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宋朝海外貿易興盛的原因小論文(如何理解“明清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農民身份的提高，租佃制普及到全國”？)

作，它是宋朝科學技術的全面總結。《夢溪筆談》所記錄的許多科技成就可以列為世界第一:根據化石推斷古代氣候的變遷，比西歐早400多年；用流水侵蝕學說闡明華北平原和雁蕩山的成因，比西方類似學說早700年；他的新歷法比與它相似的歐洲肖伯納農歷早800年；沈括計算出圍棋棋局總數是3的361次方，并且估計出它的布局方式如果用數字表述出來，得寫幾十個萬字，更是古代世界絕無僅有。西方科技史學家李約瑟稱贊這本著作為“中國科學史上的坐標與里程碑”，而沈括是“中國整部科學史中最卓越的人物”。

唐宋是中國古代科技發展的巔峰時期，特別是宋代，出現了科技創新密集期，在數學、天文、歷法、地理、物理、化學、醫藥、農學、水利、建筑、冶煉、采掘、機械等諸多方面都取得了領先世界的水平。

2、唐宋科技繁榮的背后

 “科技進步是經濟向廣度和深度發展的推動力” （鄭學檬、徐東升《唐宋科學技術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研究》）。

唐宋時期，出現了大量大規模的手工工場。產業聚集現象開始出現，如景德鎮的瓷器生產基地、成都的絲織業生產基地、徽州的造紙業生產基地、杭州的圖書出版基地等，都帶動了產業的創新升級。市場經濟的興盛同時帶動了貨幣經濟的發展，抵店、柜坊形式的金融產業開始出現，飛錢、便錢類似匯票的金融業務萌芽并發展，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也是在北宋產生。金融行業和金融資本的出現，進一步推動了財富的聚集和各產業的擴大。

市場和科技的合力，還帶來了產業結構的深刻變化。唐宋時期，農業內部分化已經非常明顯，經濟作物種植的比重持續上升，工商業的規模不斷擴大。產業結構的深刻變化帶來了稅收結構的深刻變化。北宋至道末（997年）、天禧末（1021年）、熙寧十年（1077年），農業稅和非農業稅的比重分別為為60：40 、40：60、28：72，來自工商業的稅收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超過了農業稅，并持續上漲（這也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工商稅比重最高的時期，明清之后農業稅比重有了很大反 彈 ，達到 70% 以上。）。

以上種種最能成為“唐宋變革論”、“唐宋近世說”等社會“變革”理論的有力支撐。

三、唐宋科技繁榮的實質

對中國史的研究者而言，有一個永恒的命題： 中國為何沒能獨立發展出資本主義，憑借自身打開近代化的大門？

科技的繁榮的確巨大的推動了經濟的發展、新型社會因子的誕生，但唐宋科技繁榮歸根結底是基于農業生產需要、農業社會發展和在此基礎之上的統治力量的穩固的產物。中國自古是一個農業大國這一特點決定了中國技術發展的道路，影響了中國古代經濟的塑造。基于農業生產的技術發展、經濟制度和商品經濟塑造了中國古代的基本經濟模式。

在傳統的“以農立國”的生活方式中，國家機器的制度取向是“勸農”，與農產品加工有關的手工業特別發達，對社會經濟發展有基礎性作用的農業、水利技術，也能得到充分發展。但總的來說，釀酒、制糖、榨油等各行業基本上停留在家庭副業階段，作坊式生產除了官營之外在民間還不普遍；生產技術的經驗性很突出，技術本身并不成為商品，只是個人技能，擴散力不強，不易很快成為規模生產力；重政輕技、重道輕器的文化傾向也使得統治者和民間對科技的重視也局限于實用層面，這在天文、地理、數學醫學等各方面技術成就中無不體現，四大發明也都是技術性發明，非科學理論的創新。

