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臺灣對大陸的貿易依存度的變化趨勢(試論中國如何借鑒歐盟一體化所取得的成就,在應對亞洲各國的合作浪潮中占據更有利的地位。)

單位能耗比發達國家高30%以上，能源利用效率比發達國家低10多個百分點。2003年人均能源消費、人均年用電比“九五”末分別增長了23%和100%。一些出口產品就是在依靠高耗能、高污染生存，是國外轉嫁環境壓力的產物。人民幣的適當升值將使低能耗高環保的高技術設備進口成本降低，進口數量增加，有效減少資源的浪費，減輕環境壓力。此外，還可以通過“優勝劣汰”效用，淘汰部分能源消耗大、產品附加值低的出口企業，逐步轉變向世界廉價拍賣我們珍貴資源的現象，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四）有利于減少貿易摩擦和改善貿易環境

浙江出口商品以勞動密集型、缺乏核心技術的工業制成品為主，這些產品大致占出口總額的80%以上。出口產品附加值較低，主要依靠低價格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出現貿易摩擦在所難免。2002—2004年，浙江共遭遇國外“二反二保”和“337調查”案件71件，涉案企業2496家、涉案金額15億美元，分別占全國的45%、50%和60%，浙江已成為遭受反傾銷、保障措施等立案調查最多的省份。

從短期看，人民幣升值后產品的出口價格會提高。但由于我省出口產品價格已非常低，即使適當提高價格，產品仍將具有很強的競爭力，而且有助于減少其它國家對中國提出產品低價傾銷的訴訟。浙江部分出口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占有率相當高，如果利用這種市場優勢，適當提高產品價格，反而可能增加利潤。人民幣升值也向世界表明了我國對待匯率改革的態度，歐美等國必然會隨之調整對華貿易政策，減少各類貿易摩擦的次數。

從長期看，人民幣匯率調整雖然只有2%的增幅，但卻說明了一個信號：人民幣正在向真實匯率回歸。對企業而言，這意味著今后必須調整其低價競爭策略，以提高質量、款式、功能和售后服務等方面取勝，提高其在國際分工和價值鏈中的位置，增加產品附加值，使出口貿易逐步納入可持續發展的良性軌道。而這顯然是有利于減少貿易摩擦的。

（五）有利于加速我省企業走向世界的進程

浙江省民營經濟發達，民間資本雄厚，具有典型的“藏富于民”的特征。全省存款余額2003年達1475.8億元，從1990年算起，平均每年增長27.8%。但由于經濟和金融結構的不完善，儲蓄轉為投資的傳導機制受阻，大量剩余資本在尋找獲利機會。在股市不景氣的情況下，資本瘋狂涌向房地產市場，活躍在全國各地的“溫州炒房團”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從這個意義上說，我省并不缺少投資資金，缺乏的是投資機會。

（六）人民幣升值的若干不利影響

浙江經濟具有明顯的外向型特征，2004年浙江省外貿總額為852.3億美元，外貿依存度到高達66%，出口依存度高達43%。對浙江這樣一個出口大省而言，人民幣升值也會帶來一些不利的影響。

——打擊出口企業。對紡織業等低附加值產品沖擊最大。浙江有很多出口額在200萬美元以下的小紡織企業，紡織業的利潤一般不足10%，而這些小企業的利潤僅在3%左右，一次性升值2個百分點，對企業的打擊不小。

——影響外商直接投資。人民幣升值將使同量的外幣折算成人民幣的價值下降，就會使得外國投資者利潤減少，投資自然減緩。

——影響就業。我省的出口企業以勞動密集型企業為主。在人民幣升值，出口企業利潤下降的情況下，企業很可能用壓低工人工資、減少工人數量的方法來轉嫁人民幣升值帶來的損失。這會給就業帶來一定的沖擊。

——擴大收入差距。人民幣升值后，用美元表示的收入增加了。但只有能夠購買進口高檔產品的中高收入群體才能真正享受到升值的好處。此外，人民幣升值后，滬深股市上揚，受益的也是有投資能力的中高收入群體。收入差距會因人民幣升值而有所擴大。

四、積極把握人民幣升值形成的新發展階段特征，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無論是日本、韓國，還是德國，本幣升值都會推動本國經濟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而日本經驗更是表明，本幣進入升值過程以后，一國經濟社會起碼還有20年左右的快速發展期。人民幣升值同樣表明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個階段大致有五個重要特征。

