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國際貿易人力資源管理的風險與控制(國際經濟與貿易和人力資源管理哪個專業好？)

理階段的過渡過程之中。“企業風險管理現狀調查”則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包括各類跨國公司的我國企業還處于風險管理建設的初級階段：有71%的企業只是建立了一定的風險管理流程，但流程缺乏相互的約束機制;有15.79%的企業“已建立完整的風險管理體系，但體系尚未全面開始運作”;另外還有5.26%的企業“沒有建立風險管理方法和制度，風險的防范只依賴于員工的責任心和個人行為”。面對此次危機的沖擊，世界企業500強類跨國公司尚且力不從心;我國的跨國公司須減少其風險管理過程中不利因素的影響，進一步提升其風險管理能力，以應對此次危機。

二、中國跨國公司的風險分析

分析和識別風險的范圍和類別，是跨國公司實施風險管理的基本前提。我國跨國公司從事跨國經營活動，所面臨的是與國內完全不同的、更為復雜的、全球化的不確定性約束。從不同角度出發，按照不同的標準，對我國跨國公司面臨的風險可以采取不同的分類法分析。本文以目前學術界普遍采用的風險分類法并結合Miller風險一體化管理的研究框架來進行分類分析：即按照風險的可控程度，將我國跨國公司面臨的風險分為跨國公司自身幾乎無法控制的一般環境風險(宏觀環境風險);跨國公司自身雖然不能控制但可以施加影響以改變風險影響程度的行業環境風險(中觀環境風險);跨國公司自身可以控制的企業變量風險(微觀環境風險)。

(一)宏觀環境風險(一般環境風險)

宏觀環境風險或一般環境風險是指那些影響各行業跨國經營環境的因素，包括一是政治風險，即指政治不穩定性與政治制度的主要因素變化相聯系，其中的因素包括政治穩定性、意識形態等內容。二是政府政策風險，指影響商業環境的政府政策的不穩定性，其中包括無法預期的財政和貨幣改革、政府規章制度的變化以及收入匯出限制等。三是宏觀經濟風險，指包括經濟活動水平、價格水平、匯率和利率水平的不確定性波動;四是社會風險，指當人們面對與他們自身價值觀不相符的信仰和價值觀時，可能會產生社會危機。社會風險可能是政治風險的前身，當然兩種風險分屬于兩個不同的利益相關者集團——社會和政府。五是自然條件風險，是指影響經濟產出的自然現象。如地理位置因素對跨國公司國際化區位因素選擇的影響。六是文化風險，學者何曼青認為，不同的文化背景決定了供應者、競爭者、顧客與跨國公司發生業務往來的方式和偏好，以及與跨國公司進行競爭的戰略、策略和技巧，同時還到跨國公司的其國際經濟合作2009年第8期他環境因素如政治、法律、經濟等發生作用。

(二)中觀環境風險(行業環境風險)

中觀環境風險或行業環境風險是指各行業內影響跨國經營的因素。一是投入物市場風險，指圍繞著獲取充足數量和質量的投入物，并投入到生產過程中的行業不確定性，主要包括技術、原材料品質、數量和價格等。二是產品市場風險，是指對行業產出需求無法預料的變化。這種改變可能因為消費者品味的變化，因替代品的可獲取性的變化，因互補品供應的變化，或者因國內外政府政策對進口貨物的不可預知性需求變化而變化。三是競爭風險，指由于無法預測產品市場中可獲取的產品數量和類型，企業可能遭受來自同行業廠商的競爭壓力，主要包括競爭者的價格、經營戰略、其選擇的市場的不穩定性，以及對本國和外國新進入者的威脅。四是技術風險，Miller認為技術創新影響著一個行業的產品或生產過程，同時也對這個行業構成了威脅，因為它可能會使行業內已經建立起的競爭和協作模式產生混亂。學者許暉認為技術風險還應包括由于跨國公司在行業個某些方面的技術領先性，導致專有技術有可能遭到竊取和非法占有的可能性。

(二)微觀環境風險(企業變量風險)

