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宋朝城鄉貿易發展的特點(列舉宋唐元明清時期的經濟發展表現)

盛行的漢唐時期，部分庶族為了提升門第等級和社會身份，通過輸送大量錢財而與士族通婚，其實質就是財婚。但整體而言，早期財婚只是零散現象，而且往往要用各種方式進行掩飾，以避免招徠人們的譏諷和鄙視。進入兩宋時期，財婚逐漸成為廣泛和普遍的社會現象。從社會階層來看，上自官僚士人、皇室宗親，下至普通民眾、娼妓雜類，都紛紛參與其中，以至堂而皇之地公開賣婚和買婚；從地域格局來看，無論是長期以來講求禮制規范的北方中原地區，還是具有不拘傳統、不守規矩的南方地區，都以因財而婚相尚，即便是地處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也是如此，“婚嫁以粗豪汰侈相高，聘送禮儀，多至千擔，少亦半之”[32 ]。這種財婚風氣的形成，固然與門閥制度的全面衰落和門第觀念的日益淡泊有關，但更主要的是由于商品經濟高度發展引發社會觀念的轉變。

眾所周知，宋代商品經濟的興盛不只是漢唐以來歷史發展的簡單延續，而是伴隨著一系列調整和飛躍，其突出表現是商業活動由單純的商品買賣和互通有無上升為專業化的產業體系，從而推動經濟領域商品化、市場化水平的顯著提升。與之相聯系，社會領域也呈現出不少新動向。一方面，以工商人員為主體的市民階層的發展壯大，改變了既有的社會結構，由傳統的士、農、工、商的身份差別轉變為城鄉居民的職業區分，宋朝政府將編戶齊民劃分為坊郭戶和鄉村戶兩部分，便反映了這種社會變動。另一方面，發達的商業和激烈的市場競爭，導致社會財富的快速流動和貧富貴賤的頻繁變動。“昔之農者，今轉而為工；昔之商者，今流而為隸。貧者富而貴者賤，皆交相為盛衰矣。”[33 ] 在此環境下，重商、重財、重生的觀念日益流行。就重商觀念而言，它顛覆了“農本商末”的傳統經濟觀，將商業視為社會經濟不可或缺的部門。“官民一家也，農商一事，上下相恤，有無相通。”[34 ]于是，經商成為人們謀求富裕的正常途徑。“今世積居潤屋者，所不足非財也，而方命其子若孫倚市門，坐賈區，頫取仰給，爭雉刀之末，以滋貯儲。”[35 ]這種觀念反映在婚姻領域，男娶女嫁也就成為一種商品交易活動，如同“駔儈鬻奴賣婢”[36 ]。就重財觀念而言，它顛覆了“重義輕利”的傳統倫理觀，將逐利求財視為改變身份和地位的有效途徑。時人張端義從歷史演進角度指出了宋人熱衷于名利的時代特征，他說：“漢人尚氣好博，晉人尚曠好醉，唐人尚文好狎，本朝尚名好貪。”[37 ]為了追逐財利，許多人甚至可以罔顧倫理，不擇手段。“父子兄弟不相孝友，鄉黨鄰里不相存恤，惟爭財競利為事，以至身早刑憲、鞭笞流血而不知。”[38 ]這種觀念反映在婚姻領域，為財而婚也就成為一種自然的現象。“衣冠之家隨所厚薄，則媒妁往返，甚于乞丐，小不如意，棄而之它；市井駔儈出捐千金，則貿易而來，安以就之。”[39 ]就重生觀念而言，它顛覆了“節儉安貧”的傳統生活觀，講求生活的富足和物欲享受。宋孝宗淳熙四年（1168），臺州臨海知縣彭仲剛在《續喻俗五篇》中感嘆地說：“今世之人，不知以儉為美德，而反以儉相鄙笑，往往縱目下之欲而不恤后來，飾一時之觀而不顧實惠……見利忘義，茍求妄取，兼并爭奪，放僻邪侈，無所不為。”[40 ]這種競奢享樂風氣彌漫于社會各階層，“不惟素官為之，而初仕亦效其尤”；“不惟巨室為之，而中產亦強仿之”[41 ]。反映在婚姻領域，為夫者“視娶妻如買雞豚”，為妻者“視夫家如過傳舍”，“偶然而合，忽爾而離，淫奔誘略之風久而愈熾”[42 ]。

