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朝貢貿易的概念解釋(世界各國歷史課本如何論述中國歷史)

色或“不完全成員”，對它的處理仍要以防備為主，以羈縻為輔。如果大張旗鼓地討伐之，一來跨海遠征浪費人力財力，未必能得到什么現實收獲，一旦失敗還顏面掃地；二來違背中國“修文德以服人”的對外政策傳統指導準則，顯得“堂堂天朝”黷武狹隘。

那么，仍舊是東亞最龐大的帝國的明，在對日關系中為何表現得如此難以理解的保守甚至變態呢？首先，我們要從所謂的朝貢體制尋找原因。雖然關于該體系的起點，學者們意見并不統一，但可以肯定的是，朝貢體制的理論與實踐自有其漫長的發展過程，并與中國國內與周邊形勢的變化密切相關。由于朱元璋“比以往的任何朝代，更徹底地推行朝貢體制和貢舶貿易”（曹永和《明洪武朝的中琉關系》），因此在明朝前中期，朝貢體制達到了理論上高度完備，同時實踐上也高度僵化的階段，這種狀態到晚明出現了巨大裂痕，進入滿清則再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

朝貢體制的本質，與其說是外交政策或貿易手段，不如說是一種文化和政治信念。如費正清所說，皇帝奉天承運統治天下，“如果四周遠人不承認他的統治，他又怎能令中國百姓臣服呢？在中國，權威是一項十分重要的統治工具，而朝貢能產生權威。”（《朝貢貿易與中西關系》）也就是說，萬邦來賀、四夷賓服的盛況，是對皇帝統治權之合法性的有力證明，絕非僅用虛榮心膨脹所能解釋。明朝在對外交往上最積極進取的永樂帝，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因為異域眾國的紛紛來朝有助于營造“天命所歸”的印象，緩解對他武力篡位的質疑。

既然朝貢的真正意義在于“藩屬”究竟來還是不來，則其來朝的動機、目的、表現都是次要問題。只要日本肯來“朝貢”，明廷不惜聽任日本使團為所欲為、囂張放肆，也甘愿在經濟上做出一而再再而三的讓步（稱之為“恩惠”）。同時，明廷對對方的真實情況也缺乏了解的意欲，即便明知其居心不良也不愿深入追究。所以，這種一切為了渲染“德被遠人”表象的做法，不僅是中國畸形“面子”文化的充分暴露，更有政治和文化理念上的深層背景。

在今天的很多中國人看來，冊封與朝貢的體制足以印證著歷史的光榮，并昭示中國曾長久占據古代東方政治格局里當仁不讓的支配地位，這是對概念與現實有意無意的混淆。現實中，中國的冊封與朝貢體制在大多數時間內只是一種主觀愿望，尤其是面對北方強大游牧民族的威脅之時，和親、歲幣乃至稱臣的選擇都并不稀奇。僅僅指責明朝在中日關系上的自欺欺人是不公平的，正如余英時在《劍橋中國秦漢史》中所指出：“對于漢朝來說，西域貢賦的重要性主要是作為一種政治歸順的象征，而不是它的實在價值。另一方面，對于西方諸國來說，貢納就是貿易的官方托辭。”距離長安超過5000公里的粟特“從未對漢朝的權威表示過應有的尊敬”，卻堅持參加貢納體制，“唯一的目的是為了貿易”。這種貿易的特點是中方往往在實利上虧本，但帝國的政治理論和榮譽感又不容輕拋，于是便如毛軫119年所奏“西域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最可悲的是，即便是虧本生意，也從未換來邊境的和平，那些“番邦”一有機會就會以武力赤裸裸地掠奪侵擾。而每當此時，“閉玉門”的論調就會被提出，這與明代的“絕約閉關”異曲同工。

對于朝貢體制這個“政治神話”（蘇聯學者L.Perelomov和A.Martynov在《霸權的華夏帝國》中稱之為“政治怪物”）本質的尖銳剖析，在當代中國仍做得遠遠不夠，特別是在近現代屈辱史的對照下，古代的“輝煌”更易被人工修飾放大填補自卑感，這也成為阻礙中國人理解并適應現代國際關系的不利因素。

