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戰略性貿易保護理論的理解(戰略貿易政策的戰略貿易政策的模型分析)

加拿大布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布朗德和斯潘塞（James Brander&Borbara Spencer）是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的始作俑者。他們認為，傳統貿易理論建立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之上，與之相應的自由貿易順理成章成為最優政策。然而，在當代世界的現實經濟生活中，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卻是最大量、最普遍存在的現象，在許多產業領域，貿易由數目有限的企業所控制，這些企業相當強大，足以左右市場價格。他們根據產業組織理論和博奕論的研究成果，創造性地探討了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條件下政府的補貼政策對出口生產和貿易的影響，建立了戰略性貿易政策研究的基本框架。

以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不變為基礎的傳統貿易理論對政府補貼之舉從來是嗤之以鼻的。道理很簡單：一國無論實行生產補貼還是出口補貼，該國的社會福利狀況反而惡化，唯一的收益者是可以買到更便宜的進口品的外國消費者。但是，如果存在著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上述結論即告作廢。現采用圖（1）論證如下：

假設Y是在規模收益不變條件下生產出來的競爭性商品，X則是在規模收益遞增條件下生產的。其初始投入的固定成本是F，爾后以不變的邊際成本（即圖（1）中邊際成本曲線的斜率）進行生產。F是具有向原點凸出性質的生產可能性曲線的一個特例，這種折彎的生產可能性曲線意味著X產業是規模收益遞增的。

現假定有兩個完全相似的國家，兩國各有一個生產X產品的壟斷者，這兩個寡頭都遵守古諾（Cournot）競爭行為模式，即每一企業都這樣假設，當自己改變產量時，另一企業的產量保持不變。在賣方壟斷競爭市場上，價格必然高于邊際成本。兩國的均衡在A點達成，在那里，價格線P*的斜率大于F的斜率，這就表明價格大于邊際成本。鑒于兩國情形完全雷同，故無凈貿易發生，兩國的生產點和消費點同一，均為A點。

為了謀取規模經濟效益，一國（姑且稱之為本國）實行少許生產或出口補貼，這種補貼刺激了生產，生產點移至圖（1）中的B點，從而使本國得以出口X產品。在本國為大國的假定下，X產品生產擴張必然會使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下跌，跌至圖（1）所示的P’的水平，消費為C點，這時，本國社會福利水平有所提高，明顯超過了該國無補貼時的福利水平。而在本國為小國的假定下，在新的生產點B處按原來的世界價格比例P*對外交換，則本國福利水平還會進一步提高。

本國福利何以改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初始價格水平超過邊際成本。正是因為價格（對消費者而言的商品價值）高于邊際成本（追加生產一單位產品所需資源的價值），這就形成了一種刺激，促使政府啟用補貼來鼓勵出口生產，少許補貼確實能夠起到改善福利的作用。

本國實行補貼擴產X產品意味著，本國在國際市場上占有較大的份額，而本國多占的市場份額就是外國廠商喪失的市場份額。在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條件下，本國實行補貼有可能使外國經濟惡化這一點，恰與規模收益不變及完全競爭條件下本國的補貼反而使外國經濟改善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布朗德—斯潘塞的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告訴人們：一個實行輕微補貼這樣一種貿易干預政策的政府，可以使本國廠商在世界競爭中獲得更大的壟斷利潤份額。而本國所得乃是外國所失，實際上，這不過是世界范圍內壟斷利潤的抽取和轉移罷了。只要世界市場上某項經濟活動存在大于零的純經濟利潤，就有可能刺激、驅使政府在這類產業和市場上帶有戰略意圖地補貼本國企業，以便幫助它們攫取世界利潤中的較大份額。

二、克魯格曼－鮑爾溫博弈模型

美國學者克魯格曼（P.R.Krugman）曾以“波音”與歐洲“空中客車”的競爭為背景，對航空工業中戰略性貿易政策的運用作了模擬分析。他假設，在大型中程客機的國際市場上，美國波音和空中客車公司的競爭呈雙寡頭之勢，這兩家公司都需作出是否制造一種新飛機的決策。由于飛機制造的規模經濟甚巨，而市場僅能容納一家公司，誰率先進入并制造新飛機，誰就能獨占壟斷利潤100單位；如果兩家公司同時進入、競相生產的話，則不但不能贏利，反而兩敗俱傷，各遭致5單位虧損（見表（1））。因此，兩公司的戰略選擇只能是：生產或不生產。

