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服務貿易主要包括以下哪些項目電影(哪些行業屬于服務業)

四）宗教信仰、社會風俗和文化背景 在國際商務談判中，談判者往往來自不同國家，擁有許多不同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兩個談判者的價值觀、道德規范、宗教信仰以及風俗習慣都可能有所不同。談判者在和對方進行談判之前，應該對對方的宗教信仰、風俗習慣、文化背景有所了解，在談判中尊重對方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這既有助于了解對方的談判作風，促進談判者彼此溝通；也有助于談判者針對不同的談判對手，制定不同的談判策略并采用不同的談判方針與技巧。 二、影響國際商務談判的心理因素 （一）個體心理 1.1個性，是人的心理特征和品質的總和，通常表現為人的性格、能力和素質等。人的個性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和制約人的言行。 1.2情緒 心理學認為，情緒是一種體驗，該種體驗是人們對客觀事物看法的一種本能反映，常見的喜、怒、哀、樂等行為便是這樣的體驗。情緒具有兩面性，即肯定性的體驗和否定性的體驗同時并存。能夠滿足一個人需求的言行或事物，通常會引起該人肯定性質的體驗—喜與樂；當一個人的需求不能得到滿足時，很可能會引起其否定性質的體驗—怒與哀。另外，人的情緒還具有明顯的兩極性，即積極 的情緒與消極的情緒同時并存。一般來說，積極的情緒會起到提高人們的活動能力和思維能力的作用，而消極的情緒則會降低人們的活動能力和思維能力。 1.3 態度 所謂態度，是指人們將其在心理上對其接觸的客觀事物所持有的看法以各種不同的行為方式表現出來的狀態。根據定義，態度包含了心理成分和行為動作兩層含意。一個人對一件事物的態度會導致他在對性相關事物進行評判時帶有傾向性（即心理學上所說的定勢作用），這將直接影響到他對與該事物相關的一系列事物的評判結果。從這一角度上講，一個人的態度對他的行為會產生出指導和推動作用。 1.4 印象 所謂印象，是指與人接觸的客觀事物在其頭腦中形成的感性認識。印象可分為最初印象和后續印象，其中，由于最初的印象（也稱第一印象）可以對后續印象產生極大的影響，因此，在商務談判中給對手良好的最初印象非常重要。 1.5 知覺 所謂知覺，是指人的大腦對直接作用于感覺器官的人或事物的整體反映。當某人的知覺與其所接觸的客觀事物一致時，表明該人對其所接觸到的客觀事物的認識是全面的。一個人的知覺的通常都會受其知識、技能、需求、客觀環境和主觀心理素質等因素的制約，因此，不同的人對同一客觀事物的會有不同的知覺，即使是同一個人也不能做到對任何客觀事物都有全面的認識。 （二）群體心理 所謂群體，是指由兩個以上的個體組成的組合體，成員們遵守共同的規范，為實現共同的目標而相互聯系、影響和配合。群體介于組織與個體之間，若是人的組合體即為人群。 根據群體的概念，人群應該具有下列特征：1．由兩人以上組成；2．有著共同目標；3．有嚴明的紀律約束。 談判小組作為一個群體應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作為群體，談判小組必須要有兩個或以上的成員，一般人數不多，屬于小群體。第二，談判小組屬于正式組織。第三，以順利完成談判為終極目標。第四，群體成員之間聯系密切。第五，群體內部有著嚴明的紀律約束。 此外，還應注意群體效能的影響。所謂群體效能，主要是指群體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效益。群體并非個體的簡單組合，因此，群體效能也并不是成員個體效能的簡單相加，既可能遠大于個體效能之和，也存在遠小于個體效能之和的可能性。一般來說，在談判中影響群體效能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1．群體成員的素質； 2．群體成員的結構；3．群體規范；4．群體的決策方式；5．群體內的人際關系。 三、在談判過程中，如果能夠有效地調動群體內部各成員的積極性，使他們在工作中取長補短、密切配合，那么群體效能將會大于各個體效能的簡單累積；相反，則會由于內耗而使群體效能小于各個體效能之和。力爭使談判小組的群體效能實現最大化是每一個談判負責人的應盡職責。為此須做好如下工作： 1．合理配備小組成員；2．靈活選擇小組的決策程序；3．建立科學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4．理順小組內部信息交流渠道。 四、影響國際商務談判的思維因素 所謂思維，是指人們對客觀事物進行認識、分析、判斷與處理的本能反映，屬于主觀心理因素這一范疇。 主要的思維方法有比較法、抽象法、概括法、分解分析法、綜合分析法、演繹法與歸納法等。每種方法都各有各的特點，如何運用這些方法在國際商務談判中具有重要作用。 五、總結 國際商務談判是在一定的客觀環境條件之下進行的，因此，多種客觀環境因素都可能對談判產生影響和作用；同時，談判是一個集實力較量、技巧較量、心理較量于一體的過程，因此，還會受到談判人員都有其自身的心理活動和心理特點的影響；另外，談判還會受到談判者的思維的影響。 參考文獻： [1]周美娟. 影響國際商務談判的文化因素[J]. 華北工學院學報，2003，(3 ). [2]國際商務談判(第三版)[M]．白遠．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9）. [3] 文化差異對國際商務談判行為的影響[J]. 趙銀德.對外經貿實務，2002，(10 ).

