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新貿易理論與新興古典的假設差異有(關于世界經濟概論的問題)

內貿易模型以寡頭壟斷市場假定為前提。弗爾維研究認為，一個產業包括依質量高低排列的一個“產品鏈”，即垂直差異性產品。 弗爾維(Falvey)和凱克斯基(H. Kierzkowski)建立的F-K模型表明，在完全的垂直型產業內貿易與完全沒有這類貿易之間有許多過渡類型，垂直型產業內貿易的程度與特性依賴于要素稟賦、技術和收入分配情況對不同國家的相對影響。 費萊姆(Flamand)和赫爾普曼(Helpman)建立的費—赫模型提出了另一種觀點。假設有兩國均生產某種產品，生產效率不同，勞動是唯一的生產要素。國際分工以產品差異性的形式體現，一國生產高質量的產品具有比較優勢，另一國相反，決定產品質量的是勞動投入，這里指“人力資本”。如果兩國生產結構和消費結構不吻合，就可能發生產業內貿易。

國家競爭優勢理論

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波特(Michel E. Porter)提出的這一理論，從企業參與國際競爭這一微觀角度解釋國際貿易，彌補了比較優勢理論在有關問題論述中的不足。 波特認為，一國的競爭優勢就是企業與行業的競爭優勢，一國興衰的根本原因在于它能否在國際市場中取得競爭優勢。 而競爭優勢的形成有賴于主導產業具有優勢，關鍵在于能否提高勞動生產率，其源泉就是國家是否具有適宜的創新機制和充分的創新能力。 波特提出的“國家競爭優勢四基本因素、兩輔助因素模型”中，生產要素、需求狀況、相關產業和支持產業、企業戰略、結構和競爭對手、政府、機遇都是國家競爭優勢的決定因素。 波特根據以上各大要素建立了鉆石模型，說明了各個因素間如何相互促進或阻礙一個國家競爭優勢的形成。 從發展階段來看，一個國家優勢產業的發展可分為四個不同階段，即生產要素推動階段、投資推動階段、創新推動階段，財富推動階段。 該理論對當今世界的經濟和貿易格局進行了理論上的歸納總結。

[編輯本段]新興古典貿易理論

新興古典經濟學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興的經濟學流派.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依托新興古典經濟學的新框架,將貿易的起因歸結為分工帶來的專業化經濟與交易費用兩難沖突相互作用的結果,從而對貿易的原因給出了新的解釋思路,使貿易理論的核心重新回到分工引起的規模報酬遞增,是一種內生動態優勢模型,是貿易理論和貿易政策統一的模型,是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統一的模型,能夠整合各種貿易理論,是貿易理論的新發展。 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楊小凱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用超邊際分析法將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和專業化的經濟思想形式化，將消費者和生產者合二為一，發展成新興古典貿易理論。 該理論使研究對象由給定經濟組織結構下的最優資源配置問題，轉向技術與經濟組織的互動關系及其演進過程，力圖將外生的比較利益因素引入到基于規模報酬遞增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貿易理論模型中，把傳統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統一在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框架之內。 此理論的內生分工和專業化新興古典貿易模型(Sachs, Yang and Zhang,1999)表明，隨著交易效率從一個很低的水平增加到一個很高的水平，均衡的國際和國內分工水平從兩國都完全自給自足增加到兩國均完全分工，在轉型階段，兩種類型的二元結構可能出現。 經濟發展、貿易和市場結構變化等現象都是勞動分工演進過程的不同側面，貿易在交易效率的改進過程中產生并從國內貿易發展到國際貿易，兩者之間有一個內在一致的核心。

