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宋朝海外貿易中,輸出的商品主要是絲織品這表明在宋朝(北宋政治經濟文化？)

設。宋朝除在各路由提點刑獄掌司法，嚴格法制以外，還規定：凡死刑必須申報中央復審核準。司法制度有所恢復，大權基本收歸中央。

二、經濟

1、農業發展

生產技術的進步

北宋時期，南方農民普遍使用龍骨翻車來灌溉，比龍骨翻車運轉力更大的筒車，也用來引水上山，灌溉山田。范仲淹的《水車賦》有“器以象制，水以輪濟”之句，就反映了這種有輪軸、利用水力或牛力推動的筒車。北宋政府兩次在耕牛缺乏的地區推廣“踏犁”。“踏犁”是一種較好的人力翻土工具，四五個勞動力的功效相當牛耕的一半。這對畜力不足地區解決耕田的困難起過一定的作用。

在北宋的墓葬中，往往發現成組的鐵制農具，如犁、耬、耙、鋤、鐮等，其中耙、鋤等中耕農具較多，表明了農民對精耕細作的重視和耕作程序的增多。北宋農民還很注意積肥和施肥。他們在長期生產實踐中認識到，土壤的性質不同，應施用不同的糞肥。所謂“用糞如用藥”。當時對作物栽種的深淺疏密與產量高低的關系，也有所認識。禾譜、農器譜、農書、蠶書等農業生產知識的專著，紛紛出現，反映了農業生產技術的提高。

水利

宋太宗時，在河北地區修作陂塘，并修筑長六百里的堤堰，設置斗門，引淀泊水灌溉，種植水稻，獲得豐收

南方地區水利興修的成績更為顯著，其中規模較大的有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錢塘江堤、西湖等處。如錢塘江堤前后修筑多次，以真宗時所修最有成效。這次修筑，吸收五代時的經驗，把石塊裝在竹籠里，堆砌成堤，堤外再打上木樁，增強了阻擋海潮沖刷的能力。西湖原灌溉良田千余頃，年久堙廢。

宋哲宗時，蘇軾任杭州知府，主持了西湖的疏浚工程，使附近農田均獲其利。此外，福建莆田縣的木蘭陂，也是當時著名的工程。木蘭陂有寬80米，高10余米，長160余米的大壩，可攔洪、蓄水、排灌，使萬頃農田旱澇保收。至今仍十分堅固，充分顯示了勞動人民的智慧和創造能力。

因地制宜

北宋農民克服了自然條件的限制，因地制宜地在山地、江畔、海邊開墾出大片良田。圩田在南方有了進一步發展，規模有所擴大，如著名的蕪湖縣（今屬安徽）萬春圩即有田十二萬七千畝。此外，農民們還造出許多新型的田地，如山田、淤田、沙田、架田等。太宗時，全國耕地為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二百余頃。真宗時，增至五百二十四萬七千五百余頃。以后也不斷增加。

農作物的推廣和交流

隨著北宋的統一，南北各地的農作物品種得到了交流。北宋初年，政府曾勸諭江南以至福建、廣東等地種植原北方主要糧食品種粟、麥、黍、豆等。水稻的優良品種也在各地推廣，其中最著名的品種“占城稻”從越南引進福建。后又推廣到江淮和北方。甘蔗、棉花、茶葉、桑麻等經濟作物的種植范圍也較前擴大。

手工產業

北宋時期，手工業生產有很大進步，汴繡、宋繡尤為著名。當時，各種手工業作坊的規模和內部分工的細密程度，都超越前代。生產技術發展顯著，產品的種類、數量、質量大為增加和改進。最杰出的要算是北宋時期的各種瓷器了。

瓷器

北宋的瓷器，不論在產量還是制作技術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當時，燒造瓷器的窯戶，遍布全國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官窯、鈞窯、汝窯、定窯和哥窯，是北宋五大名窯。官窯的產品，土脈細潤，體薄色青，略帶粉紅，濃淡不一；鈞窯土脈細，釉具五色，有兔絲紋；汝窯則胭脂、朱砂兼備，色釉瑩澈；定窯以白瓷著稱，并能制紅瓷，其產品十分精美；章生一的哥窯及其弟章生二的弟窯盛產青瓷，產品被譽為“千峰翠色”。真宗景德年間，在江西新平設官窯，所造進貢瓷器的器底書“景德年制”四字，這就是后來馳名中外的景德鎮瓷器。在瓷器上雕畫花紋是北宋時的新創，劃花用刀刻，繡花用針刺，印花用板印，還有錐花用錐尖鑿成花紋，堆花用筆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藝美術品。北宋瓷器大量運銷國外，在亞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證明瓷器是當時的重要輸出品。 宋瓷已成為中國古代著名的藝術品，而享譽海內外。

