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民國時期對外貿易政策研究(外國學者對中國歷史的研究)

結果，一方面利于中國國內商品流通和經濟生活的活

躍，適應了經濟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廢兩改元”作為簡化貨幣、整頓貨幣

流通市場的關鍵一步，為在中國廢止硬幣流通，進一步實行發布改革掃清了貨幣

紊亂方面的障礙，從而降低了發布改革的難度。

第二、抓住時機進行攻堅。本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史

無前例的經濟大危機。危機中，西方英、德、日、加等資本主義國家先后放棄了

金本位，企圖以此向用銀國轉嫁危機。1933年3月，美國也放棄了金本位，使美元

貶值，并單方面違背1932年7月世界8個主要產銀、用銀國通過的“白銀協定”，

在國際市場上高價收購白銀，企圖以“提高銀價，即為提高四萬萬人民的購買

力”的辦法，將美國的經濟危機轉嫁給中國人民。種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使國際市

場上白銀價格上漲。1935年以前，白銀及銀元在國際市場上是一般商品，在中國

則是通貨。國際市場銀價的上漲使中國白銀大量外流。從1934年6月到10月的五個

月中間，上海輸出的白銀（含銀元）數量高達2.229億元。這一數量竟然相當于

1933年輸出量的三倍。白銀外流量的劇增，減少了上海的白銀儲備。從1934年3月

到12月，上海各銀行（中、外銀行）的白銀存量由5.894億元減少到3.35億元。

到1935年，中國又大約外流白銀1.8億元。

白銀的大量外流對中國產生了嚴重后果。一是中國外貿嚴重入超；二是國內

銀根緊張，頭寸短少，市面周轉不靈，銀行錢莊商號接踵倒閉；三是通貨不足，

物價下跌，乃至工廠難以維持。中國在國際經濟危機中瀕臨此境，國內人心為之

只擰 孔祥熙認為：白銀價格的上漲與外流，有害于中國的經濟，在“中國政府

清除內部威脅，鞏固在全國地位的時候，會減少它的財政收入”。因此，中國除

去進行幣制改革外，看不到別的出路。 祥熙等國民政府大員的見解反映出當時

政府對此的認識水平以及中國的幣制形勢于此時已到了改革之箭在弦上，不得不

發之地步。國民政府的正確之處就在于抓住這一時機義無反顧地推行法幣政策。

法幣改革從政策上說確是明智之舉。其一，可通過法幣的推行屏蔽世界經濟大危

機對中國經濟的繼續沖擊；其二，人心恐慌中實行法幣改革可收買人心，利用人

心，擴展推行法幣的民眾基礎，從而使法幣改革免遭強烈反對。

第三、法幣改革推行中，南京政府取得了江浙金融資本家的加盟，從而增加

了成功系數。

在1932年7月，江浙金融資本家們就積極奔走，組織“廢兩改元”研究會以推

動廢兩改元的改革。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經理貝祖貽作為廢兩改元研究會的委員，

力主盡速實行改革，他態度鮮明的駁斥外商關于中國若實行廢兩改元需要10年或

更長時間的說法。指出，內地資金正流向上海，上海金融界銀元庫存充足，洋厘

行市暴跌，正應抓住這一極好機會，加快推進廢兩改元。上海分行副經理馮仲卿

并積極著文就廢兩改元進行鼓吹，提出具體建議，而分行的另一個副經理史久鰲

則更親身參加上海銀元銀兩兌換管理委員會的工作，具體負責核批銀兩銀元的兌

換申請書。銀行家們就是這樣以自己的行動從各方面支持著廢兩改元的改革的。

