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就海外投資保險制度的性質而言它具有的特點包括()(匯率對保險業的影響)

會計監管方面，我國國家和企業內部的各種監管機制仍不完善，各有關部門，如財政、稅務、審計、證券監管、人民銀行、保險監管等政府部門以及注冊會計師審計等外部監督機制都有待加強，企業的治理結構也有待改善。法律環境方面，國際會計準則生長背景與中國法律傳統存在著矛盾。無論是從國際會計準則所依據的概念和假設來看，還是從國際會計準則的形成過程看，國際會計準則是以英美國家的會計模式為藍本的。

由此看出，要將會計準則這個概念所代表的一整套市場經濟會計慣例與中國會計規范、會計實務有機地結合起來，是需要很長的時間、要做出很多努力的。

2、會計準則制定目標的差異

會計準則制定的目標，即為誰服務，要達到什么目的。國際上通行的會計準則，其目的是唯一的，就是通過財務資料，真實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是為投資者和資本市場服務的。市場經濟最大的特點是公平競爭。這種競爭首先是資源的競爭，而最稀缺的資源是資本。投資者的資本是有限的，而市場的需求是無限的。為了把稀缺的資本配置到效率更高的地方，就需要會計準則為資本市場服務，即為投資者提供真實可靠的會計資料，以使他們作出更有效益的投資決策。這就是作為民間組織的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制定會計準則的目的。

中國搞市場經濟時間不長，正處于健全和完善階段，資本同樣是稀缺資源。市場已經在資源的配置方面發揮著重大作用，這是歷史的進步。但同時，資源配置還受到國家宏觀調控的影響，不完全市場經濟的特性決定了中國會計準則服務目標的多元化;政府作為經濟的宏觀調控者需要的是較籠統的統計數據、匯總數據;國家稅收的需要與會計目標有很多區別，為應付稅收而設計的會計體系是滿足不了其他使用者的需要的;企業管理當局需要的會計信息千差萬別，主要是為內部考核服務;而投資者和債權人因投資、借貸的需要;要求會計信息應能揭示企業的投資價值和經營風險。根據前兩類用戶制定的會計體系明顯有別于根據投資者和債權人需要的會計體系。

因此，服務目標的差異使我國會計準則在制定會計體系方面難以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完全一致。

3、會計準則與會計制度并存

現階段中國會計準則實際上是準則與制度并存的規范模式。會計準則是以特定的經濟業務(交易與事項)或特別的報表項目為對象;詳細分析各項業務或項目的特點;規定所必須引用的概念定義。然后以確認與計量為中心并兼顧披露，對圍繞該業務或項目有可能發生的會計問題作出處理的規范。會計制度則不同，它是以某一特定部門、行業或所有部門的企業為對象，著重對會計科目的設置、使用說明和會計報表格式及其編制加以詳細規范。

一方面，企業具體會計準則主要是規范上市公司會計行為的，非上市企業在相當時期內仍采用會計制度的規范形式;另一方面;在政府和非營利組織會計體系中，財政總預算會計和行政單位會計采用會計制度的規范形式。不同行業的企業執行各自行業的會計制度，會計口徑不統一，會計信息的可比性較低。

西方一些實行會計準則的國家雖然由有關職業團體制定并發布會計準則，但公司在實際執行中仍要根據會計準則制定會計科目體系，據以進行會計核算。所不同的是這種會計科目體系是公司自行制定的，屬于公司內部核算制度。我國目前將會計制度由企業自行制定的條件還相差甚遠。隨著會計科目體系的形成和逐步完善，將來可能會形成由企業根據會計準則自行制定或者由中介機構制定會計制度。但目前還不宜確認，因為準則和制度的差別在很多方面無法消除。準則和制度有可能會長期并存，從而成為中國特色會計的重要內容。

4、業績評價體系導向的差異

我國企業一直以來都對利潤指標非常重視，在會計準則制定中更注重收入和費用要素的定義及配比，利潤表導向明顯。這主要是由于我國對企業的業績評價一直都突出利潤指標，利潤發展水平比現金流量變化更受重視。企業到資本市場上市、配股、發行債券時，我國法規都對利潤率有專門規定，更加凸顯了利潤指標的重要性。而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制定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規范的重點是資產負債表，更加重視資產、負債的定義和反映，其提供的信息側重于預測企業未來的現金流量。我國現行的側重于利潤表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更關注資產負債表是兩種不同的觀點，遵循的會計原則不同，因而我國在會計要素的確認、計量、披露方面自然難以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完全一致。

不同社會制度、不同國家所確認的會計準則，就其內容而言。既有共性;又有特性。共性是指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的會計準則都有相通之處，即會計技術方面的準則體現著會計準則的自然屬性。特性是指反映特定的生產關系的性質，只適用于特定的社會制度，具有社會屬性。不論國際還是國內，會計準則的差異在可預見的將來都會存在。現在不是消滅差異(也消滅不了)的時候，而是應該認識會計準則的差異：“差”在何處，“異”有多大。從而在進行決策分析時，予以剔除或調整，以兔導致錯誤的決策。完全消滅差異是不現實的，我們只能努力縮小差異。不能說有差異就是誤導財務報告使用者，就是會計信息質量不高。會計差異一般不是會計差錯，更不是會計造假，兩者有質的區別。

四、我國的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的協調

就會計準則國際化步伐而言，目前爭議頗多。一種觀點主張拿來主義，認為我國會計準則建設直接照搬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或美國的會計準則即可，沒有必要另起爐灶，不用太多考慮中國特色，故埋怨目前國際化步伐太慢;另一種觀點則與此相反，認為由于我國環境條件制約，國際化步伐不宜過快。不應該盲目照搬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或某個國家的會計準則，應該與時俱進，伴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適時地推進會計準則國際化進程，使得會計準則在適應經濟環境的情況下盡可能地與國際會計慣例接軌。那么，我國會計準則國際化步伐究竟是一步到位還是分步實施，鄙人比較偏向于第二種觀點。我們既要推動會計準則國際化又不能操之過急。

