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對外貿易乘數理論認為一國出口像投資一樣,能夠使國民(簡述增值稅有利于促進對外經濟交往)

大規模的需求，使全球服務性產業的貿易總額有了高速增長的潛力。

2、國際貨物貿易和國際投資增長的帶動。戰后半個多世紀以來，國際貨物貿易流量不斷擴大，以世界貨物貿易出口總值為例，1950年總計為611億美元，1990年達33949億美元，40年時間增長了近56倍，遠遠超過了同期世界工業生產和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在貨物貿易高速增長的帶動下，同貨物進出口直接關聯的傳統服務貿易項目，如國際運輸服務、國際貨物保險、國際結算服務等，都相應地在規模上、數量上成倍增長。而國際投資的迅速擴大和向服務業傾斜，不僅帶動了國際貨物貿易的增長，而且帶動了國際服務貿易的迅猛增長。特別是國際投資收益作為要素服務項目，其迅速擴張本身就構成海外服務貿易流量的擴大。

3、新科技革命的有力推動。新科技革命，特別是本世紀60年代興起的信息技術革命、有力地推動了國際服務貿易的迅猛發展。首先，高新技術的發展廣泛應用到了服務產業，使許多原先“不可貿易”的服務轉化成“可貿易”的服務，從而使國際服務貿易的種類增加，范圍擴大，例如一些傳統的教育服務、健康服務一向被認為是：“不可貿易”的服務，現今可被儲存在磁盤或軟件中進行買賣。信息技術和通訊技術的發展，還促使銀行、保險、商品零售等得以在全球范圍內開展業務，為跨國界服務帶來了機遇。其次，科學技術革命加快了勞動力和科技人員的國際流動，特別是促進了專業科技人員和高級管理人才向他國流動，推動國際服務貿易流量的擴大。最后，隨著科技的進步，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逐漸向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的高科技產業轉移，把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新興工業化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使這些國家和地區能夠利用本地區豐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賺取外匯服務收入，形成大規模的境內服務輸出。

4、世界經濟一體化和社會生活國際化的促進。世界經濟區域化、一體化的發展和各國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使得現代人的社會生活越來越國際化，出國旅游、接受教育以及聘請專門人才等，即使對于發展中國家的人民來說也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了。在過去40多年間，旅游業成為國際上發展最快的行業之一，同社會生活國際化相關的服務貿易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凱恩斯革命

一百年以前，西方經濟學界還很少有人談及經濟學應有宏觀、微觀之分。而今天，西方經濟學家談論起宏觀和微觀經濟學時，卻顯得那么自然，好像這個問題如同一天有白晝和黑夜之分那樣，無須爭辯。但是，任何事物、任何提法若要被世人公認，總是有一個過程的，那末宏觀經濟學究竟怎么產生的呢？

1936年，西方經濟學界發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J.M.凱恩斯發表了他的代表作：《就業、利息和貨幣的通論》(以下簡稱《通論》)。凱恩斯在剛撰寫通論的時候就開始造輿論，他給戲劇家蕭伯納的信中曾提及此事，并頗為自負地說，此書也許會對世界上關于經濟問題的思考方法發生革命，引得世人拭目以待。果然，該書一出，的確轟動一時，西方經濟學界公認經濟學發生了一場“革命”。

凱恩斯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呢？凱恩斯(John Mayoard Keynes，1883～1946年)的出生與馬克思的逝世剛好同年。凱恩斯不能算一個單純的經濟理論家，有人責怪他一生花費在經濟研究上的時間顯得太少。

凱恩斯交友廣泛，興趣多樣，當他還在伊頓公學和劍橋大學念書的時候就是如此。凱恩斯曾在政府的印度事務部任過職，成績卓著。他搞過實務，在皇家學院當過教員，還當過財務主管。這些職務也是顯示他的才能的好機會，這個機構在1920年瀕于破產，可是到了凱恩斯逝世的那年，就擁有凈資產兩百萬英鎊，凱恩斯對戲劇、文學、音樂和芭蕾舞藝術均有興趣，他的夫人就是一名俄國芭蕾舞演員。凱恩斯對數學也有研究，大舉尚未畢業，他就寫過一本概率論的書。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凱恩斯曾任皇家印度財政大臣顧問團的顧問和英格蘭銀行的董事。戰后，他作為英國財政部的主要代表參加了巴黎和平會議，但不久便辭職，原因是他對凡爾賽條約的內容深感不快，不主張要求德國賠償。1944年，凱恩斯作為英國代表團的首席代表出席了布雷頓森林會議，在建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方面都作過重大的貢獻。

