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江西亞建貿易有限公司(如何解釋明朝中后期持續巨額貿易順差現象？)

明初到成化、弘治年間（約1470年代），白銀在民間日益得到普遍使用，之后因朝廷認可而朝野皆使用白銀。例如，1430年代，浙江、江西、湖廣等地的稅糧按一定比價折收白銀—“金花銀”，這大大加快了田賦貨幣化的進程。1460年代以后（成化年間），廣東南海已用白銀交租。16世紀初以后，官吏的薪俸十分之九用銀支付。到1520年代，白銀貨幣化基本完成。其后嘉靖、萬歷年間，廣東、福建率先實行“均徭”、“均平”和“一條鞭法”等賦役制度改革，其中白銀折納都是重要內容。由于15世紀中期中國明朝紙幣體系的崩潰導致了銀幣的替代和白銀稅收體系的建立，而當時的中國擁有世界1/4的人口和比倫敦和巴黎大許多倍的城市，其“白銀化”帶來了全球巨大反響。正是中國的巨大需求引起了中國的白銀價值兩倍于世界其他地方，這種懸殊的差價反過來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白銀。在16世紀初，中國的金與銀比價是1∶6，而歐洲為1∶12，波斯為1∶10，印度為1∶8。到16世紀末，中國最具代表性地區之一的廣東的金與銀比價為1∶5.5或1∶7，而西班牙為1∶12.5或1∶14，這表明中國白銀的價格是西班牙的兩倍。同期在日本二者之比為1∶10，在莫臥兒的印度為1∶9。直到17世紀40年代中國的白銀價格才最后降低到與其他地方的價格大致相當的程度。

從對中國明代史料的研究也可以看出，整個明代時期，白銀價值一直比較昂貴。洪武八年（1375）制定金銀錢鈔之間的比價兌換體系時規定，1貫鈔，折合成1千文銅錢、1兩白銀以及1/4兩黃金，即金銀比價是1: 4。洪武十八年（1385），金銀比價變為一當五或一當六[2]，但主要是一當五。“永樂五年，令各處折收鈔，金每兩四百貫，銀每兩八十貫。是高帝時，賜鈔千貫為銀千兩、金二百五十兩。而永樂中，賜鈔千貫，為銀十二兩五錢、金止二兩五錢矣。”[27]由是可知，永樂五年時，金銀比價仍是l:5。永樂中期，金銀之間的比價突然拉大，至永樂十一年（1413年）時，金銀比已變成1:7.5。同時，“永樂十三年四月庚寅”條云:“交址布政司言:本境官鹽乞定例召商，許以金銀銅錢中納。于是戶部定議：金一兩給鹽三十引，銀一兩、銅錢二千五百文各給鹽三引。從之。”[28]據此可知，金銀官方比價當時為l:10。需要說明的是，金銀比價1:10出現的地區和時期并不是多，絕大部分時期內是維持在1:7或1:8左右的水平，大概一直要到隆萬年間。應當注意的是，在這如此長的時期內，黃金和白銀之間的比價是官價與市場是基本上一致的。金銀之間的比價驟升，發生在崇禎朝時期。萬歷時期金銀一當七八甚至一當五，至崇禎中變成一當十，而且江南地區的某些地方還存在一換十三的情況，以后還曾暫時回落到一換六的水平，大致至清初就維持在一換十三的價格水平。

由上述金銀之間的比價變動情況來看，黃金是處于較為穩定的升值，銀則相對貶值的狀態。學者錢江搜集、整理了16—18世紀中外金銀比價變動情況（見表）。本來，整個明朝，黃金平均價格每兩折合白銀6兩4錢7分，約等于宋元時代平均價格（10兩3錢弱）的63%，最低曾達到折白銀1兩6錢7分。[29]

從下表中可以看出，海外白銀大量流入后，中國明清兩朝金銀比價出現了一個明顯變化趨勢，16世紀30年代開始從1∶6左右逐漸上升，17世紀初基本上穩定在1∶7—8左右，30年代后上升至1∶10—13左右。即使中國市場黃金和白銀之間的比價變成l:13，這一價格水平仍然要遠遠滯后于同時期歐洲金銀比價。在1492年以前，東方中國和印度的金銀比價還是1:5的時候，歐洲就已達到1:11或l:12。在歐洲頻繁發現銀礦后，從1519-1650年，金銀比價從1:11變成1:15.5左右，僅中間短暫時期內保持在1:10.6。

