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當今我國農產品貿易面臨的形勢(國際形勢對農產品出口貿易的影響)

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的主要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產品。與改革開放前相比，這一階段的對外貿易政策更注重獎出與限入的結合，實行的是有條件的、動態的貿易保護手段，因此稱此階段的對外貿易政策為國家統制下的開放型保護貿易政策。

三、入世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有貿易自由化傾向的保護貿易政策（1992-2001年）

1992年10月后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階段，對外貿易政策開始進行廣泛的改革。

中國在進口限制方面的改革包括：(1)對關稅政策進行調整，1992年1月1日采用了按照《國際商品名稱和編碼協調制度》調整的關稅稅則，并降低了225個稅目的進口稅率。其后進行多次的關稅下調，到1996年中國的關稅總水平已經下降到23%。(2)減少、規范非關稅措施，包括進口外匯體制的改革，實行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大量取消配額許可證和進口控制措施，配額的分配也轉向公開招標和規范化分配制度。(3)依據gatt/wto的規則對中國的涉外法律體系進行完善，其中包括建立了大量的技術法規、反傾銷條例等。

在出口促進方面的改革包括：(1)繼續執行出口退稅政策；(2)成立中國進出口銀行，扶持企業的對外出口；(3)采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4)成立各類商會和協會，并積極組織和參與國際性貿易博覽會和展覽會等；(5)大力發展出口援助等。

在這個階段，中國政府干預對外貿易的目的盡管與改革開放前不同，但是依然受到古典重商主義觀念的影響，奉行“順差就是成績，順差就是目的”的“順差至上”的重商主義思想，不遺余力地從事賠本出口創匯。這種觀點應該說沒有脫離中國的傳統經濟思想——“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等保守的觀念。但是，長期的越來越大的貿易順差雖然給中國帶來了某種程度的“放心”，也為中國“創造”了越來越多的貿易摩擦。

這10年中，中國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基本指導理論實際上就是比較優勢理論，而且從靜態比較優勢理論開始向動態比較優勢理論轉移。根據靜態比較優勢理論，或者說是外生比較優勢，中國是勞動力豐裕的國家，有數字表明，中國勞動力的年均工資大約為1371美元，是美國勞動力年均工資的2.2%。所以中國大力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并鼓勵出口勞動力密集型產品。自1996年開始中國的機電產品出口取代了傳統的紡織品成為最主要的出口產品，表面上看中國已經走出了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出口這個圈子。但是，因為90年代全球經濟增長，以及經濟全球化和跨國公司的全球生產鏈的轉移，使得中國成為全球生產中的一環，跨國公司進入中國主要進行的資源配置就是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這里所說的廉價勞動力不等同于簡單勞動力，它包括跨國公司廉價地在中國雇傭高級技術人員和知識人員。這一點表現在兩點上：一是中國的出口貿易方式主要是以加工貿易、代工貿易為主，二是三資企業出口比重逐年在上升。

四、入世后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走向（2001年以后）

2001年12月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為履行入世的承諾，以及適應新的國際經濟環境，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出現了大幅度的調整。對外貿易政策目標已經成為：促進對外貿易發展，構造有利于經濟均衡發展的產業結構，實現產業的持續升級，推動中國經濟在適度內外均衡基礎之上高速發展。由中國對外貿易商品結構、國別結構以及所處的國內外政治經濟關系，決定著對外貿易政策的取向。

自1996年開始，機電產品的出口就已經占據中國對外貿易商品結構的第一位，但主要的出口方式是加工貿易或代工貿易，而且三資企業在進出口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在逐年上升，再加上出口產品的附加值仍然不高，所以對外貿易政策的選擇應傾向于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或者中國國內產業結構優化。

中國主要的貿易對象是美國、日本、歐盟、東盟和韓國，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也主要來自這些國家或地區，因此，中國對外貿易政策必須根據這些國家或地區的政治經濟情勢的變動而有所變動。例如，在美國、日本以及歐盟對中國的匯率制度提出質疑和責難之時，為了保持國民經濟的穩定健康發展，可能從其他的對外貿易措施上進行協調。

另外，針對國際社會中區域集團化的傾向，中國在近年也開始逐漸通過雙邊和多邊磋商參與到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之中，為中國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發展創造良好的周邊環境和國家環境。例如中國與東盟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區意向協定，積極開展湄公河流域經濟合作等等。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固然能夠給中國經濟發展和中國企業的成長帶來相當大的好處，但是獲得好處的同時必須付出一定的代價——也就是中國對世界貿易組織及其成員的承諾。從現有的資料和兩年的發展來看，中國議定書中有三方面的內容將對中國產生相當大的影響：第一是特別產品保障措施條款，印度和美國已經對中國使用過此條款；第二，在進行反傾銷調查等程序時，在中國入世15年內wto成員依然可以將中國等同于非市場經濟國家看待；第三，入世后8年內每年對中國的貿易政策進行審議。

這些都意味著中國對外貿易政策會出現大幅度調整。例如農產品貿易方面的政策，中國入世議定書中規定“中國應該執行中國貨物減讓和承諾表的規定，以及本‘議定書’中具體談到的農產品的那些規定。在這方面，中國不得保持或采取對農產品的任何出口補貼。中國應按‘過渡期內審議機制’規定將農業部門的國有企業（不論是國家級還是地方級）與農業部門用作經辦國家壟斷貿易的其他企業之間，或者上述各企業相互之間的財務或其他轉移，做出通知。”從這些條款可以看出，中國農產品的出口補貼政策已經無法使用，根據wto農業協定，中國對農業的扶持政策只能從國內支持上出發，或者說只能采取“綠箱措施”和“黃箱措施”。對于農產品的進口，中國已經約定關稅稅率和關稅配額，但是，根據wto的若干例外條款——如國家安全例外、環境例外和國際收支例外等，可以采取一些臨時性的限制措施，但前提是符合wto的例外規定。