除《通論》外，凱恩斯一生還寫過許多著作，如《貨幣改革論》、《通向繁榮之路》、《怎樣籌措戰費？》等。但凱恩斯最主要貢獻還是他的主要著作—反映他的基本理論和政策主張的《通論》。

凱恩斯革命的背景

顧名思義，宏觀經濟學(Macroe買粉絲nomics)是研究大的經濟問題的，也就是以研究社會整體的經濟變量為己任的，凱恩斯的主要貢獻也就在于此。

但不能簡單地說，宏觀經濟問題研究只是從凱恩斯開始的。事實上，在凱恩斯之前，歷代的經濟學家諸如重商主義者、重農學派和以亞當·斯密、李嘉圖、馬歇爾為代表的古典學派，都研究過宏觀經濟問題。后人把亞當·斯密、李嘉圖、馬歇爾的經濟學說基本上歸屬于微觀經濟學，這雖說有幾分理，但總顯得牽強，倘若他們活著，未必會同意這樣判斷的。公正地說，古典經濟學家對宏觀經濟問題的研究都具有歷史的局限性，他們從未奠定過宏觀經濟學的基石。

重商主義者所關心的問題可以說主要是宏觀經濟問題。他們的興趣所在是要了解決定整個經濟生產能力的主要力量是什么？能否達到潛在的生產能力？因此他們強調經濟增長的本原和原因。他們崇尚政府，認為如果不靠政府的干預，整個經濟也許不能充分利用其潛力。他們極力主張，政府應當支配國內和國際的貿易，并強有力地控制貨幣的供應。

重農學派討論的問題也是宏觀多于微觀。重農學派以法國經濟學家魁奈為代表，也尋求經濟增長的本原和原因，但不贊成對國內外貿易實行管制。他們的興趣不在于貨幣，而在于引起經濟增長的真正力量是什么？依他們看來，物質財富不是通過交換過程創造的，而是來源于農業或者自然界。著名的魁奈經濟表把整個經濟分成三個部門，農民、土地和非農業部門。這種分析方法給后人以極大的啟示。像馬克思的兩大部類的分析和列昂節夫的投入—產業表的經濟計量分析，都受到魁奈經濟表的啟發和影響。

亞當·斯密竭力反對重商主義者的觀點。他認為，在整個經濟中不存在一種會阻礙達到最高生產能力的內在力量。當時就有些重商主義者認為，消費水平過低，儲蓄過多，會引起蕭條。但亞當·斯密認為儲蓄會引起經濟增長，因為儲蓄與資本積累屬同步，一部分人的儲蓄意味著這部分錢讓與他人投資之用，因此儲蓄不會引起蕭條。他反對國家干預貿易，主張自由放任和競爭，并認為競爭會使資源達至最大限度利用的程度。顯然他研究的是宏觀問題。但他認為，整個社會由于競爭而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起著政府干預所起不到的作用，因此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在宏觀經濟上似乎沒有嚴重的任務。在當時，亞當·斯密力主政府要“廉潔”和減少干預。由于受他的思想影響，后人大多把對經濟問題的研究注意力從宏觀轉到了微觀。

西方經濟學家繼承了亞當·斯密的觀點，發展了經濟學的微觀方面。他們始終認為宏觀經濟決不會發生嚴重的問題，此論點以法國經濟學家薩伊提出的供應自身創造需求最為著名，幾乎他們都信奉“薩伊法則”。在他們看來，競爭的資本主義是最能有益于社會的。

但是、理論是要受實踐檢驗的。“看不見的手”和“薩伊法則”并沒有給資本主義社會的繁榮提供任何保證。事實教訓著死抱著舊的教條的人。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資本主義世界及發生了空前的經濟危機。西方國家一片混亂，百業蕭條，物價猛跌，工廠倒閉，人心恐慌，局勢動蕩。至今，西方的人們談論起那次危機還心有余悸。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說，“1929年中開始的那次經濟蕭條，對美國來說，是一次空前規模的災難。在1933年，經濟降到最低點之前，以美元計算的國民收入減少了一半。總產量下降了三分之一，失業人數上升到勞動力總人數的25％的空前水平”。