微觀環境風險或企業變量風險是指企業自身可以控制的，影響跨國經營的因素。一是生產風險，指跨國公司生產運營的不確定性，包括勞動力不確定性、公司投入物供應的不確定性以及生產不確定性。二是責任風險，指跨國公司在生產、銷售過程中因擔負產品質量、環境污染、人身安全等責任而面臨的風險。三是研發風險，Miller稱研發行為的不確定性結果就是對當公司投資于研發過程中出現的完成項目及項目產出特性的時間框架的不確定。四是信用風險，指企業面臨的應收賬款回收等涉及資金回收的問題。五是行為風險，指公司管理者或員工的本位主義行為，Miller在研究中認為，公司層面風險中的行為風險與公司內的代理關系有關。六是人力資源風險，或稱勞動力不確定性，指員工生產率的變化、訓練員工的有效性、員工和工會問題等風險。七是交易風險，指匯率風險對特定的、可識別的外幣交易的現金流所產生的影響。八是投資風險，即跨國公司投資于東道國面臨的經濟狀況、政治條件和政府政策的持續不確定性的集中體現。九是財務風險，指在跨國公司各項財務活動中，由于內外部各種不確定性因素的作用，使財務系統運行偏離預期目標而形成的經濟損失的機會性或可能性。

三、中國跨國公司風險管理的內部問題

根據統計資料顯示：有50%的企業風險來源于企業各級管理層，有30%的企業風險來源于自企業員工，只有20%的企業風險來源于企業外部。因此，分析企業風險管理的問題必須從企業風險管理的內部問題入手。與我國跨國公司的微觀環境風險(企業變量風險)不同的是，風險管理的內部問題應該是微觀環境——企業變量的核心因素，這同時也是與《內部控制——整體框架》(Inter， nal Control Integrated Frame—work，ICIF)框架和《企業風險管理——整體框架》(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Integrated Framework，ERM)框架的內部問題都密切關聯的核心因素——“內部環境”。

繼美國發起機構委員會(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COSO于1992年發表《內部控制——整體框架》報告之后，又于2004年9月發表了《企業風險管理——整體框架》。與ICIF相比，由于ERM是ICIF某種程度上的拓展和延伸，這暗示著現代企業管理的風險管理與內部控制有密切的相關性。學術界對于風險管理與內部控制這二者的關系持兩類意見：第一種觀點認為風險管理包含在內部控制中，理由是ICIF中將風險評估作為企業內部控制的一個組成要素;第二種觀點認為內部控制是風險管理的一部分，理由是ERM在借鑒ICIF的基礎上發展起來，并在框架中明確指出風險管理包含內部控制。鑒于風險管理與內部控制二者的特殊關系，以及我國學者還沒有將“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進行邏輯統一并運用于跨國公司這一特殊企業組織。因此，可以將ERM框架與內部控制框架進行邏輯統一，然后再來分析我國跨國公司風險管理的內部問題。

從COSO的ERM框架來看，企業風險管理包括內部環境、目標設定、事項識別、風險評估、風險應對、控制活動、信息與溝通、監控等八個相互關聯的構成要素。由于“內部環境”影響著企業風險管理戰略和目標的制定、風險的識別和控制活動、信息與溝通體系以及監控措施的設計與運行，因此根據ERM框架，可以確定“內部環境”就是企業風險管理的核心因素，它是所有其他構成要素的基礎;從國內外權威機構發布的內部控制框架的時間順序來看，在1988年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發布《會計準則公告第55號》(SASNO，55)公告中，提出了內部控制結構由三部分組成，它們是控制環境、會計系統、控制程序。該公告首次將控制環境正式納入內部控制范疇，凸顯對環境控制的重要性認識。1992年美國COSO發表的《內部控制——整體框架》(ICIF)在內部控制理論的發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提出的內部控制系統由五部分組成：控制環境、風險評估、控制活動、信息與溝通和監督。2007年我國企業內部控制標準委員會發布的《企業內部控制規范——基本規范》中提出，內部環境是影響、制約企業內部控制建立與執行的各種內部因素的總稱，是實施內部控制的基礎。美國的SASNO，55和ICIF都始終把“控制環境”放在首位，說明其居于整個內部控制的核心地位;結合我國的基本規范可以看出，內部控制中強調的“控制環境”主要是指對企業內部環境的控制上，強調的是內部環境問題，這與ERM框架中強調的“內部環境是企業風險管理的核心”實質上是一致的。因此對我國跨國公司風險管理的內部問題分析就應該從我國跨國公司“內部環境”的內容要素人手。ERM框架、SASNO，55、ICIF和基本規范關于內部環境的內容要素的提法各有差別但是基本上一脈相承的，概括起來，內部環境的內容要素主要包括企業文化、治理結構、內部監督和管理方法等四個方面。這四個方面的不利因素構成了其風險管理內部問題的主要原因：