從歷史的角度講，宋代婚姻論財風氣的空前興盛和財婚現象的正常化與普遍化是此期社會變革的產物，它沖破了傳統社會等級森嚴、上下有別的既有秩序，反映了個性自主意識的不斷成長，標志著長期以來占主導地位的門第婚的全面衰落。但財婚與門第婚一樣，本質上屬于扭曲的婚姻形態：門第婚體現的是“門第至上”的價值觀，將婚姻視為維護門第等級的工具；財婚體現的是“金錢至上”的價值觀，將婚姻視為獲取錢財的工具，甚至淪為如同市場交易的商品買賣，由此進一步刺激了人們不正常的物欲追求。就此而言，財婚取代門第婚并不具有歷史進步的意義。

摘自百度網友，謝謝。

列舉隋唐,遼,宋,西夏,金,明清時期的社會特征

隋唐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的繁榮時期,其社會特征如下:

1、政治方面：

(1)隋朝是我國歷史上繼往開來的重要朝代。隋朝開創或沿用前代的三省六部制、科舉制和府兵制對唐朝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2)唐以755年安史之亂為界，分為前后兩期。唐前期：統治者吸取隋亡的教訓，注意調整統治政策、政治比較清明，階級矛盾相對緩和，社會經濟相對繁榮，民族關系和睦融洽，對外交流盛況空前，文化事業興旺發達，出現了“貞觀之治”、武則天的統治、“開元盛世”。唐朝后期：安史之亂，唐朝由盛而衰。此后，地方上形成藩鎮割據，政局混亂。

2、經濟方面：

(1)隋朝繼續實行北魏以來的均田制和開始實行租庸調制，開鑿的大運河，經濟曾一度繁榮，為唐的封建經濟繁榮打下基礎。

(2)唐朝前期，封建經濟呈現全面繁榮的景象。唐后期，安史之亂使農業生產遭到破壞，土地兼并使均田制和租庸調制無法維持，兩稅法也沒有能使經濟復蘇，但奠定了唐后期至明中葉中國古代賦稅的基礎。

3、民族關系方面：

(1)隋朝的統一促進了多民族國家的發展。

(2)唐朝統治者實行較開明的民族政策，加強了與周邊各族的關系，各民族進一步融合，民族間經濟文化交流進一步加強，唐朝是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重要發展階段。

4、對外關系方面：

唐朝時，我國經濟和文化處于世界先進地位，對外交通發達，采取較開放的對外政策，唐朝同亞洲、歐洲各國間的往來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盛況。

5、思想文化方面：

隋唐時期的建筑、雕版印刷、天文、醫學都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哲學、史學、宗教興盛；文學藝術光耀千古；體育活動也空前活躍。唐文化澤被深遠，促進了亞洲文明的發展和西方文明的時步，是“中華文化圈”的源流，唐文化在世界史上留下了巨大的不可磨滅的足跡。

遼、宋、西夏和金處于中國封建社會中期,上承五代,下接元代.這個時期,中原和江南地區建有以漢族為主體的宋王朝,北方有由契丹、黨項、女真人先后建

立起來的遼、西夏和金朝.宋朝進一步發展了中央集權的封建政治制度,農業經濟空前發展,文化、科技亦相當繁榮,不僅在火藥和指南針的應用方面走在世界前

列,而且印刷術的發明和火器在戰場上的使用,更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其中，遼金兩個民族民風剽悍，英勇善戰，但存在管理不善、科技落后的特點；大宋王朝處于內憂外患，匪賊作亂，奸佞當道、風雨飄揚的危險境地；西夏的日子也不好過，其國土南北為患，左右受敵，國力疲憊，內耗空虛。總之，這個時期各勢力犬牙交錯，互相侵吞，總的說來，漢族勢力受到的威脅大于外族，是屬于華夏文明嚴重的衰落期，時有滅謝族之危機感。

明清時期，中國朝著統一多民族國家進一步發展，締造了封建社會最后的輝煌。也是在這一時期封建統治由盛轉衰，為日后中國備受欺凌埋下隱憂。可以說，明清時期是中國社會發展的轉折點，在中國歷史上有著巨大的影響。明朝時期的社會特征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突出表現：

1.制度建設空前完備。

明朝制度建設具有明顯的全面整合前朝制度并開創新制的特點。僅以政治制度為例，如經朱元璋大刀闊斧的改革，廢除了丞相制和行省制，形成了皇權之下中央以“五府”、“大九卿”為主體，地方以各省“三司”為主體的官制結構；永樂后，又形成輔佐皇帝處理政事的內閣、司禮監體制；還逐漸形成了旨在統一事權以加強對地方控制的督撫制度。相比元朝，其官制體系既大大簡化，又體現出明顯的相互制衡的特點，皇權及統治效能皆空前加強。

