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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形成一組宏大的建筑群,豪華凝重,一派歐陸風情,恰與海河的婉約沖和形成對比。這兩排建筑絲毫不遜于上海的外灘,只是它分布在街道兩側,而不臨河,這倒彰顯出天津這個城市的低調性格。夜靜人稀,漫步在解放北路和五大道,你會生出時光倒轉、夢尋歐洲的恍惚之感。

金城銀行

金城銀行成立于1917年，總行曾設于天津，銀行大樓位于和平區解放北路108號，建于1937年。金城銀行是中國重要的私營銀行之一，是“北四行”（金城銀行，鹽業銀行，中南銀行，大陸銀行是當時享譽全國的中資銀行，金融輻射功能遍及長江以北，所以又被稱為“北四行”。這四家銀行中，除大陸銀行外，其余三家銀行的總行都設在天津。）的主要支柱。

花旗銀行

花旗銀行天津分行開設于1916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該行被日本沒收。1945年抗戰勝利后，又在原址恢復營業，并依靠其政治優勢取代了英國匯豐銀行而成為天津外商銀行中的霸主。天津解放后，該行停業撤離。該行營業大樓建于1918年，門前由四棵愛奧尼克式立柱支撐，構成開放式柱廊。廳內立有七棵方柱，內墻面有壁柱，頂部有歐式雕飾。樓房為西洋古典風格。

華俄道勝銀行天津分行大樓是華俄道勝銀行在中國天津建造的分行大樓。該分行開設于1896年，選址在天津英租界的主要街道維多利亞道（今解放北路）的北段與次要道路領事道（大同道）的轉角處，對面就是天津匯豐銀行大樓。坐落于和平區解放北路121號，建于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大樓磚木結構，二層建筑。外墻水泥飾面，券形窗口及上飾“人”字形山花的平窗，轉角呈弧形，檐口周邊建迭式六角裝修女兒墻，頂部設穹隆頂，具有濃郁的俄羅斯建筑風格。

中法工商銀行大樓沿街立面運用了西洋古典建筑的造型要素。整個外飾面為仿石水刷石，以正入口為中心向兩側沿弧線對稱排列10根科林新巨柱形成前廊。沿解放路一側立面設有扁方形壁柱，與柱廊有嚴謹的對位關系。四層凹廊外側設置一排列柱，支撐著檐部形成柱廊，其外形為羅馬塔司干柱式。兩層柱廊比例懸殊，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使建筑立面顯得十分豐富。

匯豐銀行天津分行設立于1880年，是天津開埠后外國在天津開設最早的一家金融機構，也是當時天津最大的一家銀行。1954年匯豐銀行天津分行停業撤離。坐落于和平區解放北路82號，由英商同和工程司設計，古希臘復興風格。主樓3層，首層建有600多平方米的營業大廳，柜臺外鋪砌大理石地面，柜臺內鋪有軟木地面，屋頂裝飾鉛絲玻璃采光頂。

匯豐銀行營業大樓始建于1924年，由英商同合工程司工程師愛迪克生(ATKINSON)和道拉斯(DALLAS)聯合設計。三層鋼混結構。外檐立面花崗石飾面，石砌基座高臺階，門前及側面聳立十二根巨大的愛奧尼可石柱，上作三角形山花。外觀高大雄偉，氣勢壯觀。內堂寬闊舒展，富麗堂皇，為一座古羅馬式建筑。

橫濱正金銀行 主立面沿解放路，正入口設在正中，正立面有八棵貫通一、二層的科林新式巨柱式柱廊。外墻身用花崗巖貼砌而成。柱身及柱頂的石雕做工精細，構圖協調輕巧。沿營口道側立面有十棵壁株與主立面相呼應，檐口部位有獅頭滴水裝飾。建筑突出柱的造型，柱身、柱頭、線腳及檐部的雕刻及其精致，同厚重的墻面形成強烈對比，加之金色的大門和墻面上金色的裝飾板，整個建筑顯得穩重而華麗。

法國東方匯理銀行，始建于1875年，總行設在巴黎，天津分行設于1898年。該大樓建于1912年由比利時儀品公司按法國巴黎總行提供的圖紙建造，是一座體現西方折衷主義思潮的代表作。

利華大樓

框架結構，主樓十層高43米，建筑面積6193平方米，為瑞士籍猶太人李亞溥出資、法國人設計并建造的一幢辦公兼高級公寓式大樓，也是天津最早具有現代化功能和技術的高層建筑之一。整個建筑立面虛實對比，方圓結合，挺拔明快，八層開始逐層向里收縮，使立面造型有所變化，是天津近代高層建筑的杰出范例。

