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文化輸出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全球化對文化的影響)

家、市場以及國際社會二者關系的重新認識。

全球化對現有國家的挑戰

與理論上的沖擊相比現實中全球化的進程對現有國家的挑戰則尖銳得多，概括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經濟上相互依存的挑戰。僅僅在30年前，許多國家還保持國民經濟自給自足的獨立性，但目前卻沒有一個國家的民族經濟不處在世界經濟的普遍聯系之中。生產和流通領域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國際生產分工體系的形成和國際貿易的全球化使資源配置與經濟運行突破了一國國民經濟的框架，企業在全球范圍內尋求合作的目的是獲得產品的最低成本和最大利潤。縱橫交錯的分工協作體系在全球范圍內迅速發展，從經濟規律上說，沒有哪個政府對本國的某項產業有絕對的控制權，因為從原材料、技術、勞動力到市場都有國際性的因素存在。國際貿易額從1960年到1994年已經增長了31倍多，從2700億美元擴大到了85000億美元。對許多國家發英國、加拿大等來講，國際貿易額已達到其GDP的40％以上。國家對國民經濟控制權的削弱正在成為普遍的現象。同時資本、信息、技術和知識流動的速度與自由度不斷加強，世界經濟與民族經濟的界限正在逐漸變得模糊。世界人口、糧食、環境、資源、能源危機等都不是一國政府能獨自解決的，需要國際協調與合作。經濟相互依賴程度之深已對國家的傳統經濟管理職能提出了質疑。

二、科技發展的挑戰。科技在歷史上曾一直是促進國家實現其統治與管理職能的重要力量，但是今天這股力量越來越呈現出突破國家框架的勢頭。

第一，信息與通訊技術手段的發展使國家的邊界變得異常脆弱，甚至在某些方面形同虛設。每時每刻都會有大量的信息流過任一國家的國土，這些信息有的是正常的商業行為，有的則是非法的、有害的，乃至侵犯一個國家的主權。一個國家憑借高科技可以很容易獲得別國的信息，就此而言，科技欠發達的國家正面臨著信息時代的全面挑戰。

第二，經濟運行與高科技的緊密結合，使經濟在自由、快速運行的同時也處在高度危險之中。金融系統的網絡化給計算機犯罪提供了機會，如果技術上存在漏洞，國民經濟將直接面臨巨額損失，同樣的情況也存在于軍事與安全領域。科技含量的增長并不能相應地絕對提高國家的安全系數，即便是美國這樣的軍事強國在高科技戰爭中也不能確保其絕對的安全。另外，信息社會中聯系方式的革命已經改變了人們對地域的傳統觀念。領土與邊界的劃分已不再是絕對封閉的框架。科技的發展已經使國家處于一個十分尷尬的境地：主權與國土的完整在很大程度上要取決于國家的科技水平。

三、國際組織的挑戰。由于國際經濟政治一體化的發展，跨國性的經濟、政治、社會、安全等問題日益突出，面對無法獨立解決的問題，民族國家不得不求助于國際組織。國際組織作用的增強必然導致其權限的擴大，主權不可分享與讓渡的觀念正在改變。歐洲聯盟就是明顯的例子，歐盟委員會享有某些類似于聯邦政府的決策權，共同的金融體系和農業政策、關稅同盟標志著國家的一部分管理職能已經讓渡給了超國家的國際組織。聯合國作為最重要的國際組織，其活動也越來越多地跨越國家主權的界限，從維和行動到武器核查，從監管國內大選到協調黨派之爭，反映出國際組織日益侵入傳統的國家界域的趨勢。

四、跨國運動與思潮的挑戰。宗教與文化的傳播速度正隨著通訊手段的革命而加快擴展，國家對跨國性的社會運動和思潮已無法做到絕對控制，但它們對國家的影響卻是廣泛而深遠的。宗教與民族主義勢力的結合可以改變國家的疆界（如南聯盟、阿富汗等），跨國的社會運動（如綠色和平組織、女權運動）也能給現有國家以強大壓力，迫使其改變或執行某種政策。

