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新興國際貿易理論代表人物有哪些(國際貿易理論的新興派)

、促進技術進步等，而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健康力量。

中國改革開放來的多數改革都是從供給側進行的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非始自今日，改革開放以來大多數改革都是從供給側進行的。上世紀80年代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發展鄉鎮企業、允許農民在小城鎮落戶和進城打工、放權讓利改革等，90年代中期以農村綜合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價格改革、財稅改革、金融改革、外匯改革等為主要內容的經濟體制總體改革，90年代后期的國有經濟戰略性改組、發展中小企業、政府機構改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后推出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五位一體”的全面改革等，多屬于供給側改革。

特別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后期的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我國經濟在美國、日本、歐盟、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等主要經濟體都不甚景氣的國際環境中，保持了相對持續穩定的增長態勢，甚至可以說處于近乎“一枝獨秀”的狀態。許多人都將其歸功于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但正如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指出，以積極財政政策為主要內容的需求政策只是導致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一股力量，以發揮企業活力為主要內容的供給政策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如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改組、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大力發展非國有經濟和民營中小企業、加快對電力電信等壟斷行業的改革、放松經濟管制、鼓勵民間投資、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等供給側改革，都是引致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主要力量。

這不難理解，凡改革都是要調整制度或體制機制，都涉及優化調整不同主體之間的責權利關系，目的是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而這正是供給側改革的要義所在。

中國當前推進供給側改革的特殊背景

與過去三十多年的供給側改革相比，目前的供給側改革除了有共性的一面外，也有如下特殊性。

首先，經濟發展階段不同。中國持續三十多年9.8%左右的高速增長階段已經結束，現已進入到經濟增速換擋期，換擋后很可能進入到年均GDP增速6-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階段。工業化進入到中后期階段，即中期向后期過渡的階段，主要表現是重化工業階段進入到下半場，其主要特征是技術或知識密集型重化工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相交融發展。城鎮化進入到加速發展階段的下半場，據國際經驗，城鎮化水平處于30%-70%時屬于加速階段，其中30%-50%屬于加速階段上半場，50%-70%屬于下半場，2015年中國城鎮化率達到56.1%，說明城鎮化已進入下半場，下半場的主要特征是在提高城鎮化水平的同時更強調提高城鎮化的質量。從收入水平來看則已進入到中等收入階段，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在新階段推進供給側改革任務更重，壓力更大。

再次，人口、資源和環境約束不同。自2012年開始，15-64歲之間的生產性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開始下降，“人口紅利”消失，人口老齡化提前到來，“劉易斯拐點”也已于2008年前后到來。同時，在連續三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后，資源日益短缺，環境污染壓力加大，霧霾等問題成為不可承受之重。這些新的約束條件，使得供給側改革不能再像過去三十多年那樣主要依靠大規模要素投入來推動，而必須主要依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推動。

第四，技術背景不同。盡管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信息化就一直在取得進展，但與當前這一輪以信息化、數據化、智能化、低碳化為內容的新技術革命相比，還是明顯不在一個層次。可以說，新一輪全球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正在蓄勢待發，與蒸汽機革命、電力革命相匹配的第三次全球科技革命正在到來。這為新階段的供給側改革提供了歷史性機遇和有力支撐。

第五，部分內容不同。過去三十多年的供給側改革主要是解決經濟增量問題。而新階段的這次供給側改革，除了要解決經濟增量問題外，還要先解決累積多年的存量問題，特別是實體經濟產能過剩、房地產高庫存、基礎設施超前超大超量建設、地方政府高債務、銀行不良資產較多等存量問題。存量問題的解決容易引發風險，更具挑戰性，這次的供給側改革必須在化解存量問題中尋找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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