而中國直到清中葉大概在乾隆時期金銀比價才達到1:15的水平，即到18世紀中葉，中國金銀比價已經基本上與歐洲拉平，甚或時有過之。日本、印度金銀比價經歷了與中國類似的過程，不過日本銀礦資源豐富，印度與歐洲通商歷史較早，因而其金銀比價與歐洲拉平時間早于中國而已。

結論及比較分析

上述考察表明，如此巨量的白銀流入，主要是中國通過海上貿易用商品交換而來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核心經濟體，這種核心地位是基于它在工業、農業、（水路）運輸和貿易方面所擁有的絕對與相對的更大的生產力。中國的這種更大的、實際上是世界經濟中最大的生產力、競爭力及中心地位表現為，其貿易保持著很大的順差。這種貿易順差主要基于它的絲綢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另外它還出口黃金、銀錢以及后來的茶葉。這些出口商品反過來使中國成為世界白銀的“終極秘窖”。世界白銀流向中國，以平衡中國幾乎永遠保持著的出口順差。[3]

除了貿易順差之外，世界白銀流入中國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的金銀比價一直低于外國金銀市場的比價，歐洲國家白銀的低價和中國的白銀高價帶來了套匯獲利的機會。16、17世紀間，中國社會內部產生的對白銀的巨大需求，推高了銀價。受利益驅使，日本、歐洲白銀被大量運往中國。從1550年到1645年明朝滅亡前的百年間，從海外流入中國的白銀大約有14，000噸之多，是這一期間中國自產白銀總量的近10倍。[30]

歷史總有驚人相似的一幕。改革開放以來，發展加工制造業和對外貿易，中國積極融入世界經濟，極大地促進了經濟增長。與晚明時期類似，出現了持續的巨量貿易順差，外匯儲備過多，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出現了嚴重的人民幣套匯現象。晚明一直到19世紀初，中國對外貿易長期順差，白銀大量流入，這與當時中國的經濟實力相匹配的，當時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人均產出和收入與西歐相比并不遜色。在銀本位制下，白銀大量流入滿足了國內貨幣需求，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市場，促進了商業發展和農業、手工業的專業化生產，江南等地早期的工業化也藉此得到了發展。但遺憾的是，晚明政府從打擊海上敵對勢力等政治需要出發，對海外貿易嚴格限制，海外貿易遠未能發揮其對市場開拓、專業化生產和資本形成的推動作用，使得晚明中國與工業革命失之交臂。

與晚明抑制外貿發展的做法相反，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大力鼓勵外商直接投資，發展對外貿易，實行“獎出限入”的傾斜政策，通過各種手段發展出口，對進口實行一定限制。這些傾斜政策加上勞動工資偏低，社會保障不健全，環保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等，都降低了出口企業成本，增強其價格競爭力。近年來，除傳統的加工貿易外，高能耗、高污染資本密集型制造業發展過快，化工、機械、汽車等行業出口迅速擴大，我國貿易順差過快增長。更加糟糕的是，當前的巨額順差是在人均收入很低的情況下出現的，這在中外歷史上非常罕見。類似地，美國在1874年以后的90多年間，德國從1880年代到“一戰”前夕以及1952年至今，日本從1981年到最近，對外貿易均長期順差。這些國家在上述階段經濟較快增長、人均收入水平較高，儲蓄相對投資過剩并不奇怪。當前我國人均收入水平低，資本對勞動力的比率遠低于國際平均水平，資本相對稀缺。此時消費和投資需求理應較大，更可能出現儲蓄對投資的不足也即貿易逆差。而且晚明海外貿易順差導致白銀流入，在銀本位制下直接增加了貨幣供給，促進資本形成和經濟發展，且不存在外匯風險問題。目前我國外貿持續順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扭曲導致的。當前外貿順差過大加大通脹和資產價格波動壓力，我國外匯資產面臨較大的匯率風險。