(一)從企業文化角度來看：我國跨國公司缺乏科學的、統一的風險管理價值觀。

一方面，風險管理理念是風險管理價值觀的核心要素，而我國跨國公司管理者和員工的風險管理理念都存在非科學性。COSO報告曾明確指出，企業里的每個人對企業風險管理都有責任。但是，我國多數跨國公司的管理者的風險管理理念落后，導致其行為常常凌駕于風險管理規則之上，甚至有一些管理者還存在道德風險問題。這些跨國公司的員工工作時只憑領導意識辦事，對風險管理的準則和制度也是一種選擇性遵守。另一方面，我國跨國公司整體缺乏統一的風險管理價值觀。近年來我國跨國公司的風險管理意識得到了一定的增強，但仍缺乏將風險管理意識上升為統一的風險管理價值觀。這集中體現在，我國跨國公司母、子公司風險管理價值觀的不統一。母公司的管理人員往往認為整個跨國公司的風險管理就是各個子公司各項制度、規章的統一和各方面資料、數據的匯總，忽視了研究子公司的業務營運風險及其與跨國公司整體風險的相關性;同時，子公司的管理人員也僅僅認為只要遵照母公司的規章制度即可，忽視了應與母公司形成互動式的風險管理。這種不統一的、非互動式的風險管理導致跨國公司整體風險管理能力長期低于應有的水平。這反過來又會加深子公司對母公司風險管理能力的懷疑，從而形成惡性循環。

(二)從公司治理結構角度來看：我國跨國公司的治理結構不規范。

企業風險管理的建設及有效運行，有賴于企業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然而，我國跨國公司雖然形式上也建立了法人治理結構，具有了現代企業的形式，但遠未達到內部權力相互制衡的效果，這是導致企業“一把手”的行為凌駕于風險管理制度之上的根本原因。問題最為突出的方面表現在：股東大會流于形式、董事會作用嚴重弱化、監事會的權力虛置。

首先，我國大多數跨國公司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其大多由國有企業股份化、集團化改造而成，政府在公司形成過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股權過于集中，國有股“一股獨大”，使股東大會流于形式。這使得我國跨國公司占比重最大的國有跨國公司風險管理設計與實施的依據不明，不能充分代表全部產權人的利益，造成終極所有國際經濟合作2009年第8期者缺位，“內部人控制”現象嚴重。其次，我國國有跨國公司股東會(國資委)和董事會的公司法地位很高，但實際上高級管理人員的推薦、任免權，均由上級組織人事部門代為行使，這使董事會對經理人員的監管作用難以發揮。股東會和董事會在公司治理結構上被懸空，在地位上被下置，充其量只有具體經營事項的部分決策價值和應付外部監管的形式價值。這使得公司管理當局長期處于一些政府官員的直接干預之下，董事會不可能對政府的不當干預進行法律上的阻隔。因此，外部行政風險在這種董事會的構架下無法防范，從風險成因上來講，這種權力缺陷是我國國有跨國公司各類風險事件發生的主要誘因。再次，我國跨國公司監事會的作用被嚴重弱化。2006年版《公司法》規定：董事會對股東會負責，但《公司法》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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