如前述，宋代商品經濟出現了高度發展。但事實上，統治者重農意識較前更甚。據脫脫《宋史》記載：“先王之欲厚生民，莫先于積谷而務農，鹽鐵榷酤斯為末矣。”小農與家庭手工業的結合更加牢固。中央集權的宋代強化“重農抑商”政策，改變賦稅結構，使商稅高于農稅，同時在商品生產和流通領域進行壟斷，興辦官方舶務，嚴格限制地方海外貿易，宋代的海外貿易主要是官方的壟斷貿易（張文芳《試論宋代商品經濟發展的自我障礙》）。宋代商品經濟呈現出以官營為主導、私營為補充，相互牽制、共存一體的態勢。所以，在宋代空前強大的中央集權統治下的商品經濟，只是必要時的補充，不是也不能成長為農業自然經濟的否定因素，更不可能瓦解它而成為主導，從而引起生產方式的變革。因此，它不可能催生社會發生質變。

綜上所述，中國至唐宋以及今后很長一段時間，都是一個農業社會，農業社會最重要的是經驗，最看重的是實用，由此而需要的科學技術也具有實用性，且大多是服務于農業和手工業，服務于強化大一統的統治力量。唐宋的科學技術較前后而言都是空前的，但絕不是獨立的。正如中華五千年文明綿延不絕一樣，唐宋科技也可以說是“承前啟后”性的，且是處在一個制高點上。換言之，較前期而言，唐宋科技是在自然經濟發展需要的大框架下，連續發展、同質延續、水平最高的。

唐宋之間的變化之所以引起許多的關注和紛議，就是因為變化的幅度大、層面深，但放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大框架下，這些變化和差別都不是質的變化，而只是量的差別。嚴格地說，它是中國古代社會的階段性“轉折”。如果非要套用“封建”這一歷史概述，正如漆俠和鄧廣銘所述，這是“中國封建經濟發展的兩個馬鞍型中的最高峰”、“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最高度，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推至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的巨大“轉折”，亦可如是說。

如何理解“明清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農民身份的提高，租佃制普及到全國”？

一、扼殺晚明思想啟蒙運動，扼殺資本主義萌芽。強化落后而僵化的封建專制制度。

明代中葉以后長江中下游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標志著儒家文明內部，工商業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江南一帶到處是資本主義萌芽。各國歷史上封建國家都有權對工商業攫取過多的利潤加以剝奪。明王朝所為只是巧立名目，加大征稅比率。沒有出現漢武帝時期命令商人拿出一半家產以佐官府導致“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但是明代工商業者已經成為相當強大的社會力量，對于這種加稅也不能忍受。出現大規模反對礦監，稅使的民變運動不斷發生。大規模的幾十次，一般規模的幾百次。(《儒家文明》)“民變”不同于農民起義，有這類斗爭,“平等”、“自由”、“實業興國”、“保護貿易”等思想就會傳播，資產階級改良和革命就可能發生。

有人說明代沒有類似西歐的實現資本主義條件，那么我們要問了，各國都有自己的現代化道路，中國的確沒有英國等最先實現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特點，難道就不能自己探索一條現代化道路嗎？比如農奴制的俄羅斯，比如封建色彩濃厚的德國、日本。再比如現代中國是沒有經過發達資本主義階段而直接走向了社會主義。同是深受儒學影響的華人就曾在南洋建立了“蘭芳共和國”，前后存在了100多年。

關鍵是思想解放，對外交流，有交流就能進步。

英國有議會，而當時的中國民間紛紛結社，民間議政的風氣很盛。特別是有先進的思想政治組織“復社”。 而在滿清,閉關鎖國，嚴禁結社。

大清律規定：“凡三十人聚會，一律處斬”。好了，一切非政府組織全部取締了。

明末封建專制制度正在走向解體和衰亡，特別是宋明理學暴露出扼殺人性的弊端和生機勃勃的市民文化形成激烈沖突。有識之士在各方面都發現了封建制度的弊病，正在探索一條新的道路。新思想，新觀念不斷涌現，西方的先進優秀的文化科技正在引進，正如同西方社會經歷的文藝復興前夜。明末清初正是思想界啟蒙的時代，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都看到了封建社會的弊病特別是宋明理學的危害，在他們的著作中人本主義，民主主義的光芒在閃耀。黃宗羲的《原君》批判君主專制，打響了近代民主思想的第一炮，明末思想界對整個封建意識形態從哲學到倫理，從治國到治學都開始反思和批判。戲曲小說都以市民喜好為標準，反映了市民意識的覺醒，這是對封建禮教壓抑人性的反叛。西方的天主教在南方廣為傳播，特別受到明末先進士大夫的歡迎，他們試圖將西方傳來的宗教和儒學結合，洋教中國化。東林黨人和天主教徒密切結合，涌現出大批杰出人物。比如徐光啟、李之藻、瞿式耜等都是天主教徒，象王徵、孫元化、李天經、張燾、瞿式耜、陳于階等形成一個“西學集團”。

