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國際貿易單證實訓總結2000字(國際商務單證實訓報告總結范文)

突、碰撞與重組，儒家文化滲透力的相對輕淺，使這里的原初文化具有古老性、浪漫精神和詩性氣質。我們從陜北剪紙和年畫的用色(強烈、飽和、艷麗、明快)、安塞腰鼓的驚天動地、信天游的悠遠抒情中均不難感受到這點。

這種過渡地帶的精神氣候使陜北的民性具有一種二律背反式的性格特征：既充滿了自由、勇毅、野性、剽悍等外向型特點，又有由地緣位置所導致的保守、內向、封閉等質素。這種性格中的矛盾在路遙的個性中有突出的表現：路遙的性格中，既有理性、保守的一面，也有浪漫、奔放的特質，因此，評論界公認路遙是個主觀性很強的客觀型作家。從總體上講，路遙能夠對敘事進行理性運思，但那種熱烈的感情還是會時時按捺不住地脹破理性框架，流溢出來，極大地影響著路遙在文本中對愛情關系的處理和情節的設計。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遙讓省委副書記兼省會所在地的市委書記的女兒、省報記者田曉霞以及醫學院大學生金秀先后愛上了煤礦工人孫少平；讓金波長久地癡心等待一個只有短暫的精神關聯的藏族姑娘。這些對愛情故事的設計，很難使我們輕易信服，因為它不太符合生活的真實邏輯，經不起理性的推敲，是天真的夢幻和一廂情愿，但是卻充滿了浪漫氣息和詩性氣質。再就是，路遙能隨著時代的變遷，對以柳青為代表的革命現實主義進行一定的突破，但總體上在創作手法、創作理念和道德觀念、價值觀念方面的保守性，是很明顯的。

草原文化中張揚、率性的一面，使路遙的潛意識中形成了“英雄崇拜”的情結，外化為文本中一系列堅強、陽剛、百折不撓的“硬漢”形象。這種冒險主義精神和英雄主義品格，在路遙作為一個作家，為自己樹立高遠的文學理想，甚至以身殉夢的人生歷程中也可看出。同時草原文化不像儒家文化那樣歧視和壓迫女性，女人的家庭地位和社會地位很高，也影響到路遙筆下女性形象的塑造：《人生》中的劉巧珍、《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潤葉，都帶有“母親”這一情感和形象原型，使路遙的愛情描寫包含著母性愛的文化心理內涵。追溯原因，當與游牧文化對女性的尊重與推崇有關。當然，對這一現象進行原因探尋，有很多不同的見解，比如，有人認為這種現象與儒家文化心理積淀有關：“在長期封建意識因襲之下，中國廣大婦女處于重重壓抑之下，尤其在愛情心理上缺乏舒展的自由，……而文學終究要受到民族文化傳統的制約，我國舊小說、戲曲中很少對女性性愛心理的坦率描摹，卻常常以仁義道德為思想背景，表現母性的所思所愛，即為證明”[4]；也有人認為這與陜北生存文化和路遙由童年不幸經歷導致的特殊心理需求有關：“陜北農村貧窮落后，生存是第一需要。在陜北農民的婚姻觀念中，女性應該是一個忍辱負重的角色，在田間地頭是一個好幫手，在家中要承擔撫養孩子、做飯、縫衣服等家務活。而且由于丈夫在體力勞動中承擔著更為重要的任務，所以妻子們總是把自己的男人像娃娃一樣疼愛……在路遙深層意識世界中，也多少受到這種文化心理的影響，進而影響了他筆下愛情描寫的整體面貌。除此之外，我們也不能忽視家庭出身、生活遭際對路遙心理的影響。路遙是一個天生情感極其豐富的人，但他心靈深處強烈的感情要求和現實的感情虧欠又處于尖銳的對立狀態。在他七歲那年，由于家里十分貧窮，孩子太多，父母無奈把他過繼給延川的伯父，沒能充分享受母愛、兄妹愛。……他所描寫的那些充滿母愛色彩的美好溫馨的愛情，或許就是為了求得心靈的慰藉。”[5]也許這些觀點都有其合理性，因為一種現象的產生，原因往往是非常復雜的，在此聊備一說。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隨季節遷徙的自由、隨意的生活方式對陜北人的生活觀念也產生了深層的影響。陜北人不像關中人那樣安土戀家，而是對土地有一種叛離的心理傾向(這與陜北自魏晉以降戰火連綿、災害頻仍，自然環境格外嚴酷，當地居民生存超常艱難這一現實處境有很大關系)，這在信天游對“出走”與“尋夢”這一族群的集體沖動的反復吟唱中已得到清晰的呈現。這種“出走”與“尋夢”意識同樣也在路遙的意識深處有所積淀，由此出發，我們便不難理解高加林那顆欲掙脫土地而不得的痛苦心靈以及為逃離土地而不惜犧牲愛情的決絕心態；在《平凡的世界》中，孫少平抱著闖蕩世界的雄心壯志，歷盡艱難，對命運不屈地進行抗爭，寧肯當攬工漢和煤礦工人，過飄泊不定的生活，承當繁重的體力勞動也不肯回家，在哥哥的磚場過較為容易的生活，也與這種族群的“出走”與“尋夢”沖動不無關系。此外，陜北的地力對陜北人的文學創作和陜北的原初文化也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一方面，它孕育了陜北獨特的民間藝術：信天游、嗩吶、秧歌和腰鼓。這些民間藝術的共同特色是極富抒情性和力度。這些對路遙小說的民俗描寫、取材習慣、甚至敘述風格都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比如，信天游的兩大主題：生之艱難和愛之痛苦也是路遙小說一以貫之的兩大主題；信天游的精神姿態：對生存苦難的正視和面對苦難的豁達態度也轉化為路遙作品中透露出來的文化姿態；在作品的敘述過程中，路遙常常情不自禁地站出來，對筆下所涉人事進行坦誠和毫無保留的議論，使他的敘述聲音充滿激情。即使在景物描寫中，也不像陳忠實那樣不動聲色，理性客觀，而是情景交融，夾敘夾議。這種粗獷奔放的風格，與陳忠實所體現出來的溫柔敦厚的漢文化之間的差異是非常鮮明的，路遙小說的雄闊大氣和誠摯、浪漫，極富感染力的審美效果，均能在這些民間藝術的特質中得到相當的說明。另一方面，土地的貧瘠、氣候的干旱、生活的苦焦，使陜北原初文化帶有鮮明的生存文化、民間世俗文化特征，這種特征使路遙的創作無法超越對現實生存苦難的專一關注。