各國制定對外貿易政策時主要考慮國內的政治經濟狀況，國際經濟環境以及各主要貿易對象國的政治經濟狀況，和本國參加的國際或區域性經濟組織的要求。對于中國來說，國家安全、可持續發展應該是考慮對外貿易政策的重要因素。由于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納入了全球生產鏈、資本鏈、產品鏈的環節，中國依靠傳統的勞動力比較優勢已經不能維持長久的優勢，因為勞動力比較優勢極容易為它國取代，或被機器節約。從美國、德國、日本、韓國的經驗出發，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指導理論應該從傳統的外生比較優勢理論轉移到內生比較優勢，從靜態比較優勢轉移到動態比較優勢。

簡而言之就是：首先，認識到比較優勢不是天生的，而是可以通過后天的培養形成的，所以政府可以采取各種措施來扶持比較優勢產業的形成；其次，比較優勢不是靜止的，而是不斷發生變化的，在整個的生命周期中，產品和技術會從知識密集型轉移到資本密集型再到勞動力密集型，所以一國在某種產品和技術的生產上是不可能永遠具備比較優勢的。這就意味著，每個國家都必須在產品和技術的創新與模仿上做文章，而且根據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理論可以知道，要素越是高級、專業，其帶來的競爭優勢或比較優勢就越持久，企業自身管理和競爭情況也可以帶來強大的競爭優勢。因此，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的選擇就應該圍繞培養更持久的競爭優勢或比較優勢，換句話說，就是斟酌采取某些戰略性貿易政策。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日本、歐盟等發達國家開始從自由貿易或貿易自由化傾向逐漸轉向“公平貿易”政策的實行。所謂“公平貿易”主要是指為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必要時采取反傾銷、反補貼或保障措施等一系列的貿易救濟措施以恢復市場的可競爭性。wto的規則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照了美日歐的這些做法，因此，中國在入世之后的對外貿易政策必須加強這方面政策措施的改進與完善，防止本國產業和企業或產品在遭受類似的損害之時無法可依，在遭遇貿易對象國的指責時無以回應，當然首要的還是《反壟斷法》出臺。

綜合來說，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趨向應該是依據wto的基本原則以及例外條款，以國內經濟發展要求為基礎，在兼顧區域經濟發展的利益上進行完善，傾向于采取開放型的公平與保護并存的貿易政策。

關于當今社會未來形勢的發展與變化？

未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形勢和需要解決的若干重大問題</b></b></b></b></b></b></b> 馬 凱 </b>“未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對科技進步的要求”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題目，有利于使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劃與科技發展規劃緊密銜接，相互促進

“十一五”規劃的制定，要對許多問題包括未來發展的戰略目標、戰略任務和重點等方面進行深入研究

一、本世紀頭20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處在一個新的關鍵階段準確把握未來20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所處階段及其特征，是研究發展戰略和制定規劃的一個重要前提

按照世界銀行的分類，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在650美元以下的為低收入國家，650～2555美元的為中等收入國家，2555～7911美元的為中上收入國家，7911美元以上的為高收入國家

我國人均GDP在1996年超過650美元，開始邁出低收入國家行列，現在已邁上了1000美元的新臺階，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時，將開始向中上收入國家邁進

國際經驗表明，走出低收入國家并向中等收入國家邁進的時期，往往可以形成一個“黃金發展時期”，同時也是一個“矛盾凸現時期”

這一時期，對任何國家的成長來說都是一個極為關鍵的歷史階段，對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國家來講，尤為重要

這一階段，之所以會出現一個“黃金發展時期”，在于該階段人們的收入水平及其持續提高的趨勢，將推動居民消費結構的不斷升級，消費結構的升級又推動產業結構加快調整和升級，進而又會進一步推動城鎮化的加速發展

同時，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經濟全球化趨勢增強，也將給我國帶來各種新的發展機遇，創造更為有利的外部環境

這些，都將成為推動我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動力和條件

一是消費結構不斷升級，將為經濟增長創造龐大的需求

在人們的溫飽問題解決后，消費需求將從為“生存”而奮斗，轉向求“發展”、求“享受”

不僅要吃飽，而且要吃好，更要住得舒適、行得方便、活得安全，呼吸更新鮮的空氣，飲用更甜美的水，食用更綠色的食品，享受更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今后，城鎮居民的消費將逐步從舒適型向發展型、享受型轉變，農村居民的消費也將從側重量的增加，轉向注重質的提高和品種的增加

我國城鄉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已大大降低，近年來，住宅、汽車、電信、旅游、教育、文化娛樂、醫療保健等的消費也在持續升溫

這一切都表明，我國城鄉居民的消費結構已經進入一個快速變動、不斷升級的新階段

二是產業結構加快調整，將為經濟增長提供堅實的供給基礎

消費結構的升級必然推動產業結構的加快調整和升級

今后20年，無論是三次產業結構，還是產業內部結構、企業組織結構、產品結構、技術結構、地區結構，都將發生極其深刻的變化

從農業來看，農業的基礎地位將得到鞏固和加強，盡管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將繼續有所降低，但適應人民食得更豐富、更綠色的要求，農產品的質量將大大改善，優質農產品、畜牧業、水產業以及綠色食品、生態農業將快速發展

工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穩步增加一段時期后將呈現小幅降低趨勢，符合消費升級、科技進步和可持續發展的產業和產品將加速增長

從服務業來看，目前我國服務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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