2.商品經濟空前發展。

總體說來，明代經濟仍以自給自足的農業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但相比前代有了巨大發展。在此基礎上，商品經濟和手工業得到迅速發展，出現了許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手工業產品和經濟原料作物產區，涌現出一大批因工商業而興起的著名市鎮；廣大農村的集市貿易也空前普及和繁盛，地區間商品流通十分活躍；私人海外貿易發展強勁；以徽商、晉商等為代表的地方商人集團崛起，在經濟乃至社會生活領域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東南發達地區的若干手工業部門中較多地采用了雇傭關系，也即人們所熟知的資本主義萌芽。

3.階級結構發生了新的變化，社會流動加快。

宋代以后，世族地主已徹底退出歷史舞臺，非貴族地主成為地主階級的主體。而至明代，非貴族地主的數量及其在地主階級中所占比重都空前提高；除作為主體的縉紳地主外，在經濟發達地區還出現了少量的經營地主。市民階層也伴隨著工商業和城市的空前繁榮而興起；與此同時，普通平民的身份地位也比前代進一步提高。社會流動速度空前加快，學校和科舉幾乎成為非貴族地主乃至平民獲得政治身份并進入官紳階層的唯一途徑，尤其是以科舉考試博取身份特權，再以身份特權謀取經濟利益，成為社會流動的主要方式。

4.中后期社會風氣丕變，思想文化異彩紛呈。

5.士大夫敢言之風盛行。

明朝士大夫敢于直諫為中國歷史所罕見，主要表現有二：一是敢言之臣“不可勝數”，二是在遇到重大決策分歧時，群臣往往集體進諫。

6.對外政策崇尚睦鄰友好，但總體保守、落后。

朱元璋確立的對外政策有兩大基本原則：一是努力營造以“厚往薄來”為特征的朝貢貿易體制下的睦鄰友好關系，二是嚴禁中外商民自由貿易。中葉后，東南沿海居民生存壓力不斷增大，違禁甚至武裝下海者日趨增多。在此壓力和朝貢貿易越來越難以維持的情況下，明廷不得不在隆慶時“準販東、西二洋”，有限度地允許東南沿海人民出海貿易。這雖在客觀上為民間海外貿易提供了一定的合法空間，但總體看來，其對外政策仍是保守、落后的。

清朝是少數民族為主體統治的王朝，又是中國古代最后一個王朝，而且處在世界歷史格局主要是西方勢力的影響之下。因而，清朝歷史呈現諸多不同特點。這里主要從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四方面，對清朝歷史的特點做簡要概述。

1.政治方面

清朝時滿族以軍事征服建立對全國統治的，在清初行剃發、易衣冠等一系列政策，使漢族遭遇重大災難，摧殘漢族人民自尊心。而后又大興文字獄，實行“首崇滿州”政策等造成滿漢隔閡，引發滿漢民族矛盾。隨著時間推移，滿族統治者籠絡漢族官紳，減輕百姓賦稅等愛民政策，這種矛盾才逐漸緩解，但并未消失。作為少數民族的滿族，也較少漢族王朝“華夷之別”觀念，與其他少數民族易于接近聯合，增強邊疆民族對中央的向心力，具有積極意義。

中國古代政治異常發達，至清朝，不僅得以實行集大成性的繼承，而且根據現實需要，進一步補充、完善。

但是滿族的某些落后性因素對清朝政治又帶來負面影響。在滿族社會，落后的主仆等級關系廣泛存在，主仆等級觀念強烈，因而君臣關系具有主奴性，皇權專制具有極端性。封建主義專制政治到達頂峰。

2、社會問題及基層統治的深化

中國古代的賦役制度，征發對象，由偏重于人，向人財并重，再向偏重于以土地為主的財產的趨向發展。至清雍正后，人丁之征取消，攤入地畝，完全課征地畝。廣大的無田佃農階層與國家不再因賦役方面發生矛盾。國家之河工等勞役，改為出銀屏幕，往代因徭役征發引發的官民矛盾乃至大規模起義也不再出現。清代中期以后頻發的向官府抗糧、抗稅斗爭，主要是地主、自耕農這些有田階層發起，這方面的斗爭，已不再屬于兩大對立階級的“階級斗爭”性質。清代人口劇增，人均耕地面積減少，無田者增多，導致地主增租、奪佃及佃農的反增租、抗租斗爭，成為清朝主佃階級矛盾的突出現象。

3、社會經濟

處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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