[編輯本段]當代國際貿易的變化

產業內貿易和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迅速增長。 所謂產業內貿易（intra-instiry trade）是與傳統國際貿易理論解釋的產業間貿易（inter-instry trade）相對的一個概念，指的是同一產業內的產品之間的貿易，也就是說一個國家既進口又出口同一類產品。 這些現象的出現對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提出了挑戰。占世界貿易額相當大比重的一部分貿易并不是因為比較成本的差異或者資源稟賦的差異而發生的。為了解釋這些國際貿易的新現象，以克魯格曼、雷蒙德·弗農等為代表的大批經濟學家提出了各種新的學說。這些學說與傳統國際貿易理論既有區別，又有聯系。我們把這些學說稱為新國際貿易理論。

新結構主義經濟學的主要觀點有哪些

新結構經濟學提出的背景

任何一種新學說的提出，必定是出于對現有理論框架的不夠滿意。因此，在討論什么是新結構經濟學這一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先簡要回顧一下發展經濟學的前兩波大的思潮以及相應產業政策帶來的效果。

發展經濟學的開端是在“二戰”之后，當時的主要目的是幫助許多獨立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開展國家建設。此時出現了第一波發展經濟學思潮——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基于發達國家走過的路徑，結構主義給發展中國家開出的藥方是：發展現代化以及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但結果如何呢？——那些采納了進口替代政策的國家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由大規模投資拉動的高增長后，大部分遭遇了經濟危機，甚至長時間的增長停滯。面對這種令人沮喪的結果，當時的主流經濟學家將其歸咎于市場失靈，因此，相應的政策建議是政府應積極調配資源，通過進口替代政策大力發展大規模的現代化工業。但是，事后來看，經濟學界對于第一波發展經濟學指導思想的評價是“普遍失敗”（Krueger and Tuncer，1982）。

上世紀80年代，發展經濟學迎來了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這一思想誕生的背景是：發達國家市場機制完善，同時政府干預較少；相比之下，發展中國家存在普遍的政府干預，同時尋租盛行、腐敗猖獗、資源配置低效。為了縮小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收入差距，新自由主義給出的建議是建立完善的市場機制，而1989年提出的“華盛頓共識”中倡導的“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可以看作這一思潮的具體政策建議。盡管新自由主義的出發動機是好的，邏輯上也沒有明顯破綻，但事實卻依舊殘酷——采納這些建議的國家大多遭遇了經濟停滯或是金融危機，而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收入差距并沒有像預想得那樣縮小，反而是進一步擴大了。

現實提供了另一種選擇。從上世紀60年代起，亞洲的經濟發展可以用“風景這邊獨好”來概括——尤其是“亞洲四小龍”的發展。不同于以往發展經濟學推崇的進口替代政策，亞洲新興經濟體憑借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充分利用自身的勞動力資源優勢，走出了一條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產業路徑，并逐步向大規模、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發展。

一邊是遵循傳統發展理論發展面臨的失敗，另一邊卻是“亞洲四小龍”另辟蹊徑取得的成功，在此背景下，新結構經濟學作為對以往發展經濟學的揚棄，試圖在結構經濟學的范式框架中給出結構經濟學的新的基礎理論。

新結構經濟學的核心思想

“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由三大基石組成：1）“要素稟賦”。在新古典理性選擇的范式下，新結構經濟學從稟賦結構約束出發，將最優產業結構內生化，考察經濟增長過程中的各種結構變化過程；2）“有效的市場”。市場在新結構經濟學中的作用是保證一個準確的價格機制，以實現最優資源配置結構；3）“有為的政府”。政府在產業結構變遷中應做到因勢利導——幫助企業克服外部性及協調問題。下面我們一一加以討論：

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起點是一個經濟體的要素稟賦，包括可得的勞動力、資本和自然資源，這是不以人意志為轉移的結構性約束。要素稟賦確定了一個國家潛在的比較優勢，并內生決定了一個最優的產業結構。該國企業只有發展符合自身比較優勢的產業才能在國際上具有競爭力，企業也才具有“自生能力”。以往發展中國家推動資本密集型行業的失敗，可以看作是違背自身比較優勢、盲目模仿發達國家產業結構發展的后果。

