”，卻如泥牛入海，毫無起色。此時的英國就像一個身染沉疴的病患，積重難返。這表明其癥結不在表層的經濟要素，而在于國家的社會結構和精神狀態（4頁）。

正如英國的成功揭示了一種新型政治模式和治理模式的成功，英國的衰落也同樣具有典型意義。現代政治和法律價值的奠基者們多自英國經驗中受到啟發，英國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承擔了闡釋現代政治精義的功能。既然理解英帝國的遺失及衰落需要突破經濟史的藩籬，需要重新反思英國的現代化歷程。在一定程度上，這就要求重新闡釋現代政治與現代史，破除輝格史學的視角及其所承載的政治精義。

威納注意到英國社會思想中非常獨特的因素。“在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國家，工業主義似乎并未扎下根。在一個使人類開始‘飛速前進’的國家，人們常常以懷疑和鄙夷的態度來觀察經濟的增長。英國人首先開始了城市化的過程，但他們卻忽視和貶抑城市。”（第17頁）英國雖被視為現代化的模本，但它對現代化的態度卻一直是三心二意的，甚至在其文化思想傳統中具有一股強大的反現代性的潮流。英國的現代化是一個矛盾運動的過程，其本身就帶有自我消解、阻礙其自身發展的力量。英國在二十世紀走向衰落正是這一反動力量不斷運動的結果。英國的現代轉型沒有經歷革命，封建貴族的保守力量（文化）并未被克服，一直保存在其文化傳統之中，并且通過教育改革獲得了制度化的能量，并鑄造出新的社會階層和生活理想，最終馴服了工業精神。

英國的衰落源自其工業精神的衰落，在更深的層次上則源自它的文化心理、社會結構和政治經濟體制。它們形成一張無形的巨網，牢牢地捕獲了工業精神這匹烈馬。這正是威納所謂的“文化隔離”。所以，要理解英國的經濟便要深入其社會和精神層面，便要追溯這一傳統的起源和發展。在標題中，威納界定了他要討論的歷史區間：一八五零至一九八零年。一八五一年是歷史的分水嶺。在這一年，倫敦舉辦了第一屆世界博覽會，工程技術和裝飾藝術的最新產品從許多國家匯集到這里。博覽會不僅展現了帝國氣象，也呈現出現代技術和工業的英雄氣概。博覽會將現代機械、工業、建筑和商業的精神融合在一起，共同展現出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國家理想和新生活方式。萬國博覽會是對工業化成果的總結，全方位展現了工業和技術對人類生活的影響。它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人類進步”的豐碑，無疑也是英國實力的豐碑。

博覽會展現出的現代精神與英國血液中的保守文化產生了沖突。水晶宮隨之成為文化反對派批評的核心。英國國會大廈、西敏寺和大本鐘的設計者奧古斯塔斯·皮金（Augustus Pugin）把水晶宮視為“玻璃的龐然大物”、“無靈魂時代的產物”。想象一下水晶宮與國會大廈并峙的場景吧。還有什么比皮金的哥特式建筑與水晶宮之間的反差更鮮明呢？水晶宮的建造與哥特式建筑在十九世紀的復興代表了兩種文化價值觀念的對抗。水晶宮與哥特式建筑在美學上的對抗還有更深層次的基礎，即擔心由前者展現出來的現代生活會帶來道德上的敗壞，從而產生對古老時代強烈的懷念。這種懷古的鄉愁、對“進步”的懷疑與工業化一同增長。至一八五一年，雙方的力量幾乎不相上下，其沖突亦將“相互適應而別具特色地給予解決”。

此后，英國再也沒有舉辦過重大的技術或建筑革新的世界博覽會。對英國而言，第一屆世博會標志著“一種結束而不是開始”。

二、鄉村英格蘭神話：文化馴服

工業化及其帶來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想象激發了保守精神的反動。工業化既帶來了物質的豐足和財富的增長，同時也瓦解了傳統的生活方式、社會結構，甚至自然景觀。這些劇烈的變化沖擊著“古老的”情感和觀念，引發文化上的反彈，激起對“進步”的懷疑以及技術的批評。一八五一年之后的文學中，“對機器賜福的希望”漸漸破滅。在哲學和社會思想中，對現代性的反思是一個重要的趨勢，體現出濃重的鄉紳理想和土地貴族精神。