南明天主教也在宮中傳播,后妃們普遍信仰天主教，這必將影響到最高統治集團。西方宗教宣傳的人人平等思想有利于人本主義，民主思想的傳播,也有利于科技引進、東西方文明的交流乃至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但是滿清入關使得思想界斷送了儒學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相結合產生新型文化的最后機會。

有人說明朝已經腐朽了，從整體看是的，但是從局部看就未必，統治階級和封建官僚是腐朽的，而民間則是生氣勃勃。富庶的江南地區正是新興力量萌芽，成長，壯大的地區。正如同抗戰時期，國民黨是腐朽的，領導全民抗戰是不利的，但是共g產g黨就是新生革命的力量，能夠領導中國人民抗戰。只是南明的新生力量還沒有強大到具有獨立領導全民抗戰的能力。正如同法國大革命的前夜，封建王朝腐敗嗎？社會矛盾激烈嗎？這正是國家民族最虛弱渙散的時候，是希望再來一次蠻族入侵，還是來一次資產階級大革命呢？在19世紀日本只用短短三十多年的西化--“明治維新”運動，就一躍成為世界列強，我們有什么理由懷疑早200年的明末思想啟蒙和解放運動不能帶來更好的局面。

但是滿清用鐵血摧殘使得社會生產力大幅度倒退。物質文化大規模毀滅，之后大興文字獄，理學成了碰不得的理教。空前強化了這種腐朽沒落的封建意識和制度，如同西方蠻族入侵后的歐洲中世紀一樣把中國帶入了黑暗。

二、生產力相對停滯,軍事裝備、科學技術大幅度倒退。

現在某些人極力鼓吹的康雍乾之世,其實大多是對明末的恢復性增長。滿清收支在嘉道以前相當長的時期基本是不變的，地丁 3000萬，耗羨460萬，以及其他共計4800萬兩白銀，根據《清朝文獻通考》田賦所載，順治十六年（1659）中國耕地總數是五百四十九萬頃，康熙二十四年增長到六百八十三萬,乾隆十八年增到七百零八萬。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到七百四十一萬，而明末崇禎時就有田七百八十三萬（翦伯贊），數字剛接近明末土地數字。可見康雍乾生產恢復是緩慢的，過了一百年才到了明末的生產規模。清朝最高的是嘉慶十七年為七百九十一萬，僅僅超過明崇禎時期七、八萬頃，以后就下降了，道光十三年是七百三十七萬。封建經濟在停滯中（范文瀾 中國通史簡編767頁）。

明末傳教士利瑪竇說這里物質生產極大豐富,無所不有,糖比歐洲白,布比歐洲精美...人們衣飾華美,風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禮，談吐文雅。（《利瑪竇中國札記》第十章）。而乾隆時來訪的英國特使馬戛爾尼則說“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很多人沒有衣服穿“,“象叫花子一樣破破爛爛的軍隊”。

大家都知道宋朝工商業極為發達，而明朝則有進一步發展，鐵產量為北宋的兩倍半，永樂年間的鐵產量高達9700噸，到了17世紀當時歐洲產鐵量最多的俄羅斯才2400噸。但是到了清，政府嚴禁采礦，冶金業從此衰落。明代棉布取代麻布成為紡織品的主流產品。無論是鐵，造船，建筑等重工業，還是絲綢，棉布，瓷器等輕工業，在世界都是遙遙領先，工業產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農業產量在全世界的比例還要高得多，而康乾盛世雖然人口數倍于明朝，然而鐵和布匹這兩項指標性的工業產品總產量卻始終未能恢復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結束不久，中國工業產量僅為全世界的6%.無論是總產量還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明末的對外貿易量是驚人的，美國的弗蘭克，他在《白銀資本》一書里，憑籍已有的各種研究成果，估計16世紀中期到17世紀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間，由歐亞貿易流入中國的白銀在七千到一萬噸左右，約占當時世界白銀總產量的1/3。一萬噸白銀，相當于當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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