五、全球化與分裂主義的挑戰。現有國家是以民族認同和經濟聯系作為基礎的，歷史發展的結果并不只是單一民族國家一種模式，往往是多民族國家與跨國民族并存。在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下，原來比較穩定的民族國家結構出現了松動。民族自決運動的興起對國家的統一提出了挑戰，如北愛爾蘭和魁北克的獨立運動。

六、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除了面對以上挑戰之外，還面臨著全球化所帶來的其他挑戰，特別是來自發達國家的壓力。

第一，經濟全球化與國際一體化的壓力。目前迅速發展的經濟全球化趨勢已使世界經濟聯成一體，包括很多發達國家在內都失去了控制本國經濟的能力。貿易自由化、金融市場的一體化正在成為超國家的經濟力量。它在給各國經濟發展提供機會的同時，也迫使各國實行更為開放的經濟政策，從而使民族國家不可能再象從前那樣保護國民經濟。因此，經濟全球化與國際一體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無疑是一種壓力，因為它過早地剝奪了發展中國家的一些經濟職能，使這些國家的經濟在缺乏保護的條件下參加激烈的世界經濟競爭。

第二，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壓力。不可否認，今天全球化的主角是西方少數發達國家，它們對發展中國家不僅有資本、技術、信息和市場的優勢，而且控制著當今世界經濟體系的主導權。國際經濟的新秩序還未建立起來，西方國家依然是全球經濟活動中“游戲規則”的制定者。在不合理的國際秩序下，發達國家不僅可以繼續通過各種貿易保護手段來維護本國經濟，而且可以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等國際組織直接控制和干預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從而擴大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優勢。這意味著發展中國家要想在全球化進程中維護自己的經濟主權將面臨更大的困難。

第三，西方民主價值觀的壓力。全球化帶來的壓力不僅體現在經濟領域還體現在政治領域。發達國家總是利用在全球化中的優勢地位向發展中國家施加政治影響，迫使其接受西方的政治經濟模式。自由市場經濟和代議制民主被描述成適用于全球的普遍模式，而發展中國家試圖探索不同于西方的發展道路則被認為是對全球秩序的挑戰。

第四，文化、信息和科技霸權的壓力。西方國家在全球化迅速發展的時代顯示了更強的霸權地位。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全球變成了一個“村落”，信息傳遞的開放性與高速度使文化的傳播越來越具全球性。西方文化在其向全球傳播的過程中，越來越明顯地呈現出一種霸權化的趨勢，不斷地侵蝕著其他文化固有的地位。與此同時，西方在科技上卻嚴格地保持壟斷，特別是在高科技領域一直對發展中國家封閉。文化的輸出與科技的壟斷將使發達國家在全球化時代維持一種持久的霸權，發展中國家將在很長時期內處于一種無權地位。

全球化所帶來的上述壓力，雖然不是直接指向政治意義上的民族國家，但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發展中國家的主權、效能與作用，使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面臨著嚴重的挑戰。從這個意義上講，全球化會加深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矛盾，從而使整個國際社會又多了一份“裂合”的可能。總之，全球化對國家的挑戰是真實而深刻的，它不僅是全方位的而且是不斷增長的，民族國家作為現今國際社會的基本單位，其發展必然取決于與全球化的互動。

全球化進程與民族國家體系的調整

一、必須肯定的是，雖然全球化浪潮對民族國家的影響廣泛而深刻，但尚未威脅國家體系的存續。

第一，全球化進程既不是包羅萬象，也不是無所不至，而是有其內在的和外在的限度。這表現在：全球化有其客觀的物質基礎，只有當科技與經濟的發展特別是通訊手段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全球化的進程才得以展開；全球化不能超越人們的觀念而獨立地發展，特別是在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識層面；全球化是在現有的國際秩序下發展起來的，它無法逾越制度的障礙，必須在同現有的制度體系進行交互作用的過程中重建新的機制；全球化必須承認多元化的現實，因為全球化本身沒有確定的規則、目標，也沒有一種全球化的模式能一統天下，所以，全球化必須在世界經濟多元化、區域合作多元化、政治制度和文化多元化的現實中尋求協調發展。