一是市場化水平進一步更高，市場對資源配置將發揮更大的基礎性作用；二是中國經濟競爭力上升，在全球經濟中的話語權走強；三是商品和勞務的低價優勢開始弱化，形成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壓力；四是中國經濟進一步接軌全球經濟，至少會逐漸在貿易、商品價格等方面形成內外經濟一體化格局；五是浮動匯率制度導致市場環境的不確定性增強，但只要靈活地進行相機抉擇的宏觀調控，將有利于激活經濟社會內部的積極因素，且增強了要素合理配置的敏感性

充分把握人民幣升值所形成的新發展階段的若干重要特征，加快轉變浙江經濟增長方式，是我們當前的一個重要歷史使命。就政府而言，應該借人民幣升值的契機，進一步加快推進市場化改革，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企業而言，在短期內可以利用各種金融手段來規避匯率風險，也可以采取向經銷商轉嫁負擔等辦法來降低人民幣升值的損失，而從長期看，則應化壓力為動力，加快技術進步，加快調整產品結構，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2、實施進口戰略，加大利用境外先進知識等資源的力度。人民幣升值給我省企業帶來了出口壓力，但也降低了我省利用境外先進知識等資源的成本，這對既遭遇自然礦產資源制約，又受著知識缺乏制約的浙江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戰略機遇。因此，要從“借力”發展和開放促發展的戰略高度出發，要像抓出口一樣，研究和實施進口戰略，加快引進境外先進知識，積極利用境外礦產資源。要系統地研究和加大出國留學培訓、引進專利和技術裝備、采購先進商品、購買能源原材料等。通過利用境外先進知識，購買礦產資源，來優化進口結構，來用好浙江的巨額外匯，加快提升浙江經濟社會的知識水平，緩解浙江的資源制約，走出產業結構的路徑鎖定，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3、強化行業協會等中介組織建設，把成本上升因素轉嫁給經銷商。向境外經銷商轉嫁成本，是出口商緩解人民幣升值成本壓力的一個重要策略。但是單個企業勢單力薄，需要在政府引導下，由非政府的行業組織牽頭和出面，增強與境外經銷商的價格談判能力。行業協會也要抓住這一機遇，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事實上，我省一些企業的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具有較高占有率，我們在價格上具有較強的談判能力，可以要求和客戶共同分擔人民幣升值所帶來的利潤損失。比如紹興豪納紡織品貿易有限公司與沙特阿拉伯某外商簽訂的出口合同中，1米（長1.5米、寬1米）“捷達化纖面料”單價比以前提高了3美分，增幅為4.3%，這就能有效地和經銷商一起分擔人民幣升值帶來成本上升壓力。

4、增強核心競爭力，轉變外貿出口結構。企業不可能長期依靠匯率、利率等外在政策的保護實現發展。必須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強產品的內在競爭力，實現企業的轉型發展。借助人民幣升值機會，企業應合理安排好進口計劃，加大先進技術和高科技產品的進口力度，提高企業科技水平。提升企業品牌內涵，創建品牌的國際優勢。進行資源整合和產品結構調整，實施多元化戰略，提高產品質量和檔次，調整產品結構，提高產品附加值，實現由產品輸出到品牌輸出和資本輸出。

5、加強對人民幣匯率的長期研究。人民幣匯率調整將對浙江經濟產生多方面的影響，我所今后將作進一步深入調查研究。也希望有關部門能高度重視這一問題，在全省組織科研力量，進行定期研討，深入研究人民幣升值趨勢下的浙江經濟應對之策。

試論中國如何借鑒歐盟一體化所取得的成就,在應對亞洲各國的合作浪潮中占據更有利的地位。

中國與歐洲的相互關系既取決于雙邊關系的客觀進程 ,同時也取決于雙方各自對于對方的認知狀況。中國人對于歐洲一體化進程的正面評價不光與歐洲的實際成就有關 ,而且也與中國人決心投身于東亞區域合作的歷史努力息息相關。盡管中國與歐洲無論是歷史文化、 現行體制、 還是地緣政治條件都有很大的差異 ,但是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演進過程表明 ,中國有許多方面可以從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獲得借鑒。

