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明代對外貿易政策的轉變(比較明代后期與清代晚期對外貿易的不同之處)

產生背景主要包括城市經濟繁榮，市民階層興起和說書在宋代的流行。

2、明清小說——空前繁榮，成為當時文學的主流

（1）繁盛的原因

①大批工商業市鎮興起，商品經濟發展，市民階層崛起。

②印刷業的發展

③明清時期社會識字率的普遍提高。

（2）特色

①通俗文學蓬勃發展，達到成熟階段

②浸染著拜金逐利的社會風氣

③帶有批判現實的色彩

六、商品經濟對戲曲的影響

1、中國古代戲曲的形成——宋代南戲

宋代，社會經濟迅速發展，經濟發展促進中國古代城市格局發生變化。原先城市中封閉的坊市制格局在宋代遭到廢弛。出現許多集市，還出現了大型綜合娛樂場所——瓦舍（北宋都城汴梁最大的瓦舍可容納數千人，而南宋都城臨安城內有瓦舍20多處）。各種通俗文化，尤其是戲曲便在這樣的環境中獲得很大發展。南戲就在民間歌舞的基礎上形成了。

2、中國古代戲曲的成熟——元代雜劇

戲曲是綜合藝術，它的發展需要一定物質基礎。元代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帶來的局部繁榮是導致元雜劇興盛的一個重要原因。

元代，蒙古族統治者，征服中原，連年的戰爭使中原經濟遭受嚴重摧殘，但蒙古族貴族追求生活的奢靡，將大批工匠集中到城市。而流離失所的人口也不斷涌進城市謀求生計，這也導致某些城市出現畸形繁榮。如元代的都城大都，城市商業活動頻繁，人口極度膨脹。城市的繁華以及市民階層的壯大為元雜劇的興盛提供了大批演員、觀眾與活動場所，促成元雜劇興盛。

3、中國古代戲曲的鼎盛——京劇

京劇這一劇種孕育、形成于北京，與北京其時在全國所處的特殊位置有關。明清兩朝，北京作為帝國的都城，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這里不僅聚集著人數眾多的皇族貴胄、文武百官，而且吸引著各地的商人蜂擁而至。

各地商人來京后紛紛設立商業會館、商號，各大會館除了設有祭神的設施外，一般都有戲臺。逢年節喜慶之日，會館即集資邀請戲班來會館演出。

在這種情形下，四方藝人紛紛云集北京，以滿足京城皇室貴族、官員、商人以及廣大居民的文化娛樂需要，北京自然成為休閑文化的一大中心。

如何理解明清之際農耕經濟高度發達，同時顯露出近代前夜的遲滯與危機？

明清之際的中國，在經濟領域已經顯露出一些新舊沖突的征兆。這種從農耕經濟中分離出的新經濟因素，帶有向工業文明演進的趨向。但在重農抑商、閉關鎖國政策的抑制、阻礙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萌芽未能形成掃蕩舊經濟基礎的強大力量。和西方工業文明的巨大飛躍相比，在處于農耕經濟頂峰的康乾之際，中西國力興衰的易位便已大體定局。

正當明末農民起義以及明清之間戰火紛飛之際，1640年英國開始了資產階級革命。此后一二百年，西方主要國家相繼完成向近代工業國家的轉變。工業革命使西方資產階級不到100年的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這些西方國家瘋狂地越洋搶灘，掠奪金錢，販賣奴隸，開辟市場，建立殖民統治。

康乾盛世時的帝王對世界工業文明發展的歷史性變革毫無認識。他們對外緊閉國門，對內壓制打擊工商業，厲行文化專制，嚴重摧殘近代化因素萌芽。愚昧自大、固步自封的清帝國與西方列強力量的對比迅速發生逆轉。到19世紀初英國推行罪惡的鴉片貿易后，中國社會陷入深重的危機之中。

比較明代后期與清代晚期對外貿易的不同之處

首先，明代后期的對外貿易主要以民間貿易為主，而清代晚期的對外貿易主要以官方為主。明代中后期由于北有蒙古、南有倭寇，所以國家政策傾向于保守，政府明令禁止對外貿易；但是由于茶、絲綢、瓷器等中國商品擁有巨大國際市場而且商路順暢，所以民間商人抵不住利益的誘惑。清政府雖然也秉承禁止對外貿易（保留對外出口——廣州），但是鴉片戰爭以后，清廷政策轉變，對外貿易是實現了解西方的重要手段，所以大型采購、興辦大型工廠都是官府所為。