2015-12-2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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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wto官方網站消息，今年7月12日，中國和美國就如何執行中美出版物市場準入案達成一致：中國同意在裁決生效后14個月內，即2011年3月19日以前執行裁決。

美國勝訴的依據

2007年4月10日，美國在wto指控中國限制外國出版物和音像制品進入中國市場，限制外商的營銷權。這些指控是根據wto《貨物貿易協定》和《服務貿易協定》分別提出的。

美國根據《貨物貿易協定》認為，中國只允許政府指定的公司或者國有公司進口電影、家庭娛樂視聽產品、錄音制品和讀物（包括書籍、雜志、報紙和其他電子讀物），不合理地限制其他中國公司和所有外國公司的進口權，違背了中國在《入世議定書》中關于給予外資企業進出口經營權的承諾，也違反了《關貿總協定（1994）》關于國民待遇原則和普遍取消數量限制的規定。

同時，美國根據《服務貿易協定》，認為中國沒有給予外資經銷商與本土經銷商同樣的待遇，違反了中國的服務貿易市場準入承諾和國民待遇義務。具體包括：

2、對于某些進口讀物的分銷，中國沒有給予與本土讀物同樣的待遇，只有政府批準的國有企業才有資格營銷；對通過網絡銷售的錄音制品，中國“歧視性地”設置了比本土產品更嚴格的內容審查機制；對用于劇院播放的進口電影，中國只允許兩家國有企業進口經營，而對于國產電影，任何有經營權的公司都可以經營，這是一種歧視。

2008年3月27日，wto成立專家組審理此案。歐盟、日本、澳大利亞、韓國和中國臺北以第三方身份參與訴訟。

美國的指控涉及中國《電影管理條例》、《音像制品管理條例》、《音像制品進口管理辦法》等法規中的諸多內容。中國首先提出了管轄權異議，認為有兩個指控事項不屬于專家組的管轄范圍（被專家組采納）；其次引用“公共道德例外”，稱對這些進口出版物和音像制品的內容審查是為了保護公共道德，這是《關貿總協定（1994）》第二十條所允許的。

2009年8月12日，專家組作出一審裁決，基本上支持了美國的指控，同時認為中國沒有充分證明這些措施是“保護公共道德所必需”；美國也沒有充分證據證明中國禁止外企申請許可證并分銷進口電影。中美雙方均不服，提出上訴。wto上訴機構除了認為專家組在“公共道德例外”方面分析有誤之外，維持了專家組的裁決。