回到古代中日關系的問題，從兩國交往之始，中國就單方面地把日本納入了自我為中心的冊封與朝貢體系，必須注意，這種立場是“單方面的”；與朝鮮、琉球等國家不同，基本統一后的日本并未心甘情愿地將自己定位于這個體系，相反，它吸收中國的“夷夏”觀念后，反而試圖建立一個以日本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為了避免和強盛期的中國發生直接沖突，在那些時段，日本一般會采取虛與委蛇的兩面策略，政治上滿足中方的“面子”，撈取現實的經濟、文化利益。如前所述，甚至連日語的音讀、訓讀兩種發音也在遮蔽其真實意圖的方面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總之，有明一朝，羽翼漸豐的日本實質上已經初現在東亞欲與中國分庭抗禮的積極意向和作為，豐臣秀吉在《答朝鮮國王書》中更提出要“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于億萬斯年”。只是明帝國出于種種原因，對此保持了一貫的懵然和無視，其對日政策大體可以概括為：“是彼有資于我，而我無資于彼。忠順則禮之，悖逆則拒之，不易之道也。”（李言恭、郝杰《日本考》）

這只是一部分。

希望對你有幫助。

南方絲綢古商道現在還在用嗎

一直都在使用，只是沒有北方絲綢之路名聲響亮。

南方絲綢之路泛指歷史上不同時期四川、云南、西藏等中國南方地區對外連接的通道，包括歷史上有名的蜀身毒道和茶馬古道等。南方絲綢之路的早期通道如何打開，目前難以考證。據英國人哈維的《緬甸史》、霍爾的《東南亞史》等著作記載，公元前2世紀以來，中國的絲綢從緬甸經印度到達阿富汗，遠及歐洲。

南方絲綢之路總長有大約2000公里，是中國最古老的國際通道之一。它以四川宜賓為起點，經雅安、蘆山、西昌、攀枝花到云南的昭通、曲靖、大理、保山、騰沖，從德宏出境;進入緬甸、泰國，最后到達印度和中東。

主要路線

南方絲綢之路主要有兩條線路：一條為西道，即“旄牛道”。從成都出發，經臨邛（邛州）、青衣（名山）、嚴道（滎經）、旄牛（漢源）、闌縣（越西）、邛都（西昌）、葉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進入緬甸和東南亞。這條路最遠可達“滇越”乘象國，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區。

另一條是東道，稱為“五尺道”。從成都出發，到僰道（宜賓）、南廣（高縣）、朱提（昭通）、味縣（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途入越南，一途經大理與旄牛道重合。根據目前所能見到的文獻資料，最早走這條線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滅蜀后南遷的蜀王子安陽王。安陽王率領兵將3萬人沿著這條線路進入了越南北部紅河地區，建立了甌駱國，越南歷史上又稱之為“蜀朝”。

南方絲綢之路是中國古代西南地區一條縱貫川滇兩省，連接緬、印，通往東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各國的古老國際通道，它和西北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同為中國古代對外交通貿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從四川成都經云南至緬甸、印度并進一步通往中亞、西亞和歐洲地中海地區的“蜀身毒道”，是歷史文獻所記載的最早的中西交通線路，也是富于盛名的“南方絲綢之路”的西線。 

南方絲綢之路的中線為從四川經云南到越南和中南半島的交通線，歷史文獻記載為“步頭道”和“進桑道”。南方絲綢之路的東線為從四川經貴州、廣西、廣東至南海的“牂牁道”，或稱為“夜郎道”。

南方絲綢之路早在商代已開通，古代中國在西南方向與外部世界的聯系和交流是經由南方絲綢之路進行的，它是古代中國西南地區同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以至歐洲地中海地區文明交流互動的重要載體。

名稱由來

早在古代，《史記》就記載了中、印、阿富汗的經濟文化交流，《三國志》裴松之注引三國時人魚豢的《魏略·西戎傳》里，也提到羅馬帝國“有水通益州（四川）”。

季羨林教授的論文《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及德國雅各比在普魯士科學研究會議報告引公元前320年至公元前315年印度旃陀羅笈多王朝考第亞所著書，說到“支那產絲與紐帶，賈人常販至印度”。公元前4世紀成書的梵文經典《摩訶婆羅多》和公元前2世紀成書的《摩奴法典》等書中有“絲”的記載及支那名稱，學術界認為這些絲織品來自中國四川。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任乃強、鄧少琴等曾提出中國絲綢最早出在巴蜀的看法，任乃強又于20世紀80年代論述了中國西南通印度、阿富汗的“蜀布之路”，認為年代遠早于北方絲綢之路。童恩正研究了從成都經云南、緬甸、印度、巴基斯坦到達中亞的商道的大概情況，認為戰國時代已初步開通。日本學者藤澤義美、港臺學者桑秀云、饒宗頤、云南學者方國瑜、陳茜、張增祺，均對這條由四川經云南西行印度的古老商路進行了研究。最早研究南方絲綢之路是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曾著《交廣印度兩道考》對南南方絲綢之路的陸道和海道有深入的研究。