其次，明代的時候主要是向外輸出本國產品，當時明朝人口過億，勞動力和生產水平都大大超過海外，再加上產品的獨有性，商品幾乎都是對外傾出的。而清代則主要從國外輸入產品。清朝時，西方經過工業革命生產力大大超越中國，則理所當然產品向龐大中國市場傾銷。值得指出的是，中間使用的貨幣是美洲的白銀。

最后，明代晚期的對外貿易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和西北、東北等疆域邊緣地區；而清代晚期的對外貿易則深入到沿江的內陸甚至其他地區。明朝由于是民間貿易，所以邊疆地帶有地理優勢。而清代在鴉片戰爭以后，陸續開放通商口岸，這其中就有內地的沿江等地，而且政府籌辦的民用、軍用工廠也有很多設立在內地。

值得指出的是，明清兩朝疆域差別很大，對西北方面的貿易也有很大不同。

日本與明朝的朝貢貿易

朝貢貿易是一種由“朝貢”和“賞賜”所表示的、官方嚴格控制的交換活動,完全意義上的朝貢貿易只存在于實行海禁政策的明朝。明日朝貢貿易與海禁政策、倭寇問題互相交織,本文重點分析了明初洪武年、永樂年、宣德年和明中后期中日朝貢貿易的發展脈絡。從洪武、建文年間朝貢貿易體制初建,到永樂年間朝貢貿易達到鼎盛,再到宣德年間回落,最后到明中后期時朝貢貿易開始萎縮、寥落,唐、宋、元三朝形成的海洋優勢最終流失到了西方列強手中。

朝貢貿易是一種由“朝貢”和“賞賜”表示的交換活動,完全意義上的朝貢貿易只存在于明朝。即由政府遣使至海外諸國(主要使東南亞國家)頒賜明朝正朔,邀其入明朝貢,明政府對朝貢國正貢回賜,附載貨物由官方給價收買或由貢使自行出售的政策。朝貢貿易確立于洪武年間,永樂朝臻于鼎盛,宣德年間維持平穩,明中葉以后衰落。1 明初中日朝貢貿易

明初統治集團致力于建立以大明帝國為中心的“萬國朝宗”的朝貢體系,主要靠朝貢貿易維系,朝貢貿易事實上成為明朝“懷柔遠人”的一種工具,傳統的官方海外貿易的政治外交功能被發揮到極致。

1.1 洪武年間朱元璋稱帝后不久,即在浙、福、廣三省設市舶司,并于洪武二年(1369年),編訂《皇明祖訓》,將日本等十五個海外國家列為“不征之國”。

洪武元年(1368年)和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兩次派使臣赍國書去日本,但均未見成效。

洪武三年(1370年)3月,朱元璋再遣萊州府同知趙秩出使日本,日本懷良王了解到來使并非蒙古人,且當時南朝形勢日趨惡化,因此懷良王改變了態度,接待了趙秩。又于次年“遣其僧祖來奉表稱臣,貢馬及方物,且送還明、臺州被掠人口七十余”。朱元璋大喜過望,厚賜祖來等人。從此開始了中日兩國之間的外交往來。

中日關系表面上有所改善,雙方開始互派使者,但倭寇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從洪武二年（1369年）開始,倭寇不斷對山東、浙江沿海進行騷擾,明王朝采取了武力剿倭和海禁兩項措施。其中“禁海”政策最早頒布于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12月,“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但此時的海禁政策還未得到嚴格執行。洪武初年頻繁的朝貢貿易給明王朝帶來了沉重的財政負擔,當時朝貢回賜品由中央負責,沿線地方要負責“貢使”的交通食宿及貨物的轉運,加上一些“貢使”還肆意勒索,使各地方政府、百姓不勝其擾。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下令限制貢期及貢品數量；隨后又限制貢道,規定日本自寧波。

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了解到懷良親王并非日本國王,日本京都另有朝廷和天皇,便于洪武五年(1372年)派僧人充作國史赍國書赴日,到洪武七年(1374年),日本南北雙方都與明發生了交聘關系。不過此后,明廷對一切非日本朝廷派來的貢使一概拒絕接受。其中如洪武七年(1374年),日本肥后菊池武政派來的僧人宣聞溪、日本大隅守護島津氏久派來的僧人道幸等。更由于一些地方豪族和日本商人,常假冒日本國史赴明進貢貿易,因此明史中自洪武八年(1375年)以后,常有足利幕府和懷良多次遣使進貢,而以無國書被拒絕的記載。