第二，國家并不是毫無遮攔地暴露在全球化浪潮沖擊之下。全球化與地區一體化、本土化（指在全球化過程中個人、團體及制度的一種收縮性力量，即不接受全球化的行為方式，而按自身利益和習俗行事）、國際化（強調國家之間的聯系及政府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的交互作用對國家的保護作用，在很在程度上緩解了全球化的壓力，使國家有機會在自我調整中逐步適應國際社會開放化和一體化的要求，不致被全球化浪潮所沖毀。

第三，民族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實際上并不是處于完全被動的地位。這是因為民族國家不僅可以利用國際社會現有的規則、制度和渠道來發揮影響，而且可以通過參與全球化進程，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全球化的速度、范圍和方向，制定未來國際關系的準則。另外，全球化在經濟、政治領域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制度安排，涉及各國的國家利益，因此民族國家必然地要成為這一進程中的主角。

二、全球化趨勢作為世界經濟與政治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客觀產物，它對國家體系的影響是全面的、深入的，將在很大程度上重塑民族國家與國際社會的形象。而面對全球化的趨勢，民族國家在形態、職能與相互聯系方式上的調整也是必然的。未來國家的形態、能力與作用將取決于以下三個方面的變化與調整：國家主權概念的變化、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調整、國家在國際中地位與作用的變化。目前上述變化與調整的趨勢已漸露端倪。

第一，隨著全球化趨勢的進一步發展，傳統的主權觀念將面臨著挑戰，發生變化。早在16世紀法國政治思想家布丹就提出了近代意義上的主權概念。17世紀為了實現政教分離，削弱直至結束基督教在歐洲的政治統治，確立君主的權威，人們強化了主權意識，形成所謂的絕對主權概念，認為：主權具有全權性、至上性、排他性及不可分享與讓渡的特性。應該說，對主權的這種界定是相當徹底的。但當時的民族國家并不具備執行這種絕對主權的能力，至少尚不具備完善的經濟管理能力。只是經過18、19世紀資本主義的發展，國家才具備了較為完善的經濟管理能力，主權的概念才得以充實。可見，絕對主權概念雖屬于政治范疇，但它的確立無疑是以經濟的發展為基礎、國家經濟職能的完善為前提的。那么，在全球化進程中，隨著國家經濟職能的削弱，國家無疑已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完全獨立地處理自己的經濟事務，失去了某些不受外來控制的自由。可以預言，21世紀這種趨勢只會加強，而不會逆轉。于是，在不少西方學者那里，絕對主權概念逐漸淡化，代之以相對主權概念。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他們越來越頻繁地論及主權“讓渡”的問題。盡管相對主權概念、主權“讓渡”之類的問題還有待于進一步研究，但毫無疑問，在西方，傳統的主權觀念確已松動，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我們認為：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其本質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其根本是政治統治而非經濟管理。因此，即使國家的經濟職能在全球化時代與主權相分離，也不意味著國家主權的消亡。況且，這種分離本身也不可能完全徹底，總要以國家存在為限度。

第二，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國家的形態即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模式也將會發生變化。這是因為：全球化一方面削弱了國家職能；另一方面又使社會的力量在整體的聯系中得到增強。因此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將會按如下方向發生變化：

首先，從國家行使職能的范圍來看，民族國家將由全能型政府模式向有限職能型方向發展，國家介入的社會領域將逐漸減小，許多原來由國家執行的職能將為社會系統的自我協調機制所吸納。

其次，從國家行使職能的手段來看，民族國家將由全權型政府向有限權力型方向發展，國家不再具有“利維坦”式的龐大力量，社會聯系的強化與自我協調機制的完善將有能力抵制過分干預。

最后，全球化將使“國家――社會”的關系不再是單維度的此消彼長模式，而是一種多維的開放體系。國家既不能壟斷社會的對外聯系又不單純是國內社會與國際社會的中介，而是作為一種社會因素以及在某些方面代表共同體利益參與到全球社會中去。

第三，冷戰的結束與世界經濟的全球化使國際關系的內涵發生了很大變化，也使國際社會的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國際關系在本質是已不再是一種戰略的“零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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