我們之所以積極推動中國會計標準的國際化，是基于為外資進入中國消除商業語言上的障礙，以促進中國經濟建設發展的考慮;之所以明確反對在會計標準國際化問題上操之過急，是基于我國經濟尚處于轉軌時期，市場經濟環境尚未成熟，監管機制尚不完善，一旦失誤將付出巨大代價。鄙人認為，在會計標準國際化問題上不應急功近利，但這并不是否認會計標準國際化是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革命的內在要求，大勢所趨。而是在堅信會計標準的國際化是未來會計標準發展方向的同時，又更深刻地認識到要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各個國家會計標準之間的充分協調，任重而道遠，而絕非朝夕之間。這說明，研究中國會計問題，必須實事求是，一分為二，否則就會南轅北轍，事倍功半。

對于我國會計準則國際化問題：

1、必須對自己有全面的、系統的和清晰的認識。并不是先進的東西都適用于我國;在吸收借鑒先進的會計理論、方法時，在加速會計準則國際化進程中，還應充分考慮中國的國情和特色。任何會計理論都是在一定的土壤成長起來的;都有一定的適用范圍，生搬硬套解決不了問題。中國的國情比西方國家更為獨特，這就決定了中國的會計發展不能一味地強調國際化而忽視本國的特色;但過分強調本國的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又會阻礙會計準則的國際化，我們必須要認真處理好兩者之間的關系。

2、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各國的地位和處境很不相同。在發達國家盡享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好處的同時，發展中國家卻飽受貧窮落后之苦。國際會計準則同樣是一把雙刃劍，發展中國家在利用它獲得外資的同時，也要以開放市場、損害一定的經濟利益作為代價。在利益權衡下，必須作出趨利避害的抉擇。在照顧國情需要的前提下，應盡量與全球化會計準則、國際慣例相協調。

還應看到國際會計準則是相對的，按目前的情況看，它最多只能在各主要資本市場上統一使用。由于各國會計環境差異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消失，試圖以一套國際會計準則應用于世界每一個國家每一個企業，還只能是一個美好的理想。

最后，國際會計準則的制定代表了一種趨勢并且將成為現實。在這種形勢下，我們既要適應國際經濟的發展，又要維護國家的利益，要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逐步實施會計準則國際化，并將其納入國家會計法規體系。

五、對我國會計準則國際化的建議

由于我國的會計環境與國際會計準則針對的西方發達市場經濟背景存在差別，在國際化進程中，要求世界各國采用一套統一的國際會計準則是不現實的。認為應分階段采納國際會計準則，至少應在財務報告中披露會計準則和會計方法的差異及其性質和程度，便于使用者理解和分析。對于上市公司可以分為海外上市和國內上市公司，對于海外上市公司可以要求嚴格執行國際會計準則，或者同時采用按本國和國際會計準則編制的兩套財務報告;對于國內上市公司，建議積極促進與國際慣例的協同，甚至直接采用國際慣例規范的相同的會計原則，或者按本國會計準則編制報告，但要適當披露本國與國際會計準則之間的主要差異，并按國際會計準則調整主要的財務數據及比率;對于非上市公司，可自行選擇是否采納國際會計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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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后資本主義危機的新特點？

同戰前比較，戰后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周期和經濟危機產生了新的特點。危機的性質、主要特征、基本原因等等，并沒有改變。但由于戰后資本主義經濟以及世界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從而使經濟周期的發展進程，經濟危機的表現形式等方面出現了以下一些特點：

同期性與非同期性經濟危機交錯發生

資本主義世界同期性的經濟危機與非同期性的經濟危機互相交錯，而進入 70 年代以后，則由非同期性穩定地轉向同期性。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經濟危機在各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里趨向于同時爆發，具有比較明顯的同期性。自1847年爆發了第一次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以后，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1900年、1907年、1920年、1929年、 1937年爆發的經濟危機，歐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一齊卷入，都是世界同期性的經濟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只有1957～1958年、 1973～1975年、1980～1982年的危機是世界同期性的經濟危機，其他各次危機則是非同期性的或部分同期性的經濟危機。例如，美國爆發 1948～1949年戰后第一次經濟危機時，西歐和日本正處于戰后恢復過程中，并未同時發生危機，而當西歐各國爆發1951～1952年和 1964～1966年的經濟危機時，美國則由于先后發動侵朝戰爭和侵越戰爭，使危機分別推遲到1953～1954年和1969～1970年才爆發。

危機的非同期性或部分同期性，有以下幾個原因：

①戰后初期，由于資本主義各國遭受戰爭破壞的程度不同，經濟恢復的時間不同，資本主義經濟周期的進程也就很不一致。

②局部戰爭，即50年代初的美國侵朝戰爭和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的美國侵越戰爭，對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周期的進程產生了不同的影響。

③戰后各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迅速發展，但各國采取的國家干預措施并不相同，所以抵制外國經濟危機影響的效果也各不相同。

④由于某些地區和某些國家的經濟關系特別密切并有共同利害關系，戰后形成了一些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地區性聯盟，如歐洲經濟共同體等，因此，經濟危機有時在這些國家里表現出較明顯的地區同期性，而不表現為世界的同期性。

然而，戰后國際經濟關系日益密切，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空前發展，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生產和資本國際化的趨勢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以上這些因素終于阻止不了經濟危機向世界同期性發展。70年代以后，連續發生了1973～1975 年和1980～1982年兩次戰后嚴重的同期性世界經濟危機。由非同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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