陳忠實的出生地關中平原西起寶雞，東迄潼關，東北有黃河、渭河蜿蜒于中部，南有秦嶺山脈阻隔，位于暖溫帶半濕潤地區，又稱渭河平原。這里土地肥沃，降雨豐沛，自然條件相當優越，適于農耕生產；從宏觀地理條件來說，關中處于四關之內，東西南北分別有潼關、散關、武關和蕭關，四塞強固，被山帶河，一馬平川，既利耕作，也便交通，因此“秦中自古帝王都”，歷史上周、秦、漢、唐等十三個王朝曾先后在這里建都，長期處于政治文化核心區域，農耕文化積淀深厚。

在農耕文化中，儒家文化一直占主流地位，尤其是在帝王之都，這種主流文化具有極強的整合功能和滲透力。在漫長的歷史遷延中儒家文化逐漸發育成熟，對整個民族文化都有深遠的輻射性和統攝性，相當長時期作為中華文化的標志和主體而存在，帶有根性文化特色，同時其宮廷式的貴族文化、官方文化、經典文化的特色也相當鮮明。從文化人類學角度看，地域的精神氣質也包括地域日常生活的格調和品質，而官方文化、貴族文化如果不能民間化、日常化，是無法傳之久遠的，因此，在關中地區，官方文化經過充分民間化和日常化之后，以宗法家族文化和禮俗文化的面目、鄉約、族規的具現形式出現，并且滲透于關中人的深層文化心理之中，制約著他們的風俗習尚和日常生活，形成了民性之中禮讓、淳樸、厚道而又不失古板、僵硬的特質。陳忠實的《白鹿原》對此進行了非常到位和詳盡的描寫，其中，白嘉軒這一人物形象便是典型的宗法家族文化陶養出來的理想人格的具現，在他的日常生活中，鄉約、族規起著無處不在的規范和威懾作用，并常常對生活于白鹿原上的人們有著生殺予奪的大權，既保障著一方的穩定與秩序，又不時露出它殘酷和戕殺人性的一面。

關中文化從周秦時代開始便洋溢著一種務實、進取的精神氣質。周人和秦人作為弱小部落，能夠最終完成政治大業，席卷天下，包舉宇內，依憑的是腳踏實地、自強不息的實干精神，這使關中人形成了重功利、崇實效的實用型價值取向模式。北宋時哲學家張載和其弟子創立了“關學”，探討了一些理學命題，提出了“氣本論”學說。但“關學”并不以理學思辨見長，而是以其重視實際、躬行禮數的樸實學風著稱，在關中民間素有“家遵東魯百代訓，世守西銘一卷書”的家訓，將張載和孔子相提并論。由此可見，張載在關中民間的地位之高。“關學”的廣受歡迎和深刻滲透，加劇了關中文化務實、功利的特點。陳忠實自從走上文壇以來，一直致力于書寫他所熟悉的關中農民及其鄉土生活，面對文壇各種思潮、主義波起云涌、眩人眼目的熱鬧景象，不追逐時髦，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甘于寂寞，終于寫就巨著，這種穩健、成熟的創作心態，極其顯著地體現了關中文化的這種務實特點。此外，在陳忠實的文學觀念中，非常看重文學的社會意義，他前期的創作自不待言，就其表面看，超越了階級和歷史局限的《白鹿原》，其史詩追求、宏大敘事以及作家對本文“死后可以當枕頭”這種接受效果的預期，都帶有不言自明的功利性。