“南方絲綢之路”的提出，是基于以巴蜀文化為重心，分布于云南至緬、印的地區內，出土大量相同文化因素，這些文化因素不僅有巴蜀文化，而且更有印度乃至西亞的大量文化因素，其時代明顯早于經中國西北出西域的絲綢之路。由于絲綢之路作為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代稱已為中外學者所普遍接受，因此便稱這條由巴蜀為起點，經云南出緬、印、巴基斯坦至中、西亞的中西交通古道為“南方絲綢之路”（簡稱“南絲路”）。

形成時間

中國是絲綢的原產地，早在商周時期絲綢織造就已達到相當水平，四川是中國絲綢的主要原產地，絲綢織錦自古稱奇。西漢揚雄《蜀都賦》曾稱頌，蜀錦鮮艷華麗，品種繁多，發文揚采，轉代無窮。史前時期“蠶神”嫘祖的后代、古蜀王蠶叢在成都平原“教民養蠶”，引發了巴蜀絲綢的興起。到商周時代，成都的絲綢制作已發展到比較成熟的階段。《蜀都賦》稱，蜀地“黃潤細布，一筒數金”，意思是蜀地的絲綢以黃色的品質尤佳。印度考古學家喬希指出，古梵文文獻中印度教大神都喜歡穿中國絲綢，濕婆神尤其喜歡黃色蠶繭的絲織品。這種黃色的絲織品，應該就是揚雄所說的“黃潤細布”。從印度古文獻來看，濕婆神的出現時間至少相當于中國的商代。這說明，可能在商代，中國已經同印度發生了絲綢貿易關系。

1936年，在阿富汗喀布爾以北考古發掘出許多中國絲綢，這些絲綢有可能是從成都途經云南、緬甸、印度和巴基斯坦運到印巴次大陸，然后轉手到達中亞的。《史記》多次提到“蜀布”等“蜀物”，其實就是蜀地生產的絲綢，由蜀人商賈長途販運到印度出售，再轉口貿易到中亞、西亞和歐洲地中海地區。

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成都金沙遺址均出土大量來自緬、印的象牙，還出土了數千枚來自印度洋和南海的海貝。這些外來文化因素集結在像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這樣的大型都城和區域中心內，說明商代南方絲綢之路已發揮了中國西南與南亞地區貿易的功能。

南絲路的研究從1980年代逐步開始形成風氣，出版發行的研究論著和一系列學術活動、宣傳報道，在中外造成了很大影響。尤其是三星堆遺址發掘后，學者們注意到其中明顯的印度地區和西亞文明的文化因素集結，于是提出南絲路早在商代即已初步開通的新看法，段渝認為其年代可上溯到公元前14、15世紀，早于曾由季羨林所提中、印交通起于公元前4世紀，向達所提公元前5世紀，丁山所提公元前6世紀，日本藤田豐八所提公元前11世紀等說法。

南絲路研究在學術界達到了多方面的共識，認為這是一條以商貿為主的多功能道路，國內的起點是成都，開辟年代在先秦。

蜀身毒道

《史記》載：漢武帝建元元年（前140 ），派遣張騫出使西域，欲與大月氏聯合抗擊匈奴。張騫于建元二年行至隴西，經過匈奴控制區域，被俘，十三年后，元朔三年（前126 ）張騫歷盡艱辛輾轉回到長安，雖沒有達到出使大月支聯合抗擊匈奴的目的，但其產生的實際影響和所起的歷史作用，無疑是巨大而成功的。張騫向漢武帝報告，在大夏( 今阿富汗北部) ，看到了蜀國的布匹和邛竹杖，據大夏人告之購自身毒（今印度），張騫推測在大漢的西南方有一條道路由蜀地通往身毒國轉而至大夏。《后漢書》載“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 。在此以前，漢代還完全不知道，在中國的西南方有一個身毒國的存在。張騫向漢武帝建議，遣使南下，從蜀往西南行，另辟一條通道直通身毒和中亞諸國的路線，以避開通過羌人和匈奴地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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