馬修·阿諾德、約翰·羅斯金、狄更斯和密爾是維多利亞時代影響最為深遠的文人，他們的作品和思想為二十世紀英國的文化傳統奠定了基礎。他們皆非純粹的保守派，但他們對迅猛發展的商業和工業卻有著一致的警覺。密爾是十九世紀最重要的“哲學激進主義者”，但當他面對偏重物質財富的維多利亞早期的英國時，他也展現出一個紳士的疑懼。這些對過去和已經建立的制度最持批判態度的人也共同經歷了文化上的反動。

浮士德將靈魂出賣給了魔鬼，羅斯金則認為英國把自己的靈魂出賣給了鋼鐵和蒸汽。那么，什么才是英國的靈魂呢？越來越多的詩人、作家、思想家轉向過去，轉向仍然保持著傳統生活方式的鄉村，認為古老的英格蘭在本質上也是一個“鄉村”。

在十九世紀的英國，一個強大富有的上流地主集團管理著日益衰微的農村經濟。英國貴族早已資產階級化，在城市里站穩腳跟，他們來自礦山和工業的所有權收益可以讓農業在世界市場上自謀生路。在國家的經濟體系中，十九世紀晚期的英格蘭鄉村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為“空虛”，可用作一種一體化的文化象征。“英格蘭鄉村的實際重要性變得越小，就越容易純粹代表一種可供選擇和補充的價值體系，一種精神上的平衡物。”（71頁）

因此，承載著英格蘭靈魂的鄉村是一種純粹的功能化“想象”，是對工業經濟和現代生活的平衡。鄉村代表著穩定、寧靜、和諧，被想象成為逃避當代生活的避難所;它連接著過去與現在，是古老的英格蘭唯一沒有受到工業摧殘的角落。這樣的鄉村出現在哈代的小說里，在杰弗里斯（Richard Jefferies）的散文里，在吉卜林（Rudyard Kipling）、葉芝的詩歌里，甚至在莫里斯關于烏有之鄉的想象里。在這種濃郁“鄉愁”中，田園生活展現為一種富有吸引力的沒有時間性和非物質的生活方式。它是一個文化的王國，用來抗拒工業時代的喧囂和對變化的憂慮。

鄉村英格蘭的牧歌式美夢突破了政治態度，吸引了整個中產階級。對鄉村的渴望和迷戀具有持久的影響力，甚至彌漫在“一戰”和“二戰”之后的輿論之中。英國的報紙、廣播節目、廣告和戲劇都在教導人們，只有回到鄉村才能探尋到真正的英格蘭。“二戰”期間，新聞記者的報道、知識分子的小說和專欄作家都把英德之間的戰爭描述成為鄉村世界與工業文明之間的對抗。英國最終的勝利則證明：“可怕的活力將經歷自己的毀滅，而英格蘭的平靜則具有力量。”（106頁）

鄉村英格蘭這個精神王國具有了一種現實的社會和文化力量。“就像一個廣大的海外帝國的存在一樣，它也助長英國輿論退回到一個需求較少的世界中去。就像早期經濟成就創造的固定資本一樣，由國家的風光和建筑物所體現的、給人印象深刻的文化資本也會有助于英國回到它的過去，并賦予其一種實質上是舊式的自我形象。”（109頁）這種文化想象塑造了英國特定的自我認同，也鍛造了一個無形的帝國，古老的鄉紳價值在那里得到延續和復興。工業主義早已在英國誕生了，這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但在價值和文化的世界里，工業主義的正統性卻遭到了否定：工業精神被認為是對保存“英國國粹”的一種深遠威脅。這個國家似乎患上了一種精神分裂癥：她孕育出工業革命，卻對工業革命的后果感到困惑;那個培育出工業主義的階級也極力否認這種淵源關系。工業、貿易和帝國的發展有屬于自己的內在邏輯和價值觀念體系，但在十九世紀中后期逐漸確立的無形帝國中，它們日益受到抑制，躑躅不前。精神的困境產生了行為的后果。政治領袖無心全心全意追求經濟擴張。首相張伯倫在二十世紀初號召將復興經濟當作政治的主要目標，但卻被斥為過于“緊張狂熱”，遭到拒斥。實業精英也力求成為遠離工業的士紳，追求文化與社會的尊榮。在政策和實踐層面，英國的工業發展都得不到足夠有力的支持。其結果便是經濟的衰退與帝國的遺失。

