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南越國進行海外貿易與秦漢的關系(南越國進行海外貿易與秦漢兩朝的哪些政治和經濟因素有關)

鏃紋，可知當年長樂臺的建筑是十分高大宏偉的。清人梁廷楠《南越五主傳·先主傳》云：南越王趙佗“以龍川為興王地，就五華山筑臺日長樂。”考古發掘足以證明中原營城、打井技術在南越國時已傳人嶺南。另外，南越國在邊關互市，渡口、村場、交通要道等地舉行定期集市。劉宋沈懷遠《南越志》云：“越之市為圩，多在村場，先期招集各商，或歌舞以來之。荊南、嶺南皆然。”這也是在中原影響下出現的商貿文化習俗。

趙佗十分重視利用當地的自然資源，發展嶺南經濟，其中造船技術在南越國時得到空間發展。史載：南越王造大舟，容三千人，足見其造船業相當發達。《漢書·嚴助傳》載：越人欲為變，必先田余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考古發現，南越國時期番禹已能生產規模較大的船只。另外從《史記》、《漢書》以及《西京雜記》等文獻記載的趙佗每年進呈漢室的珍寶來看，南越國海洋捕撈業也很發達，能夠捕撈珍貴的海底珊瑚和珍珠貝、紫貝等。

經過趙佗的治理，嶺南地區的經濟、文化得到飛躍性的發展，使一向十分落后的嶺南經濟趕上并在某些方面超過中原的發展水平。

（五）、與匈奴的戰爭和文化融合

在秦漢時期對北部邊疆的經營中，燕趙地區是民族交往和民族融合的窗口。

秦滅六國，派蒙恬率三十萬大軍北擊匈奴，并把戰國時期燕、趙、秦三國長城連接起來，鑄成西起臨洮，東到遼東的萬里長城。在北部邊境沿長城設置了九原、云中、雁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等12郡。同時，從內地遷移大量人口，安置在沿長城一線。其中燕、趙北部作為防御匈奴的主要地區，安置了大量的移民，大量人口的遷入有利于邊疆的開發和民族融合。

西漢前期，因政權初建，財力匱乏，對匈奴采取被動的和親政策，匈奴不斷南下，燕趙成為匈奴騷擾的地區之一，大量民眾被擄掠。漢武帝時發動對匈奴的反擊，燕趙皆是用兵重地。漢武帝徙烏桓于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五郡于塞外，設烏桓校尉，職同太守。東漢初，匈奴南下殺掠的范圍深入到上谷、中山，“殺略鈔掠甚眾，北邊無復寧歲”[29]。東漢不得不把雁門、代、上谷等地的居民六萬余口遷徙到常山關、居庸關以東。在擊破匈奴后，光武帝準許內附烏桓從塞外內遷于遼東屬國、遼西、右北平、漁陽、廣陽、上谷、雁門和朔方等十個邊郡地區，并設置烏桓校尉于上谷寧城（今河北宣化附近）。東漢末年的戰亂中，幽冀一帶大量的人口逃往烏桓，與當地人雜居。

燕趙北邊因與草原游牧民族交接，由此造成了尚武、驃悍的民風。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下》引朱贛的《風俗》論述各地民風的不同是“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作為一個地區文化具體表征的生活方式、社會風俗與該地的地理環境密切相關。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述及燕趙的經濟特征和文化風貌時指出：

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為奸，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僄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中山地薄人眾，……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夫燕亦勃、碣之間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

班固在論及這一地區時除引用司馬遷的論述外，還特別強調歷史傳統對文化的影響：

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后宮美女，民化以為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后稍頗止，然終未改。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于急人，燕丹遺風也。

燕趙地區“矜懻忮好氣”，“雕捍少慮”、“任俠為奸”的民俗特征，表現出驃悍的軍事文化的色彩。而漢武帝時徙烏桓內遷，主要安置在今燕趙北部一帶，更加重了這一地區尚武的民風。幽燕產良馬，軍隊戰斗力較強，在楚漢戰爭期間幽燕的梟騎曾助劉邦擊敗項羽，東漢光武帝平定河北時，幽州的突騎更被稱為“天下奇兵”。北邊部族的內遷強化了燕趙地區文化融合。

燕趙地區的地位，使齊魯、中原文化和北邊的游牧文化在這里融匯，使燕趙文化具有了海納百川的獨特魅力。既有勇武豪俠的遺風，又因儒風流布，多鴻儒文豪。既產生了維護國家統一、推行民族親和的一代先驅趙佗，東漢名將趙云。更造就了被后世尊為“漢代孔子”的儒學大師董仲舒，還有被曹操稱“一代宗儒”的“盧植”。還因有“實事求是[30]”的河間獻王劉德，燕趙成為“實事求是”的發祥地。而且因劉德的“修學好古”，成就了河間詩經學派――毛詩。燕人韓嬰成就了《韓詩》，并在秦漢思想史、教育史上留下了煌煌篇章。

秦漢時期，在大一統局面下，文化的趨同性日趨明顯，而燕趙地區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更是在這種文化變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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