關中適宜農耕的自然條件和務實的文化精神傳承，使關中人形成了以農為本的“重農”和“土地崇拜”意識。“重農”意識對陳忠實影響很大，多年以來，他一直以關注農民，以書寫農民的遭際、命運與心態為己任，創作題材始終沒有宕開土地和生活于土地之上的農民，而“土地崇拜”在《白鹿原》中的白嘉軒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白嘉軒生活的目標和樂趣，很大程度上在于盡量多地占有土地。為了巧妙地以劣地換取鹿子霖家的幾畝水田，白嘉軒用盡心機。對土地的崇拜和相對殷實的生活，使關中人形成了安土戀家、重在守成的心理傾向，與陜北人“出走”與“尋夢”的集體沖動形成強烈對比，這種心理傾向同樣在《白鹿原》中有細致入微的展示。

關中文化由于長期存在于政治中心區域而帶有權威性和正統性，因此儒家文化對人的控制也比較有力。儒家文化的理性色彩、秩序感和對現世的關注給生活于此一地域的人們的價值觀念和處世方式以極大的影響：陳忠實屬于理性——感情型作家，性格特征明顯地帶有關中文化的印記。他不似路遙那么熱烈、直率甚至一覽無余，他含蓄蘊藉、內斂深沉，能夠極有分寸地以理性統馭自己的感情流動，在敘述風格上，客觀沉穩，全知全能。

陜西民間戲曲“秦腔”，因為曲調舒朗，唱腔高亢粗放而被稱為“高腔”。秦腔作為生發于秦川沃土的戲曲，最能充分體現秦人性格，其道德倫理化敘事，說教勸誡、揚善懲惡的功能模式，對陳忠實《白鹿原》中的人物塑造、情節建構均有明顯影響。《白鹿原》中花費了不少筆墨寫到麥收后各個村莊輪流請秦腔戲班演出的風習，文本中不僅有對秦腔曲目的熟稔介紹和人們爭相觀看秦腔的熱烈氣氛的渲染，而且白孝文觀看秦腔還直接為鹿子霖策劃、田小娥實施的圈套得以實現提供了絕佳的契機，由此使觀看秦腔這一風習成為文本情節得以發生、發展的關鍵因素和推動力量。秦腔中有相當部分是歷史故事，對陳忠實的歷史關注和歷史思考也有一定的影響。

賈平凹來自陜南商州山地。商州居于關中和陜南之間，屬過渡地帶，也是陜西、河南、湖北三省交界之地。縱貫商縣、丹鳳、商南的丹江經荊紫關流入漢水，再流入長江，屬長江水系，亞熱帶濕潤氣候，雨量充足，年均氣溫較高。這種特殊的地緣位置使商州兼具四方風脈，又別有氣韻。山嶺拔地而起，灣灣有奇崖，崖崖有清流，春夏秋冬分明，山川地形、朝夕陰晴變化極大。商州的山水結聚精光靈氣，雖然沒有關中的淳厚、樸拙和陜北的粗獷、遼遠，卻自有一種清奇和鐘靈毓秀。山水的靈秀最能培養人的靈氣，因而賈平凹在三作家中最有靈氣，悟性最高。

當然，我們說，路遙是主觀性很強的客觀型作家，陳忠實是理性——感情型作家，賈平凹是主觀型、表現型作家，也許有些失之于簡單。比如，李建軍認為，陳忠實的性格特征是“寧靜”[7]；費秉勛認為，賈平凹的心理特征是孤獨內向，性格特征是羞怯與執拗的統一：“……這樣說來，他該是怯懦而少剛氣的了，其實不然，他有著內在的頑強和堅韌，有極強的自我意識。他的性格是外柔內剛，并善于以柔克剛”[6]11。是的，每個人的心理和性格都是復雜的，有著多面性和多重性，在這個意義上，任何歸納都有可能流于簡單，掛一漏萬，我們如此評說，也同樣不能避免這樣的局限。

賈平凹曾對川端康成作出剴切的評價，其中不乏夫子自道的況味，用來說明他自己的特點反倒是最為準確的：“拿手的是寫日常生活中微妙的感情的東西，靠的是感覺，靠的是體驗，而不是靠橫的即知識面廣贏人”[8]。且不說他那些真誠傾訴自己的人生感悟、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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