三、公學體系：制度馴服

英國貴族在文化上的領導權，以及對工業資產階級的文化改造主要通過“公學”教育體系來實現。威納如此評價公學制度所帶來的文化和社會后果：“公學雖然有被過分吹噓的獨立性，但它通過像校長會議這樣的機構趨同為一種共同模式。盡管沒有國家的指導，它們也形成一種制度，這種制度把上層階級的下一代人同英國世界地位的基礎—技術和商業—隔絕開來。”（23頁）至維多利亞末年，公學已經成為英國上流集團絕大多數成員共有的發展經歷。公學教育成功地將具有貴族色彩的文化和價值觀念固定于英國社會之中。

“公學”具有明顯的貴族特性。在選址上，它們遠離城市工業區，都建立在遙遠的鄉村。很大一部分著名的公學都在英格蘭南方。在其課程體系中，公學體現的仍然是貴族的價值觀念。公學致力于弘揚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學語言，將之作為一切文科教育的基礎。古典語文和修辭是貴族政治和紳士品格必備的技能，也是社會等級的重要標志。古典文學教導共和德性、紳士風范與傳統價值。自然科學課程在公學的課程表中卻實際上缺位或不受重視。自然科學與工業聯系在一起，而工業則意味著要用自己的雙手干活，還要全力直接賺錢—它們都顯得不夠“高貴”。結果是公學教育加強了“帶有榮譽和公眾領袖的貴族理想為特征的事業”。公學注重政治才能而非經濟才能的培養。它塑造出未來的精英，但他們保持穩定和秩序的愿望遠遠超過最大限度增加工業和國家財富的愿望。

與公學體系一樣，牛津、劍橋等老牌大學在維多利亞時代也自覺地守護著鄉紳的理想和價值。商業和工業精神受到貶抑：商人是受蔑視和道義譴責的對象，工業則被視為鄉村的破壞者。商業課題會受到公開的指摘。公學與牛津、劍橋為英國上流階層的許多人提供了共同的教育和成長經歷。它們將維多利亞時代對新工業世界的抵制制度化了。它們培養的學生將影響整個民族未來的命運，但在塑造其個人信念和價值觀念最重要的階段，教育制度則使之與工業脫離接觸。為了進入貴族階層，獲得文化上的認同與尊重，許多商人、企業家與工程師都將自己的后代送入公學、牛津或劍橋。他們將成長為新的鄉紳，脫離父輩所從事的職業。即便那些走進商界的受過教育的年輕人，他們也帶著反商業的價值觀念。毫不夸張地說，英國的教育體制使保守的文化獲得了生生不息的支持，而工業和經濟則將處于長期“貧血”的狀態。

英國在教育上標明了自己的道路，而這則預示了它在二十世紀的成就與困難。

四、文化與經濟史

英國政治一向給人以平和穩健的形象。在威納看來，其原因在于貴族領導的連續性以及鄉紳文化的持久影響力。英國的現代化轉型并未經歷流血革命，這注定了其政權的轉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貴族通過資產階級化的方式維護了自己的文化領導權，教化和馴服了工業精神和新產生的資產階級。公學和老牌大學教育了精英，塑造出新的士紳;思想家、小說作家、詩人和媒體則教育了整個民族，使傳統的價值等級和觀念滲透到整個民族的血液當中，為英國人打造了一個花園式的鄉村夢想。但是，在工業化時代，鄉村式的“英國夢”卻帶來了導致經濟衰退的“英國病”。在貶抑工業的文化土壤中，政治領袖無意全力以赴發展經濟;金融資本更樂于從民族工業中撤離;商人和企業家亦樂于洗掉身上的工業資本主義色彩，他們羞于談論利潤，卻積極購置鄉間地產，追逐鄉紳的生活方式。經濟制度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也因循守舊，錯失發展機會。

在威納看來，英國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所遭遇的經濟危機有一個深厚的文化和心理根源。它盤根錯節，將制度與思想、貴族與資產者、靈魂與鋼鐵，以及財富與道德編織進一張無形的網中。這張網束縛帝國也束縛了英國經濟。所以威納論斷，撒切爾政府在八十年代的改革要獲得成功，實現英國的復興，關鍵還在于她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突破這張網所帶來的阻力。

威納的分析展現出理解經濟的“文化思維”。經濟不是純粹的物的關系，也無法簡單地通過一個抽象而冷漠的市場模型來加以解釋。“經濟”是人的行為，與人的情感、思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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