還有多少周旋余地？

按照wto爭端解決機制，中國如果不愿執行裁決，還有一定的周旋余地。

首先，案件裁決以后，敗訴方可以與勝訴方協商執行裁決的“合理期限”。現在，中美雙方已經就這個“合理期限”達成一致，即14個月，到2011年3月19日到期。

其次，如果勝訴方認為敗訴方的執行措施不符合裁決的要求，雙方又無法協商一致，就需要再走一個“訴訟回合”，即勝訴方申請設立專家組審理敗訴方的執行措施，敗訴方如對結果不服，還可以上訴。

再次，如果敗訴方仍然不執行，勝訴方可以申請wto授權對敗訴方采取報復措施；至于在多大程度上進行報復，如果還無法達成一致，需要通過仲裁決定。

最后，如果有爭端方是發展中國家，裁決時需要給予特殊照顧。在實踐中，有相當一部分敗訴方不愿執行，就通過這個復雜的執行程序一步步地拖延時間，導致案件在執行環節拖了很多年。

除執行程序之外，在實體上中國仍然存在不失自由裁量的余地。

一是根據《關貿總協定（1994）》第二十條，如果為了保護公共道德，成員國可以不受條約義務的約束。雖然中國在這次訴訟中沒有充分證明這些措施是“保護公共道德所必需”，但并不等于說我們以后就不能根據“公共道德例外”對進口出版物進行內容審查。美國在以前的案子中也曾引用“公共道德例外”來證明其貿易措施的合理性。

二是授權外資經銷商申請經營許可并不等于一定授權經營，受理申請的機關當然要根據中國的標準審查其資質。

三是即便這些外商獲得了經營許可，仍然要按照中國的法律接受政府監督，接受對違規經營的行政處罰。這說明wto僅僅是一個規范調整貿易政策的國際組織，不是超國家的主體，不僅不能影響成員國行使國家主權，相反，應該給國家主權讓步。

是否開放取決于中國

中國出版物市場巨大，出版業正在不斷發展。剛剛出版的《2009—2010中國出版業發展報告》（中國出版藍皮書）披露，到2009年底，新聞出版業總產值增長20%左右，突破1萬億元大關，其中圖書銷售增長20%左右，印刷業增長24.9%，數字出版增長50%左右，投資總額增長35%左右。2009年我國出版圖書70億冊（張），連續5年位居世界前列；報紙437億份，日報出版總量連續9年居世界首位；期刊31億冊，電子期刊出版量達到9000多種，電子圖書50萬種，發行總量超過3000萬冊。

毫無疑問，如果中國執行裁決，對美國進一步開放出版物和音像制品市場，會對國內產業造成沖擊。根據wto最惠國待遇原則，中國對美國開放市場，也必須同時對所有成員國開放——歐盟、日本早就對中國市場垂涎已久。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這些發達國家確實有很多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文化品牌，如美國的讀物、影視和音樂，日本的網絡游戲和動漫等。它們不僅與國內產業競爭中國市場，獲取利潤，還會影響國人的思想觀念。

如果中國“猶抱琵笆半遮面”，在同意履行裁決的同時，利用上述周旋措施與美國“兜圈子”，也完全在情理之中。這不是中國的獨創，美國也經常在執行裁決時“兜圈子”，少則2年～3年，多則5年～6年，甚至拖得勝訴方灰心喪氣，案件不了了之。

不過，以筆者之見，有步驟地開放文化市場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一方面， 開放的經濟需要合理的政體和多元的文化與之相配套，包容才能發展。我們應該在鞏固民族核心精神的前提下，建立多元文化體系，幫助中國與世界的溝通和理解。

另一方面，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早已孕育了豐富燦爛的民族文化，開放有利于我們吸收國外優秀產品，兼容并蓄，創造自己的國際文化品牌。我們需要做的不是一味地拒絕，而是如何轉變發展方式，在守住國內市場的同時參與國際競爭，最終“走出去”。

本文系《中國經濟周刊》專欄文章。

羅漢偉

法學博士，致力于國際經濟法和wto法研究，長期關注中美貿易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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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2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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