現設波音公司憑借自己的傳統競爭優勢欲捷足先登，率先生產并獲取100單位壟斷利潤。歐洲各國政府試圖力挽狂瀾，遂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其要點是：在波音公司動工之前，政府保證向空中客車公司提供10單位的補貼，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波音公司堅持參與制造新飛機的競爭，必遭致5單位虧損，而空中客車公司仍能穩獲5單位利潤。明知享有補貼的空中客車肯定會生產這種飛機，波音別無選擇，不得不放棄市場，退出競爭。這樣一來，空中客車依仗些許補貼便擠掉了波音，現在它可以獨占100單位的壟斷利潤，并輕而易舉地償還補貼款。假如這兩家產品均用于向第三國出口，那么，歐洲10單位的補貼竟起到了轉移100單位壟斷利潤的作用，這些壟斷利潤在正常競爭條件下原本是美國波音公司的囊中之物。

以上分析表明：補貼固然減少了空中客車公司的損失，但補貼畢竟要靠公開或隱蔽的增稅來支撐，這將導致國民收入的轉移或再分配，給歐洲經濟帶來附加成本，由此可見，歐洲并非勝家。最慘的要數美國，波音公司的壟斷利潤被白白蠶食掉，美國消費者使用價格便宜的飛機所享受到的好處遠不能彌補國民收入銳減帶來的損失。就福利效應而言，戰略性貿易政策猶如一柄雙刃劍，一劍出手，殃及雙方。真正的漁利者是歐美以外的其它國家，他們既可以安享低廉的飛機價格，又無須付出任何代價。

三、戰略性關稅政策及其運用

所謂“戰略性關稅政策”，其中心思想是：在不完全競爭條件下，一國政府利用關稅可以限制外國廠商在本國市場進行銷售的壟斷高價，迫使其自動吸收部分壓低下來的價格；可以激勵本國潛在的生產者進入外國廠商業已占領的國內市場，打破后者對該市場一統天下的壟斷局面。在上述兩種情況下，該國都能運用關稅從外國壟斷者手里提取其享有的部分壟斷利潤或租金，從而減少這種壟斷租金的向外流失。更有甚者，如果新進入者的本國企業不僅在關稅庇護下奪回了本國市場，而且進一步滲透到國外市場，那么，它們還能夠直接地在外國市場上從外國廠商那里攫取壟斷租金。

如果說出口補貼為本國企業贏得了在國外市場上的戰略優勢，那么，關稅能夠為它們培育在本國市場上的戰略優勢。在這個意義上說，戰略性關稅政策堪稱新保護主義的又一大杰作。

無獨有偶，首創戰略性關稅政策的仍然是布朗德和斯潘塞。1981年和1984年，他們提出并論證了戰略性關稅政策的基本思想。他們認為，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上，壟斷生產者的價格高于邊際成本，因而能夠賺取壟斷利潤。每當一個國家進口這類商品時，就等于向外國出口商支付了一筆壟斷租金。外國廠商為了能夠長期獨享這種壟斷租金，必然會千方百計地阻止當地新廠商進入該市場。外國壟斷廠商首先考慮的策略是選擇一定的出口量，占領住一大塊市場，使當地新進入廠商的產量達不到足以覆蓋成本的程度，即讓進入者無利可圖，自行放棄進入，從而達到有效阻遏本國廠商進入之目的。

在本國新廠商受阻而尚未進入市場的情況下，本國政府可以先運用關稅工具抽取外國壟斷廠商的部分壟斷租金。只要該國的需求曲線富有彈性，關稅的提高必然會迫使外國廠商自行降低其原先制定的高額壟斷價格，而且這部分壓價造成的損失由外商自己承擔吸收。當然，還有一部分關稅通過提高進口商品價格的方式轉嫁到國內消費者身上，從而部分抵消轉移利潤的效果。此外，整個世界也會有凈損失。但僅就本國利益而言，關稅作為增加收入的手段在無潛在進入者的情況下不失為一種頗具吸引力的政策措施，因為收入的這種增加是從外國人那里而不是從本國居民身上提取的。進一步說，如果本國政府將關稅收入全部用于補貼本國消費者，則關稅能夠在不損害消費者利益的前提下實現部分壟斷利潤的轉移，從而提高本國的國民收入水平。

