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就海外投資保險制度的性質而言它具有的特點(國際金融法的國際金融法的本質特征)

金融性質的任何服務，而金融服務的提供指的是GATS第1條第2款所指跨境提供、境外消費、商業存在和自然人移動4種服務提供方式。在這四種方式中，只有跨境提供與貨物貿易的通常形式相當，即交易客體跨越了國境，而其他三種方式中的兩種方式即境外消費和自然人移動，雖然都是貨物貿易所不具有的，但能夠為跨境標準所覆蓋。在境外消費方式中，從金融服務接受者的母國角度看，金融服務的提供者、服務交易的客體——金融服務以及法律事實都發生或可能發生在國外。從金融服務提供者的母國來看，交易的主體之一——金融服務接受者構成涉外因素。在自然人移動中，金融服務的提供者——自然人，不論其以自己的身份，還是代表其所在的機構，對金融服務接受者的母國而言構成涉外因素，對該自然人的母國而言，服務接受者以及法律事實構成涉外因素。

但是，金融服務的最重要的方式——商業存在就不同。建立商業存在涉及涉外因素，如建立商業存在的投資者和所需要的投資來自于境外，但是，WTO所說的商業存在是以商業存在這種形式而發生的金融服務。以銀行為例，如果在東道國的商業存在采取的是外國銀行的分行形式，提供金融服務的該分行可以看作是涉外主體，因為外國分行是外國銀行在東道國的延伸，不具有東道國的法人資格。但是，如果設在東道國的商業存在采取子銀行的形式提供金融服務，通常就不存在任何的涉外因素，因為子銀行是東道國的法人，交易如存貸款的客體——資金完全可能來自于東道國公眾的存款，法律事實也通常發生在東道國，所以在主體、客體和法律事實等方面都沒有涉外因素，但它確實是WTO項下的金融服務貿易。不止于此，因商業存在而發生的法律關系遠不止金融服務的提供和交易，WTO將商業存在界定為服務提供的一種方式，目的是將成員方影響這種服務提供方式的成員方措施(如法律和政策等)納入其約束和規制的范圍，以建立多邊貿易秩序和推動金融服務的逐步自由化。因此，商業存在必然引起WTO對各成員方的金融規制關系以及各成員方對外國金融服務提供者建立商業存在的管理關系等。調整這些關系的法律規范顯然都屬于國際金融法，但卻并不都為跨境標準所覆蓋。

因此，因生產服務手段的跨境轉移以及由此所導致服務提供者在當地建立商業存在而發生的金融服務貿易，雖然可能沒有任何的涉外因素，但確實是適應服務的性質和特點而發生國際交易。然而，依據跨境標準，因商業存在而發生的有關金融法律關系顯然不具有“國際”性。這就在活生生的國際金融活動面前暴露出了跨境標準的局限性，因此，重新定義國際金融法中的“國際”性就成為現實的需要。

如何重新定義? 跨境標準在多數情況下是適用于對國際金融關系的判別的，只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這種情況下，判別金融關系是否具有國際性，只需要在跨境標準的基礎上將外國商業存在這種情形包括進來即可。因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國際金融關系不僅包括有關國家的個人、法人、國家與國際組織由于從事跨境的金融活動而產生的各種關系，也包括在外國的商業存在這種形式中沒有發生跨境活動而發生的各種關系。簡言之，國際金融關系是具有涉外因素或通過外國的商業存在而發生的各類金融關系。

國際金融法所調整的金融關系所具有的國際性使國際金融法與國內金融法區別開來。國內金融法所調整的金融關系沒有國際性。具體來說，具有國際性的金融關系由國際金融法來調整，而不具有國際性的金融關系由國內金融法調整。雖然對因商業存在而發生的各類金融關系，從表面上講，很難分清是國內金融關系和國際金融關系，但是，只要生產服務的手段和為此進行的投資發生了跨境轉移就構成國際金融關系，從而應由國際金融法來調整。