法國工部局

專門負責維護法租界統治安全的警察機構。該樓建于1927年，鋼混結構四層法式建筑。樓房質量堅固，風格穩重。

渣達銀行（麥加利銀行） 此建筑在風格上追求宏偉、壯麗，給人以穩健、莊重之感。大樓基座用花崗巖砌筑，正門臺基上矗立著六根高大的古典圓柱；南側立面設置6棵扶壁柱；整個外墻面仿西洋古典磚石結構作水刷石長方形斷塊；鋼門窗、旋轉門。門外臺階兩旁各設一混凝土制作的西式大花盆，花盆外側設混凝土短柱，以粗鐵索連結成欄桿，內植草坪。整個建筑華麗而不失莊重。

比利時領事館（華比銀行）設立于義和團戰爭以后。1901年，比利時政府以天津為各國通商口岸為由，向清政府提出在天津開辟租界的要求。1902年2月，比利時駐津領 事嘎德斯奉比國欽差全權大臣姚士登之命與清政府委派的代表張連芬簽定了中比租地協定，劃定現河東740余畝土地為比國租界。

比利時租界的權力機構是董事會，董事由比租界內的高級僑民組成，歷屆董事長均由總領事擔任，所以總領事實際上是比租界的最高行政長官。由于比租界位置比較偏僻，比利時領事為保持與各租界當局的密切聯系，始終沒有把比國領事館設在自己的租借地域內，而是將其設在比較繁華、交通便利的英租界內，與華比銀行共同 使用這座大樓。

該樓建于1921年，東沿解放北路，南抵太原道。西臨大沽路，北臨大連道。由比利時儀品公司設計并監理。建筑面積2339.5平方米，磚混結構，該建筑基 本保持原貌。

利順德大飯店

坐落于和平區解放北路199號，初建于1863年，1886年改建。是中國近代首家外商開辦的大飯店。原建筑帶有明顯的英國南亞殖民地建筑風格。1924 年在老樓北側增建了更接近英國新古典風格的鋼混結構四層樓房。保存有文藝復興式的雕花古典沙發，“奧迪斯”早期電梯等，是英租界現存最早的建筑。

五大道的另一特色，是建筑的私秘性構成的深遂和幽靜的氛圍。這里的住戶——無論是寓公式的軍政要人，還是成功的實業家們，在當時吉兇難卜的社會背景下，全都希圖安逸，不事張揚。這種心理外化在五大道的環境形象上。房屋的尺度宜人，傾向低矮，沒有高樓；隔院臨街，院中花木掩住里邊的樓窗。頂緊要的是，院墻全是實墻，很少使用欄桿。最巧妙的是民園大樓的方孔式圍墻，它采用百頁窗的原理，看似透孔透光，實際上從外邊根本不可能對院內一覽無余，這就適應了房主人深居與私秘的心理，自然也構成了五大道獨有的幽雅沉靜又穩定溫馨的氛圍。近日，我看到睦南道有幾處拆掉了圍墻，改為鐵欄，這樣做可能想更加美觀和時髦。尤其是李勉之的故居—— 奧地利建筑師蓋苓設計的那四幢古典風格的花園別墅，居然將與建筑和諧一體的圍墻拆去，換上鐵欄，里邊一院子的桌椅什物綻露無遺，原有的那種靜謐神秘之感蕩然無存，顯然改造者一定不知道五大道特有的文化特征與建筑美。歷史留給我們的絕不只是一幢幢房子，還有它迷人的氛圍。而這又不只是一種建筑氛圍，更是一種歷史人文的氣息。如果破壞了，那絕不只是建筑本身，而是這一城市獨具的人文環境。

湯玉麟故居（現市工商局）

這所住宅無論在建筑形式，建筑藝術與裝飾都很有特點。具有意大利文藝復興建筑風格。混合結構，毛石勒腳，機磚墻身，部分用花崗石砂漿罩面，局部對稱，屋頂平衡，羅馬柱式，覆碗穹頂拱券。整座樓房分為兩部分：左為二層賓客樓，一層前部突出碗形拱券；右為三層居住樓，樓前大臺階設有汽車跑道

慶王府（現市外辦）：坐落于和平區重慶道55號，1922年由清末太監小德張所建，1926年慶親王載振購買并居住，人稱“慶王府”。該樓為典型的中西合璧折衷主義特征。磚木結構，3層帶地下室。樓東面為中式小花園，風景優美。

偽滿洲國領事館（現三源電力公司）：坐落于和平區睦南道24號，建于1920年。原為北洋政府國務總理顏惠慶故居。為磚木結構的3層樓房，古典主義風格，采用了天津傳統的建筑材料硫缸磚。1934年，該址作為大連永輪公司總經理李學孟私宅，出租給偽滿洲國領事館。