之后，江浙金融資本家們還加入國防設計委員會，直接參與幣制改革的設計。

“九·一八”事變的發生，舉國震動。南京國民政府雖一味依賴國聯，幻想通過

國際調解，以妥協的辦法解決東北問題。但面對日本無視國際法規則，畢竟也不

愿意日本吞并整個中國。在這種形勢下，錢昌照（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常務次長

兼國民政府秘書）向蔣介石提出組織國防設計委員會的建議。錢的本意是積極

的。他認為：日本遲早會侵犯中國，中國要未雨綢繆，為了及時做好御敵準備，

他提議組織一個專門機構，聘請一批科技專家和教授，從事有關國防建設方面的

調查、研究和有關計劃的制定工作。

錢昌照的建議十分符合蔣介石的心意。因為，這一機構的設立給蔣帶來十分

的主動。第一，有助于增強蔣介石在國民政府中的勢力。通過這一機構打出準備

抗日的旗幟可以拉攏一批各方面各專業的知名人士及社會名流為己所用，改變其

所控制的力量主要在軍隊、而在政治經濟等方面勢猶未及的局面。第二，通過這

一機構爭取英美等國的支持。這一機構所擬聯絡的學者、名流大多留學西方，為

西方培養，深得英美等國依賴，蔣通過與它們的聯系可以爭取美、英等國從經濟

準備工作。

經過半年多的準備，國防設計委員會于1932年11月1日正式成立。在國防設計

委員會的首批39名委員中，就有徐新六、吳鼎昌等江浙銀行家代表，以后陸續又

有張嘉璈等人加入該會。他們在設計會期間，積極參與幣制改革的設計。1933

年，美國頒布《白銀法案》，高價收購白銀，致使高價市場 鄱剛恰T諢饃?br />

銀行紛紛將白銀大量裝運出國，投機牟利。白銀大量外流，導致國內銀根緊縮，

經濟衰退，市場混亂。南京國民政府醞釀幣制改革時，徐新六等都曾參與策劃，

并多方活動。

法幣改革實施以后，國民政府任命了一個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委員會的主

席由財政部長孔祥熙兼任，委員會的組成人員包括：財政部1人，中央銀行、中國

銀行、交通銀行各2人，上海銀行業公會2人，上海錢業公會2人，私人銀行5人，

江浙金融財團的重要人物張嘉璈、胡筆江、陳光甫、秦祖澤、李銘、吳鼎昌、周

作民等人均是委員會的成員參與其工作，胡、陳、李和錢永銘等還是常委委員。

當然，這時的他們，在江浙財團已被解體的情況下，主要是以個人的資力和聲望

發揮作用，因不再有金融財團的力量為后盾，這種作用已無法同過去相比，“他

們這些人在委員會中的力量卻被那些與政府更密切的人物如孔祥熙、宋子文、宋

子良和杜月笙等所沖淡”。但不能因此而忽視金融資產階級及江浙銀行家們參與

幣制改革的熱情及積極的歷史作用。在浙江興業銀行經理徐新六逝世后，在他的

遺物中發現了他草擬的中國幣制改革意見書。這一幣制改革意見書與國民政府正

式公布實施的改革方案有許多相同之處，由此可以判定國民政府公布實施的改革

方案也征求了包括徐新六這樣一些人的意見，可見金融資產階級和江浙財團的代

表人物在幣制改革中也發揮了自己的作用。

1935年12月9日，美國開始降低白銀收購價格。解釋出現這種情況的一種說法

是美國財政部長摩根韜在這段時期，“對于收購外國白銀越來越感到厭煩”，

“‘從中國收購白銀’，在他看來是一件‘越來越蠢’的事”。而實際是“摩根

出努力后，摩根韜建議由孔祥熙或宋子文前往華盛頓商談白銀問題，后來“美國

國務院覺得最好是邀請一位次要的人物前來，因為美國能夠做什么還拿不準，也

因為邀請孔或宋到美國，或許會引起英國和日本的疑心”。在此背景下，派出“