[編輯]國際金融法的調整對象

法是根據它所調整的對象的特殊性加以分類的。研究國際金融法的調整對象有利于我們準確地認識和把握國際金融法的概念以及特征。關于國際金融法的調整對象，根據一般的說法既是：“國際金融關系”。那么何謂國際金融關系呢?國內國際金融法學界眾說紛紜。這更直接導致了國內學者對于國際金融法名稱的爭議。

有學者認為：“國際金融主要是探討一國與另一國之間的貨幣關系，著意于開放經濟社會的總體經濟變數與經濟政策。” 這種觀點將國際金融法的研究重點放在了國際貨幣關系上，甚至認為“國際金融法”的名稱應定為“國際金融貨幣法”。這種觀點當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當今世界還不存在統一的貨幣的現實條件下，幾乎所有的國際經濟交往，比如國際間貿易和非貿易支付、國家賠償、國際貸款等問題，但凡存在跨國際的資金移動，不論這種移動的形式、目的如何，都會涉及到國際貨幣問題。因而可以說，國際貨幣問題是國際經濟學中的一個宏觀的問題。這種意義上說國際金融法的調整對象中也一定包含著國際貨幣關系。

但是，我們若簡單地認為國際金融法的調整對象對以國際貨幣問題為主，那么是不是認為了國際貨幣法也是國際金融法的一個分支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國際貨幣法與國際金融法的調整對象具有明顯不同的特征，將國際金融法的調整對象認為是以“國際貨幣關系”為主的國際金融關系，則沒有界定國際金融法的概念特征，不利與整個國際經濟法的理論構建。

另一種學說觀點認為，國際金融研究的是“資本的國際移動”，“研究資本的國際移動過程中的規律及其內在矛盾”。這種觀點認為商品的流通范圍越出國家界限，產生了國際間的債權債務關系，導致資本從一個國家轉移到另一個國家，這就形成了國際金融。但是，我們認為僅僅指出“資本的國際移動”，并未體現國際金融法的本質特征。

此外，還有一種學說認為，國際金融的對象僅僅是國際間的資金融通。這種觀點將資金融通僅認為是在以“償還為前提”的價值讓渡或資金提供。這種認識將國際金融與國際投資相區分。

將國際金融的對象列舉為債券發行、定期貸款、銀團貸款、項目貸款、抵押貸款等等。有學者將國際貨幣與國際資金流動相結合，認為國際金融關系主要是以國際貨幣關系為基石，國際投資領域與國際貿易領域的法律關系為內容的法律關系。我認為這種觀點是比較貼切的，能夠準確的界定國際金融法的概念。

學界一般認為國際金融法包括兩個方面的調整對象，第一方面是國際金融管制方面的法律，這顯然是國際經濟法的范疇，這是一國或有關國際組織對國際金融市場的一種監控，具體包括對國際證券市場，國際融資市場，國際信貸市場等。第二方面是國際金融交易方面的法律，這里又存在個小分支：一是，國家政府間或其與國際金融組織之間等發生的金融交往關系，如國家之間的或國家與國際經濟組織之間的貨幣與金融合作關系和資金融通關系。這實際上是平等的公法主體之間的經濟交往關系，顯然是國際經濟法的范疇。二是，私主體之間的國際金融交往的關系。

這時候的主體往往是跨國公司， 國際商業銀行， 國際證券公司， 國際保險公司等。如從事國際商業信貸，跨境發行債券和股票，跨境項目融資等。這一部分實質是私主體的商事交往關系，是國際私法的范疇，這一部分國際金融關系應該放在私法領域考慮，更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則。

個人養老金制度施行，會帶來哪些影響？

 4月21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推動個人養老金發展的意見。意見規定，個人養老金實行個人賬戶制度，繳費完全由參加人個人承擔，個人最高年繳1.2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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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養老金實行個人賬戶制度，繳費由參加人個人承擔，實行完全積累。參加的人可以通過個人養老金信息管理服務平臺，建立個人養老金賬戶。參加的人可以用繳納的個人養老金，用于符合規定的金融機構，或委托的依法合規銷售渠道購買金融產品，但同時承擔相應的風險。參加的人達到領取基本養老金年齡后，完全喪失勞動能力，只要符合國家規定的條件，經信息平臺核實之后，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領取個人養老金，值得注意的是，領取方式一經確定不得更改。