采礦冶煉

北宋時，金、銀、銅、鐵、鉛、煤的開采冶煉規模都相當大。重要冶鐵中心徐州東北的利國監，有三十六冶，礦工約四千人。江西信州及其附近盛產銅、鉛，“常募集十余萬人，晝夜采鑿，得銅、鉛數千萬斤”。安徽繁昌冶鐵遺址中，有高約2米，面積達750平方米的廢鐵堆，反映了當時冶煉的規模。在開采冶煉規模擴大的基礎上，產品的數量大有增加。以銅和銀為例，宋神宗時歲課銅1400多萬斤，銀20多萬兩，照官府征收十分之二稅率計算，可推知年產銅7000多萬斤，銀100多萬兩，產量都超過唐朝數倍。另外，采礦冶煉技術也有很大進步。

絲質產業

北宋的紡織業主要有絲、麻、毛等部門，其中絲織業仍占主要地位，并以兩浙和四川地區最發達。從河北東路到江南東路的整個沿海地區，絲織業也有相當規模。絲織品種類繁多，如綾有二十幾種，錦有四、五十種。南北各地均有不少珍品，如蜀錦歷久不衰，暢銷全國；定州緙（kè課）絲，用各色絲線織出艷麗逼真的花草鳥獸，宛如雕刻而成，堪稱一絕；單州（今河南單縣）的薄縑（jiān肩），每匹才重四兩，望之若霧，等等。在絲織業發達的某些地區已出現了一批獨立經營的機戶，以家庭手工業作坊的形式，為出賣商品而生產，反映了絲織業生產發展的新的情況。

漕運造船

北宋定都開封，東南漕運十分重要，船只是不可缺少的運輸工具，加之海外貿易興盛，便促進了造船業的進步。官營作坊以造漕船為主，同時造座船、戰船、運兵船等，民營作坊則制造商船及游船。以漕船為例，真宗時，年產量達2900多艘。北宋船只的體積和載重量相當大，徽宗時造的出使高麗的大海船，稱為“神舟”，據估計可裝載20000石以上貨物，載重量約為1100噸。海船都是“上平如衡，下側如刃”的尖底船，具有吃水深、抗風浪強的優勢。海船上主桅桿高十丈，頭桅高八丈，共裝帆110幅。全船分作三艙，中艙又分四堂。這種隔艙防水設備是中國造船工人的首創。

北宋官府設有很多造船場所，分布在今江西、浙江、湖南、陜西等地，其中虔州（今江西贛州）、吉州（今吉安）、溫州（今屬浙江）、明州（今寧波）是著名的造船基地。太宗時，全國每年造船已達三千三百余艘，遠遠超過唐代。北宋的造船業在當時世界上居于領先地位。在對外貿易中，中外商人乘坐使用的大多是中國制造的船只。

工匠地位的變化

北宋時期，在官私手工業作坊中，工匠的身份、地位有了變化。

私營作坊使用雇傭工匠，他們領取錢米作為雇值，雇值多少因不同時期、不同部門而異。官營作坊役使的工匠，有從軍隊調來仍隸名軍籍的軍匠，也有從民間雇募來的和雇匠。此外還有一種當行差充的工匠，稱“當行”或“鱗差”，這種當行工匠在北宋只作為輔助之用，他們和唐朝的番匠已有不同，不是無償服役，而是付給一定的“雇值”。有的生產部門如鑄錢作坊，還出現了類似計件給雇值的方式。這些情況都表明北宋工匠所受的封建人身束縛已經有所松弛。

2、商業發展

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出現于北宋前期四川地區。北宋的紙幣有交子——北宋貨幣

交子、錢引和小鈔三種。

隨著北宋商品交換的發達，貨幣流通量也明顯增加。唐玄宗天寶年間每年鑄幣32萬貫，北宋從太宗時起每年就達到80萬貫。以后逐漸增加，到神宗熙寧六年（1073年），達六百余萬貫。除銅、鐵錢外，金銀也作為半流通性貨幣使用。租稅的征收、官俸的發給和對外貿易都使用銀兩。大城市有金銀鋪和兌房，專門買賣金銀和兌換貨幣。國家稅收中白銀所占的比重逐漸增加，1021年（天禧五年）為883900多兩，到1120年（宣和二年）為1860萬兩。黃金雖在流通，但不占重要地位。