危機動搖信念，人們對資本主義制度普遍懷疑，資本主義崩潰過程逐漸加速。在這種存亡危急的時刻，西方經濟學家被迫對現有的經濟理論進行反省和批判，并企求新的理論來解釋嚴峻的危機現實，以得出挽救資本主義的可行辦法。于是時勢造英雄，凱恩斯沒有錯過機會，他的理論伴隨的宏觀經濟學說就應運而生了。

凱恩斯的基本觀點和政策主張

凱恩斯的理論與傳統的經濟學說主要有哪些區別呢？

凱恩斯針對經濟危機期間所出現的嚴重失業狀況，提出了“充分就業”的概念。所謂充分就業，就是在一個具體工資水平上，人人有事做。

凱恩斯將失業的情況分為三種：一是由于某種專門勞動市場供過于求造成的，叫“磨擦失業”；二是由于各種原因人們對現有的工作不喜歡而情愿呆在家中，叫“自愿失業”；還有一種是由于在現行工資水平上，人們愿意工作而得不到工作，叫做“非自愿失業”。磨擦失業可以通過對勞動力的技能訓練和國民經濟結構的調整而迅速解決，自愿失業則是勞動隊伍自身的選擇，所以這兩類失業不算真正的“失業”。因此只要解決了“非自愿失業”的問題，就可說得上充分就業了。

要想做到充分就業，就要求一種達到充分就業的國民收入水平。凱恩斯肯定，國民收入和就業水平取決于聚集的有效需求水平。在他看來，以前的理論之所以是錯誤的，就是假定供應會自行創造需求。當有人對薩伊法則提出疑問，認為過度的儲蓄或者過度的消費也許會導致蕭條時，古典理論總是這樣解釋：儲蓄的決策總會導致投資的決策，而利率的變動又會使儲蓄決策和投資決策之間平衡。凱恩斯對此則提出相反的結論。他認為，國民收入水平的變化而不是利率的變化合影響儲蓄和投資之間的平衡。這就是凱恩斯的收入決定論。

凱恩斯的收入決定論既認為國民收入水平取決于聚集需求水平，又認為聚集的有效需求取決于對消費商品和投資商品的需求。就個人消費來說，“量入為出”，消費水平依賴于收入水平，消費額總是占收入額的一定比例，這種比例稱為“消費傾向”。一般地說，這種比例或傾向是相對穩定的。但隨著人們收入的增加，消費的開支會增加得比比收入速度慢。

由此而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就是：當聚集的實際國民收入增加時，據聚集的消費水平也增加，但不會象國民收入增加得那么快。這包含的意思就是邊際消費傾向(每增加一元國民收入所增加的消費金額)小于1。消費的速度不及國民收入增長的速度，多余的錢當然是用于儲蓄。于是隨著人們收入的增加，儲蓄絕對額也增加。很明顯，聚集需求量與實際消費量之間出現了—個裂縫，如果儲蓄不及時轉化為投資，那末生產出來的東西就會發生過剩，有效需求就會出現不足的現象。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就會減少國民收入水平。

就此可以做出推論：國民收入的均衡不一定就是充分就業的均衡，只要需求不足，就會使社會資源利用不足，結果使在工人失業和資源閑置的條件達到國民收入的“均衡”。因此，在凱恩斯看來，如果僅僅依靠市場自行調節，那末充分就業的均衡只是一種特殊的情況，而通常的情況則是一種小于充分就業的國民收入均衡。

那末，儲蓄會不會及時轉化為投資呢？按照傳統的理論，只要利率恰當，儲蓄必然全部轉化為投資。凱恩斯對此又大唱反調。他認為，投資的數量不完全取決于利率，而主要依賴于預期的利潤串。隨著投資助增加，資本的預期收益會發生遞減，這就叫做資本邊際效率遞減。利潤和投資數量關系時常顯得不穩定，因為投資決策是根據對將來的成本和銷售收入的估計做出來的，所以利潤期望值會對投資決策起相當大的作用。不肯定性、風險、期望、投資者的態度和信心都會對投資決策發生影響。因此，儲蓄金額多了，利率再下降，不一定就會直接引起投資的增加。

凱恩斯認為，一味依靠利息率降低來刺激投資并未能始終奏效，有時投資可不受利率的影響，如果預期利潤前景不妙，即使利息串再跌，只會造成儲蓄多、投資少的現象。因為儲蓄大于投資，所以導致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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