上述考察表明，旨在改善貿易條件的關稅戰略，實與傳統的最優關稅理論的政策主張如出一轍。兩者的區別在于，戰略性關稅政策并不苛求征收關稅的國家必須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大國（即世界市場上的價格制定者）。只要外國壟斷廠商索要的價格高于其邊際成本，只要能夠在國內市場和其它市場間采取歧視性價格并杜絕套購現象，那么，通過制定適當的關稅政策就有可能降低價格，這種運用壓價戰略抽取壟斷租金的低度關稅可望被外國企業完全吸收掉。

隨著一國政府運用關稅政策的力度增強，吸引該國新廠商進入的潛在可能性不斷增大。當國內新廠商欲進入市場時，本國政府運用關稅政策的著眼點在于誘使外國廠商放棄阻止本國廠商進入的競爭戰略，為本國廠商打入被外商占領的國內市場創造條件，使之能開展經營并獲利，以便從外商手中奪回部分壟斷利潤，減少壟斷租金外流。政府可以先將關稅從較低的水平提高到略低于使外商放棄阻止本國廠商進入的最低邊際關稅，然后，相機地分期提高關稅稅率，隨著關稅的不斷提高，本國關稅收入將漸漸增多，加之商品價格提高，吸引本國廠商進入的戰略也逐漸奏效。形勢的演變對外商越來越不利，直至關稅升至某一水平，外商放棄阻止進入戰略，讓渡部分市場，據守作為價格領導者的產量之上。

只要新廠商進入的成本（尤其是固定成本）不是太大，其利潤可能會很高，因此，本國政府分期增加關稅到一定量，使本國廠商能與外國廠商分享市場份額，則本國福利水平的提高是完全可能的。當然，本國新廠商進入市場后，總消費量要減少，關稅收入也會隨進口減少而下降，只有當國內廠商所獲的利潤（從外國廠商的壟斷租金轉移而來）足以抵償上述損失有余時，本國方能獲得凈收益。實際上，本國廠商一旦在與外商的激烈競爭中生存下來，站穩腳根，就極可能轉而向外國出口，直接與外國壟斷廠商較量，分享外國市場上的壟斷利潤，在本國市場演出的那一幕就很可能在外國市場上重演。新廠商可以利用從國內外兩個市場上獲得的利潤來彌補最初投下的固定成本，同時彌補提高關稅造成的本國進口萎縮與消費者剩余方面的福利損失。由此可見，新廠商在兩個市場上伺機進入的潛在可能性，對本國政府關稅政策的運用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布朗德和斯潘塞的戰略性關稅政策理論表明，在不完全競爭條件下，一國可以利用關稅來刺激國內生產和提取外國壟斷租金。盡管這兩位學者一再聲明，他們只是指出關稅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戰略性運用的可行性，而實際上并不贊成付諸實踐。但偏激的保護主義者仍可能利用這一武器殺傷他人。殊不知，這是一柄雙刃劍，一旦引發大規模的、不斷升級的關稅戰，其結局必然是兩敗俱傷，這與新古典主義的最佳關稅戰略的后果并無二致。在我們看來，布朗德和斯潘塞用經濟學的語言生動地描述了一場壟斷者之間驚心動魄的現代經濟戰爭：國家儼然是壟斷資本的總代表，它巧妙地運用最佳關稅戰略維護著本國民族壟斷資本的權益。但即使在關稅不斷增高時，外國壟斷廠商仍可以本國壟斷價格所獲得的壟斷利潤為依托，節節退守，步步為營，直至喪失獨霸地位。而本國廠商則以關稅為后盾頻頻進攻，步步緊逼，直至跨出國界，染指他人地盤，在這一過程中將別國的市場份額和壟斷利潤轉歸己有。在這一方面，經濟學的分析是深刻而準確的，它有助于人們理解和把握所謂的“戰略性關稅政策”的實質和后果。

四、克魯格曼“以進口保護促進出口”模型

1984年，美國學者克魯格曼指出，在寡頭壟斷市場和存在規模經濟的條件下，對國內市場的保護可以發揮促進出口的作用。在自由貿易者看來，這無異于異端邪說。然而，不管它多么離奇怪誕，在理論邏輯上卻是講得通的。誠然，在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不變的條件下，對一種產品無論怎樣保護也永遠不會使其成為出口商品。但是，在不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遞增的條件下，一個在受到保護的國內市場上從事生產的企業卻能夠通過擴大生產獲得靜態的規模經濟效益，不斷降低自己的邊際生產成本；能夠通過大量銷售積累經驗使成本沿著學習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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