個人養老金操作簡單，參加基本養老保險就行，一定在指定的金融機構開設賬戶，每月或是一次性存錢，每年繳款上限是1.2萬，賬戶資金用于購買符合規定的銀行理財、儲蓄存款、商業養老保險、公募基金等金融產品，自主選擇，享受增值收益并承擔相應風險。等到退休年齡后可以按月、按次或是一次性提取。

個人養老金這個優勢就是：

一、在一定額度內有個人所得稅的優惠。

二、投資標的都是經過篩選相對風險比較低的產品，能夠兼顧安全和盈利。

三、采取賬戶封閉管理，不允許提前支取，是“化短為長”的資產管理手段。

總結，個人養老制度的實施就是影響：

一，可以建立專款專用的養老現金流，避免個人儲蓄被消耗，可以優化資產配置，改變單一存款儲蓄和房地產類型的投資，增加穩健安全的商業養老產品投資，積累個人養老金財富。

二，個人養老金制度鼓勵投資自己的未來，投資自己的養老生活，可以有目的的提前去規劃自己的養老目標，簡單來說，就是現在多余的現金，規劃到未來的養老階段里面去，能夠很好地規劃自己的消費和投資，做長遠規劃，應對各種不確定的養老風險。

戰后資本主義危機的新特點？

同戰前比較，戰后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周期和經濟危機產生了新的特點。危機的性質、主要特征、基本原因等等，并沒有改變。但由于戰后資本主義經濟以及世界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從而使經濟周期的發展進程，經濟危機的表現形式等方面出現了以下一些特點：

同期性與非同期性經濟危機交錯發生

資本主義世界同期性的經濟危機與非同期性的經濟危機互相交錯，而進入 70 年代以后，則由非同期性穩定地轉向同期性。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經濟危機在各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里趨向于同時爆發，具有比較明顯的同期性。自1847年爆發了第一次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以后，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1900年、1907年、1920年、1929年、 1937年爆發的經濟危機，歐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一齊卷入，都是世界同期性的經濟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只有1957～1958年、 1973～1975年、1980～1982年的危機是世界同期性的經濟危機，其他各次危機則是非同期性的或部分同期性的經濟危機。例如，美國爆發 1948～1949年戰后第一次經濟危機時，西歐和日本正處于戰后恢復過程中，并未同時發生危機，而當西歐各國爆發1951～1952年和 1964～1966年的經濟危機時，美國則由于先后發動侵朝戰爭和侵越戰爭，使危機分別推遲到1953～1954年和1969～1970年才爆發。

危機的非同期性或部分同期性，有以下幾個原因：

①戰后初期，由于資本主義各國遭受戰爭破壞的程度不同，經濟恢復的時間不同，資本主義經濟周期的進程也就很不一致。

②局部戰爭，即50年代初的美國侵朝戰爭和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的美國侵越戰爭，對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周期的進程產生了不同的影響。

③戰后各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迅速發展，但各國采取的國家干預措施并不相同，所以抵制外國經濟危機影響的效果也各不相同。

④由于某些地區和某些國家的經濟關系特別密切并有共同利害關系，戰后形成了一些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地區性聯盟，如歐洲經濟共同體等，因此，經濟危機有時在這些國家里表現出較明顯的地區同期性，而不表現為世界的同期性。

然而，戰后國際經濟關系日益密切，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空前發展，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生產和資本國際化的趨勢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以上這些因素終于阻止不了經濟危機向世界同期性發展。70年代以后，連續發生了1973～1975 年和1980～1982年兩次戰后嚴重的同期性世界經濟危機。由非同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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