一位杰出的銀行家陳光甫赴美”。

陳光甫于1936年4月初到達華盛頓。摩根韜很喜歡陳光甫這位留學過美國的銀

行家，他說陳光甫“在每一件事上的舉動都像故事書里面的中國生意人所應當做

的那樣，而他們當中的多數卻并不如此”。經過談判，中美間于五月很快達成協

議，協議規定美國繼續收購7500萬盎司白銀，在8個月期間內，每月分批照平均價

格買進，這一平均價格約為每盎司0.45美元。美國財政部還答應與紐約的聯邦準

備銀行商洽由中國以5000萬盎司白銀作抵，給予中國一筆期限8個月的2000萬美金

的信貸。1935年11月中國幣制改革以后直到抗戰爆發，中國向美國出售的白銀總

數共達18700萬盎司，包括有1935年11月售出5000萬；1936年5月售出7500萬；

1937年7月售出6200萬，售銀收入折美元9400萬元。此外，中國還曾于1936年5月

征得摩根韜的同意在英國倫敦售出白銀200萬盎司。南京國民政府在這一時期出售

的白銀所得總計在約1億美元。這巨額的錢款支持了法幣改革的實施，穩定了法幣

的幣值。這些都與陳光甫這位大銀行家的努力分不開。

“法幣”令下達后，上海銀行同業會于是夜（3）日召開臨時會議，參加會議

的有中國、交通、浙江興業、浙江實業、國貨、墾業、國華、新華、金城、上

海、中南、鹽業等銀行，浙江銀行家陳光甫任會議主席。第二天又召集臨時執行

會議，議決擁護法幣的三項具體辦法：（1）自4日起，江浙各銀行的款項收付，

概以法幣為限；（2）同業者若有多匯劃或缺匯劃者，暫可匯劃銀元，并商由中

國、交通兩銀行平調，同時詳商徹底解決辦法；（3）銀行所出各種票據均在票面

統一注明國幣字樣。

江浙金融財團是北洋統治時期開始形成的中國最有財力的資本集團，其大本

營在上海。江浙銀行家手中掌握著全國半數以上的巨額資金。他們積極參與幣值

改革的策劃，擁護法幣政策，大大降低了幣制改革的難度，推動了法幣的流通。

第四、法幣改革的設計吸納了部分外國財經專家的意見，法幣政策推行過程

中取得了英美等國的某種支持。

從某種程度上看，法幣改革的方案就是中外各方的合作產物。美國顧問楊

格、英國顧問李滋·羅斯等兩位專家都參與了法幣改革方案的研究。楊格曾“竭

力主張早日探索實行改革的可能性”，他與羅哈托、林襟宇等外國專家在1935年

3月15日建議，中央銀行鈔票應當法定為各銀行發行鈔票的準備金；中央銀行得用

它的鈔票收回自己的已發舊鈔，或用以在各銀行之間清算帳目；各銀行應獲準用

白銀、黃金或外匯繳存中央銀行，或用合格的擔保品向中央銀行貼現以換取中央

銀行的鈔票；中央銀行有權選用白銀、黃金或外匯按照市場價格收回它所發行的

鈔票。楊格等人并努力敦促用白銀作為擔保尋求一筆外匯信貸，以支持該方案。

后來楊格等人又就某些方面細節進行了仔細研究，進而提出“在通貨的價值不過

高的水平上推行一種匯兌本位幣”，“三家政府銀行所發鈔票將成為完全法藏的

貨幣。鈔票的發行將逐漸集中到中央銀行手里”，“各銀行的存銀，加上從民間

收集來的白銀，將全部收歸國有，并全由中央銀行掌管以備脫售換成外匯儲

備。”楊格等人的這個方案是極力促使中國向伸縮性通貨和銀行制度、向幣制改

革推進的一步。但是國民政府并未立即采納這一方案，未采納的主要原因據說主

要是“當時深受廣泛流行對通貨膨脹和紙幣不能兌現的恐懼心理影響”所致。

1935年6月，倫敦方面建議由英、美、法、日四國派出代表在中國的上海召開

會議討論中國的財政和貨幣問題。6月10日，英國政府并宣布派李滋·羅斯爵

很赞哦!（8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