北宋時期還產生了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北宋建立后，四川地區長期使用鐵錢，因鐵錢重，攜帶不方便，公元10世紀末葉，成都市場上遂出現所謂“交子鋪”，發行紙幣“交子”，代替鐵錢流通。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冬，政府看到發行交子有利可圖，即借口商人爭訟不息，正式創立“交子務”，改交子為官辦，以36萬貫鐵錢為準備金，定期發行，流通區域仍限于四川。徽宗時，改交子為“錢引”，擴大流通區域。但錢引不備本錢，大量印發，于是成為人民的一大禍害。

商稅專賣

由于商業發達，北宋政府對商稅特別重視。在全國各地設置場、務等機構，專門征稅。

宋朝商稅分為兩種：過稅，每關值百抽二，是對行商抽的；住稅，值百抽三，是對坐賈抽的。正稅之外，還有雜稅。隨著商業的繁榮，商稅日益成為政府重要財源之一。真宗景德年間，商稅只有450萬貫，到仁宗時，即增加到2200萬貫。

城市經濟

唐代開始出現的在大城市周圍的定期集市——草市和墟市，到宋代已經普遍存在于各大、中、小城市周圍，北方叫“集”，南方叫“墟”。農村中也出現定期舉行的小市。

唐代十萬戶以上的城市只有十多個，北宋則增加到四十多個。其中開封、洛陽、杭州、揚州、大名、應天（今河南商丘）、蘇州、荊州、廣州、成都、福州、潭州（長沙）、泉州等都是著名的繁華都市。開封作為全國的政治、經濟中心，最為典型。全市人口不下百萬，城中店鋪林立，計有六千四百余家，街上熙熙攘攘，車水馬龍。市場上的商品從日常用品到奇珍異寶，無所不有。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居民區）、“市”（商業區）分區，交易只能在市里進行，而且只能在白天進行，入夜即止。北宋時，開始打破了“坊”、“市”和晝夜的界限。開封市內，商店可以隨處開設，而且有了夜市和曉市。當時開封市內還出現了“瓦子”（或叫“瓦舍”、“瓦肆”），里面有“勾欄”（歌舞場所）、酒肆、茶樓和說書、唱戲的，熱鬧非常。[43]

廣告競爭

宋朝經濟的繁榮促進了市場競爭，各個行業都有著自己獨特的經營方式，多數商家利用“廣告”進行角逐。宋代商人擁有較強的廣告意識，其根本原因在于追求經濟利益，客觀原因在于他們處于激烈的市場競爭以及當時社會思想文化的影響，商人們在廣告上大做文章，宋代出現了諸如“聲響廣告、商品展示類廣告、懸掛式廣告、媒介廣告、節日廣告”等一系列的廣告形式。

海外貿易

唐代僅在廣州一地設市舶司，負責外貿事務。北宋除廣州外，又

海上絲綢之路

在杭州、明州、泉州、密州（今山東諸城）、秀州（今浙江嘉興）五地設市舶司，使外貿規模成倍擴大。北宋中期，每年的市舶收入達六十三萬貫，成為政府的一項重要財政收入。北宋出口的商品主要是絲織品、瓷器、金屬等，進口的商品主要是香料、藥材、象牙、珠寶等。

宋代遠洋航行的海舶，無論是船體構造還是經營規模，抑或成員人數都很龐大。船內作業的勞動編成，也截然分化。宋元時期中國造船業異軍突起，所造船舶規模大，數量多。根據吳自牧《夢粱錄》卷一二《江海船艦》的記載，大型中國海舶載重達1萬～1.2萬石（500～600噸），同時還可搭載500～600人。中型海舶載重2000～4000石（100～200噸），搭載200～300人。

城鄉集鎮

中國古代城市的發展，到北宋出現了新的轉折。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區，即住宅區與商業區嚴格分開。北宋時，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徹底打破了“坊”、“市”的界線，商店可以隨處開設，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

3、全國人口

太平興國五年（980年）全國有6418500戶、約達3210萬人[77] ，若加上未列入主客戶統計范圍的戶數則該年有687萬戶、近3710萬人；至宋徽宗大觀四年（1110年）全國有20882258戶、46734784口[43] ，學者考慮到宋代戶口只統計承擔賦役的成年男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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