孫殿英舊宅（現長蘆鹽務局）：孫殿英系舊軍閥、東陵大盜。該宅坐落于和平區睦南道20號，建于1930年。是一幢豪華典雅的居住建筑，3層帶地下室，為典型的折衷主義特征。前立面中央突出巴洛克建筑風格，呈半開放外廊式，外檐券窗、方窗錯落有致。

張學銘舊宅（現市房產總公司）：張學銘系愛國將領張學良的胞弟，1931年任天津市長。該宅坐落于和平區睦南道50號，建于1925年，英國民居建筑風 格，有主樓、后樓兩幢建筑。采用紫紅色機磚砌筑，多坡大筒瓦頂。樓內硬木雙槽窗，細木地板，衛生暖氣設備齊全。院落寬敞，花木扶疏。原為住宅，現作辦公使 用。

孫震芳舊宅（現和平賓館）：孫震芳系實業家，曾經營面粉廠、水泥廠。該宅坐落于和平區大理道66號。西班牙民居風格。磚木結構，有主樓、配樓兩幢。主樓3 層、平面呈凹字形，正立面為對稱式，門廳居中。院宇寬闊，有小型游泳池。原為住宅，現作賓館使用。解放后，毛主席、周總理和許多中央領導人曾在此下榻。

西開教堂又稱法國教堂。在天津和平區濱江道獨山路原墻子河外老西開一帶，故名。包括天主教總堂和大教堂，分別建于1914年和1917年，為法國天主教所建。大教堂采用法國羅曼式建筑造型，高45米，建筑面積1585平方米，平面呈長十字形，正面和后部聳立高大塔樓三座，呈"品"字型，樓座以黃、紅花磚砌成，上砌翠綠色圓肚形尖頂．檐下為半圓形拱窗。堂內為三通廊式，內墻彩繪壁畫，裝飾華麗。西開教堂是天津教堂中規模最大的一座。

天津望海樓教堂

由于歷史的原因，在中國天津市現在有許多著名的天主教堂，望海樓天主教堂就是其中之一。

該教堂是1869年6月法國天主教徒在租界外三岔口處修建的，是一座規模較大的建筑物，也叫天 主教大會堂或勝利圣母堂，磚木結構，高10米，長30米，寬10米的，平面呈長方形。除塔樓外大部分建筑為二層，青磚墻面，尖拱式門窗，入口兩側設有扶壁，內部有三道通廊，中廊稍高，側廊次之，屬巴西利卡型。另有平頂的塔樓，后來又在禮拜堂四角設立了小角樓。教堂具有哥特風格。

望海樓教堂幾乎成為天津近代史的標志性建筑，1870年，它首次被燒毀，民間稱之為“火燒望海樓”，史稱“天津教案”。

1870年，天主教會所辦仁慈堂育嬰院中發生流行性傳染病，有大批兒童夭亡，仁慈堂將其草率掩埋，許多尸體為野狗刨開爭食，此事在天津百姓之中造成極大義憤。此時在天津地區又接連發生好幾起拐騙兒童的事件，更引起人心的浮動和社會的不安。人們傳說這一切都和教堂有關，但始終拿不出確鑿的證據。

由于戰爭期間英法侵略者給天津人民心中留下了陰影，仁慈堂的第一批嬰兒是謝福音從山東農村接運而來收堂撫養，在天津他只能鼓動修女們購買嬰兒收養，并給購買成功者以“獎金”，這就為社會上的不法之徒犯奸作科提供了機會。

武蘭珍，火燒望海樓事件中的一個重要人物，因拐騙兒童而被當年的天津府衙門人贓俱獲，其供出由法國天主堂的王三主使，但望海樓教堂神父謝福音矢口否認，天津知縣劉杰將武蘭珍押往教堂對質，在場群眾過萬人，與堂內教民發生沖突，聞訊而至的法國領事豐大業向天津知縣劉杰開槍，擊中其隨從高升。周圍群眾如墻而起，將豐大業、謝福音等6人毆斃，放火焚燒了望海樓教堂。

天津教案發生后，英法軍艦在大沽口待命示威。清廷命崇厚出使法國賠禮道歉，同時派出直隸總督曾國藩來津查辦此案。他辦案的總方針是“嚴拿兇手，以懲煽亂之徒，彈壓市民，以慰各國之意”。英法兩國公使提出“要府、縣及陳國瑞抵償，要賠恤銀數百萬，要兇手三四百名，要駐兵津沽，我出軍費”。府，即為天津知府張光藻；縣，即為天津知縣劉杰；陳國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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