從根本上說，晚明和當代中國對外貿易共同問題是，政府對經濟活動干預過多，影響了市場作用的充分發揮。歷史教訓提醒我們，不能簡單地評判持續的貿易順差的優劣，關鍵是貿易順差與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等因素是否相適應。我國當前應當調整傾斜外貿政策，減少經濟對外貿的依賴，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增強內需，否則就沒有理由對中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持樂觀態度。

“賭性”“瘋狂”背后——昔日江西首富的財富泡沫史

彭小峰崇尚規模和速度，任何項目均要求最快和最大，“賭性”、“瘋狂”等字眼時常伴隨左右，這也為其三次創業失敗埋下伏筆，關于他，其實有兩個故事：一個是“屢戰屢敗”的故事，一個是“屢敗屢戰”。

一 個曾經將創立2年的企業推到美國資本市場，并成為當時中國企業在美國完成的最大規模IPO的人，一個曾以數百億元的身家成為中國最年輕的新能源首富和江西省首富的人，如今卻逃亡海外，成為“紅通令”上的通緝犯。他就是曾經的勵志楷模彭小峰。

01

草根的逆襲

彭小峰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市安福縣農村，自小成績優異，初中畢業時，他以當地中考第一名的成績，填報了江西外語外貿職業學院國際貿易專業。因為當時的中專一畢業就有工作，比上高中吃香，還可以“學喜歡的外語”。

每月工資他都存起來，作為未來留學的費用。但他逐漸明白，照這個存錢速度和工資，怕是等到愛因斯坦獲得諾貝爾獎的那個年齡，他還窩在吉安。

1997年，22歲的彭小峰揣著2萬塊錢，來到蘇州，花700塊錢租了套房子，做外貿。當時大陸很多人先將商品賣給港臺后，再銷往國外。但他擁有跟外商打交道的經驗，能夠跳過中間的代理商。

幾個月后，他成立蘇州柳新集團，做實業，生產化纖手套、口罩等勞保產品。長途奔波坐火車，沒座位，他就拿著報紙鋪在火車過道上。一幫人出去談生意，常常6個人住一間房，人多，又打地鋪。

留學研究物理的夢想早已消散。勞保行業的空間有限，對炒股、炒房又不感興趣，他想找到一個大平臺、大金礦。

2003年前后，他去歐洲參加商業會議，發現關于新能源的議題討論火熱，便找來各種雜志資料，研究風能、垃圾發電等行業信息，最后決定進入光伏產業。

2005年，他的太陽能項目在江西新余落地。據稱，彭小峰因為一場車禍困在新余，跟時任新余市市長汪德和密談半小時，最終將地址從蘇州遷到新余。

當時，彭小峰測算投入需要5億元，賬戶上只有3億元。他當時提了兩個條件：一是要求新余24小時供電；二是要求新余市政府支持2億元。

彼時，光伏項目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香餑餑”。為了引入新余市政府可謂不惜血本，不僅答應了彭小峰的兩個條件，之后的每年，還以各種方式對其進行大金額的補貼和優惠。

彭小峰將公司取名為賽維LDK太陽能高 科技 有限公司，LDK三字母中L，指的是light，光；DK，就是漢語“奪魁”二字的首字母，合起來，是超越光速的意思。這是他對“速度”宗教式崇拜的下意識投射。在經營勞保事業時，他就用這幾個字母，名片上的英文名字是Light DK Peng。

成立伊始的賽維避開了當時門檻較低、競爭激烈的組件市場，從硅片切入，往產業鏈上游走，事后證明這是明智的選擇。

做勞保事業，花7年，他做到亞洲規模最大；做光伏賽維，花2年，30歲剛出頭便成為中國新能源首富，用不了多久，公司便沖出亞洲，成為全球最大的太陽能硅片企業。

2007年6月，賽維LDK在紐交所上市，并創下中國企業在美IPO的募資紀錄。在賽維LDK達到市值巔峰的102.85億美元時，彭小峰的個人身家也水漲船高，以30億美元的身家位列當時的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第六名，新能源富豪榜第一名。賽維成為江西省第一家在美國上市的公司和全省第二大納稅企業。

那是彭小峰事業生涯的巔峰時刻。他的創業路徑于此時萌芽，并逐步成型：敢于闖進一個陌生領域，以速度為核心，走資本包裝、大干快上、上市融資、全面擴張之路。

02

光伏退

2011年，光伏產業的境遇急轉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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