晚清西學東漸以后 ,中國的精英階層大體上是在以下幾個方面向當時最為先進的歐洲學習和取得借鑒的:第一 ,了解世界;第二 ,求強求富;第三 ,救亡圖存;第四 ,民主革命;第五 ,科學啟蒙。 [1]此后百多年來 ,雖然每一個歷史階段所關注的主題有所變遷 ,但是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過程大體上也是圍繞著上述問題展開的。到 20世紀 70年代末以來的改革開放時期 ,中國各界精英又一次表現出了解和研究歐洲、 學習和交往歐洲的強烈意向。這一時期的興趣則集中在歐洲發生的一系列歷史性創舉 ,包括像歐洲一體化這樣的宏大歷史進程方面。

早在改革開放的最初時期 ,中國學術界已經著手對歐洲一體化的經驗進行系統的研究。上世紀 90年代下半期和新世紀以來 ,在中國與歐盟之間一系列重大合作項目推動之下 ,不僅中國學界的歐洲研究進入了一個全面深化的新階段 ,而且對于歐洲問題的介紹也成為中國媒體的熱點。以最近兩三年為例 ,甚至當歐盟憲法進程遭逢困難的時候 ,中國的媒體和學者總體上還是表現出了謹慎樂觀的態度 ,認為歐盟憲法進程所遇到的困難是暫時性的 ,歐盟將用自己深化改革和擴大影響的努力來證明自己的強勁生命力。對于這種樂觀的預期應該如何看待呢 ? 事實上 ,這里既包含了中國對于世界發展的多元化特性的一種執著追求 ,因為歐洲人的確是通過自己的特殊方式顯示了對于世界發展多樣化的信念。同時 ,也表達了中國人民對于歐洲政治家和歐洲人民推動歐洲一體化進程的合理性及其抱負的一種信任 ,因為這畢竟是歐洲人在半個多世紀的努力實踐中所取得的一種成就。在更深層次上說 ,歐洲一體化進程的成功與否已經與中國的未來息息相關。因為 ,中國的前途也已經不可逆轉地與整個東亞地區乃至于更廣泛區域的一體化發生著緊密的關系。這樣的一種心理狀態和對于事態的理解推動著中國人愿意以一種前瞻式的態度來看待遠在歐亞大陸另外一側的歐洲一體化進程。

顯然 ,中國人對于歐洲一體化進程的看法并不全然取決于歐洲一體化這樣一個客觀的歷史過程 ,而是取決于對歐洲一體化的認知過程中的主體和客體它們各自的境遇、 對于對方的理解 ,以及它們之間的互動關系。

一、歐洲一體化與東亞區域化

長期以來 ,關于歐洲一體化進程究竟是國際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一個特例 ,還是普遍路徑的問題曾經有過不少爭論。持“ 特例 ” 觀者認為 ,歐洲歷史條件與文化個性具有特殊性 ,因此歐洲一體化的進程很難在其他地區被重復;持“普遍 ”觀者則認為:在當今全球化的背景下 ,隨著經濟日益出現跨國、 跨區域的流動 ,出現要素之間的更大規模的整合是完全可能的。進一步而言 ,在當今世界上 ,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求訴已經成為不可動搖之勢 ,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相互溝通與合作 ,乃至于形成區域間的一體化已經是勢所必然 ,歐洲一體化進程完全可以在其他地區被重現。

值得注意的是 ,第一 ,歐洲歷史文化條件的特殊性是一個客觀的存在 ,但是在其他地區實際上也已經在不同水平上和不同內部結構中出現了可以推動區域一體化進程的動因。比如 ,無論在東亞還是拉美 ,市場的發展規模、 市民社會的歷史性進步都呈現出對于一體化的需求。第二 ,雖然各地的具體歷史文化背景、各區域一體化的具體內容和規模各不相同 ,但是一體化的總體方向已經被證明是可以成為各個區域政治和經濟的共同目標的。第三 ,不光是一體化進程本身 ,一體化現象也正在成為影響各個地區和國家內外事務的一個重要因素。特別是對于向著現代市場經濟制度轉型的國家和地區來說 ,一體化帶來的內外事務之間的相互關聯和相互影響正在日益增長。因此 ,這樣一個重要的變化也促使歐洲之外的各個地區和國家都來關注歐洲一體化這一重要的歷史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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