洪武十四年(1381年),懷良親王遣如瑤赴明貢方物,朱元璋以無國書卻貢,并作書質問其王及將軍,“肆侮鄰邦,縱民為盜”的過失。但懷良親王在給明太祖的回信中,對明政府軍事征服的恐嚇提出公然挑戰和對抗,明太祖切斷明日政治和貿易關系的方案逐步形成。明太祖朱元璋認為“海外諸夷多詐”,應“絕其往來”,開始轉變其外交政策,嚴格執行“海禁”政策,再申“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

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政府實施了勘合制度。“勘合” 一式兩份,一半為勘合,一半為底簿,是“朝貢貿易”的許可證。當時,明廷做成日字號勘合一百道、本字號勘合一百道、日字號勘合底簿兩扇、本字號勘合底簿兩扇。

洪武二十年(1387年),胡惟庸借助日本力量謀權篡國的事情敗露,明太祖決意斷絕明日間的政治和貿易關系。并制定《祖訓》,將日本列為“不庭之國”,永遠不準日本來中國貿易。同時加強了海防,例行海禁,廢除了寧波、廣州、泉州三市舶司。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正式提出禁止私人出海貿易。洪武三十年(1397年),明太祖再次“申禁人民,無得擅出海與外國互市”,并將“海禁”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在全國頒布。

1392年足利義滿武力統一日本,看到明日貿易極易獲得巨利,也為了借助明朝的勢力維持自己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優勢,決心恢復對明朝的邦交,愿意奉明朝正朔,但在洪武末年和建文帝年間雙方的貿易關系并沒有完全得到恢復。

1.2 永樂年間明日朝貢貿易在明成祖時代(1402—1424年)前期最為轟轟烈烈。明成祖繼位后,為了獲得中外對其正統地位的共同承認,一方面繼續海禁，另一方面對海外諸國實行羈縻政策,他于永樂元年（1403年）遣使日本,并恢復設置了浙江、福建、廣東三大市舶司。永樂元年(1403年),義滿遣堅中圭密使明朝貢,國書中有“日本國王臣源”字樣,表示了明所要求的臣屬關系。永樂二年(1404年),明成祖亦命左通政趙居任到日本,賜予義滿龜鈕金印及勘合百道。從此中日兩國重新恢復了朝貢貿易關系。明日雙方締結了《永樂勘合貿易條約》,明朝得到日本形式上的稱臣和奉正朔,日本卻得到了急需的中國商品和明銅錢。明朝的目的是要解決倭寇擾邊問題,日本為了更順利地進行貿易,搗毀了對馬、臺岐等島嶼上的倭寇老巢,并把俘獲倭寇帶來以表誠意。義滿統治日本時期,中日間的往來十分頻繁,日本派勘合船6次出使明朝,明使到日本共7次。但是日應允十五年(1408年)足利義滿死后,其子義持立即改變了對明的冊封貿易政策,決意中斷了明日關系,縱民為寇,不斷騷擾明朝。

1.3 宣德年間足利義持中斷與明外交和貿易關系,切斷了幕府的財政

來源,1428年義教新任幕府將軍后,便開始著手恢復與明朝的貿易往來。宣德八年(1433年)日使龍室道淵至明,獻方物和國書。宣宗見日使朝貢,極為欣喜,以為倭寇問題今后可以解決,便設宴款待,禮物極為豐厚。日明簽訂了《宣德條約》,開始了中日間的第二期勘合貿易,自此,明日官方貿易正常進行。但日方為了追求巨利,不斷違反入貢人數和船只數量的限制,朝貢人員日趨復雜,不再討伐倭寇送交明朝,甚至發生日本使者滋事騷擾明朝百姓的事件。2 明朝中后期中日朝貢貿易至明孝宗弘治年間,這種不計成本、無所節制的朝貢貿易終于難以為繼了。孝宗開始限制貢使在華的貿易活動、取消對貢使攜帶私貨的免稅待遇、簡化對貢使的接待程序。弘治九年(1496年),日本貢使離京歸國時,所攜貨物已無人代為搬運,沿途也無免費食物供應了。嘉靖六年(1527年)強調：“凡貢非期,及人過百,船過三,多挾兵器,皆阻回

。”

明朝對朝貢貿易限制較多,遠遠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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