需要指出的是，對于一個給定的經濟體，其要素稟賦并不是一成不變的。相反，隨著資本的積累，要素稟賦結構會不斷發生變化，相應的，最優產業結構也會隨之演變。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技術模仿獲得后發優勢，加快產業升級和結構變遷，而這一過程又會反過來促進稟賦結構的變化，后者的變化將進一步啟動產業升級和結構變遷，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但是，如何保證發展中國家沿著符合比較優勢的路徑發展呢？這就需要一個正確的價格體系。原因在于當要素的相對價格不發生扭曲時，企業在利潤最大化的目標下會自行進入符合比較優勢的行業。但是，這樣一個能準確反映要素稀缺程度的價格體系，只有在完全競爭市場下才可能存在，而這一點很多發展中國家還做不到，因此，政府有必要在改善市場環境、保證產品及要素市場的有效競爭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除了“有效的市場”外，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有為的政府”也必不可缺，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經濟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隨著要素積累，比較優勢會不斷變化，資源會從現有技術和產業配置到更高技術、附加值的產業中去。在此過程中，總要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但對于這樣的“試錯者”而言，其失敗的成本和成功的收益是不對稱的；但從社會的角度來看，無論失敗、成功，“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都能給后來進入者以有用信息。因此，政府需要給“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一定激勵，才會有人愿意去冒這個風險；第二點，“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成功與否，并不完全由自身能力決定，而是依賴于多種配套的制度安排，例如相適應的金融、法制、知識產權保護等制度安排。此外，隨著技術創新、產業升級，資本密集度和規模經濟的提高，市場的范圍和交易的價值會不斷擴大，交通、電力、港口等硬的基礎設施和法律、法規等軟的制度環境，也必須隨之不斷完善，這些完善顯然超出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的能力之所及。這些軟硬件環境的改善，都需要一個“有為的政府”來統籌協調，或是由政府自己直接提供相應的服務。只有這樣，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才能順利進行。

與“舊”結構經濟學的異同

相較于“舊”結構經濟學，新結構經濟學主要在以下幾方面與傳統的結構經濟學存在看法上的分歧：首先是對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干預建議不同。盡管“新”、“舊”兩種結構經濟學都肯定政府應在產業結構變遷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但在具體方式上，兩者建議截然不同：傳統的結構經濟學認為發展中國家政府應通過直接的行政手段或是價格扭曲，推動資本密集型工業的發展。但新結構經濟學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認為政府要做的就是因勢利導——幫助企業解決在產業升級過程中遇到的外部性及協調問題。

其次，針對發展中國家在推動資本密集型產業過程中遇到的種種困境，兩類結構經濟學對其根源也有不同見解：傳統結構經濟學認為這主要是由于市場失靈造成的，而市場失靈的來源又可能是壟斷力量的存在、要素流動的障礙或是勞動力對價格信號反應的滯后等。但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出發，發展中國家之所以難以推動資本密集型行業的發展，其本質原因在于這違背了發展中國家自身的比較優勢，而比較優勢又是由要素稟賦所內生決定的。

第三點主要差異，體現在對國家的劃分方式上：以往結構經濟學傾向于以“二分法”來劃分國家，即：“低收入的外圍國家”和“高收入的中心國家”；不同于這種離散的二分法，新結構經濟學將各國置于一張連續頻譜上，將經濟發展視為一個連續過程，而每個遵循自身比較優勢的國家都能夠調整到對應階段內的最優經濟結構。

最后，在經濟管理的工具上，雙方也給出了不同藥方：舊結構經濟學傾向于政府干預，具體形式可以是廣義的貿易保護、金融抑制、國企扶持等；但新結構經濟學則將“進口替代”視為符合發展中國家比較優勢的產業政策。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看待產業政策

結構主義建議政府優先發展資本密集型的現代化產業，這一指導思想最終帶來了大面積的經濟停滯。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出發，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在于這些所鼓勵的產業相對于本國的發展水平、要素稟賦來說太過

很赞哦!（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