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海外神仙庫影視(求對《聊齋志異》（原文，不是影視片）的詳細評論（追加20—30分）)

景與奇特的形象互相映襯，由此派生出離奇的情節，產生奇譎的藝術效果。《聊齋志異》經常出現“浮云在天，時闔時開，奇峰斷處，美人忽來”的境界。《鞏仙》篇寫鞏道人成全尚秀才。“袖里乾坤真笛大”，“離人思婦盡包容”。道士展其袖，“中大如屋”，入則“光明洞徹，寬若廳堂，幾案床榻，無物不有”。有情人在這里相會，“綢繆臻至”，共同吟詩，互相對句，婚配生子。

這里毫無“催苛之苦”，而儼然是世外樂園。幻境描寫之奇，令人叫絕。再如“星宿已繁，崖間忽成高第” (《錦瑟》)；“一日，歸頗早，至其處，村舍全無……

一轉盼間，則院落如故，身固已在室中矣”(《張鴻》)；深山石室，“光明徹照，無須燈燭”。洞內有大葉類芭蕉，用以剪綴作衣，“綠錦滑絕”；“女取山葉呼作餅，食之，果餅；又剪作雞、魚烹之，皆如真者”(《翩翩》)；……這一切在實際生活中是不可能發生的。《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舌戰群儒”、《紅樓夢》中的“秦可卿出殯”有關場面的鋪陳，盡管存在藝術上的夸張，卻畢竟是生活的反映。以上列舉的《聊齋志異》中有關幻境的描寫，則純屬“蜃氣五色，結為樓臺”的虛幻。

離奇的情節、奇特的形象和譎幻的場景，三者的一致性正是這類作品的一個顯著的特點。《書癡》中的顏如玉仙質凡態，亦人亦仙。她的出場就帶有濃重的神奇色彩。這篇小說寫郎生積好成癡，積癡成魔。“一夕，讀漢書至八卷，卷將半，見紗翦美人夾藏其中。”“一日，方注目間，美人忽折腰起，坐卷上微笑。”

郎生在驚駭中一再叩拜，美人則“下幾亭亭，宛然絕代之姝”。論言談、舉止， 美人無異于常人：如伴生下棋，授以弦索，戲謔飲博，談情說愛，無所不善，只是不贊成郎生讀書。她認為徒讀無益，而郎生之所以不能騰達，正因為太專心讀書了。她有言在先，“若不聽，妾行去矣。”果然生一旦“忘其教”，女則渺；生伏以哀祝，矢不復讀，女才從書卷上下來。從美人的忽隱忽現和未卜先知來看， 卻分明不是凡人。

大抵成功之作，莫不植根于社會生活。而如何反映生活，卻又取決于藝術構思。由此可見，構思正是將生活變成藝術的中心環節。在如何反映生活的問題上， 大體有兩種方式：一種偏重真實地摹寫生活。當然在構思過程中不免對生活素材有所取舍，剪裁，集中，生發；也不排斥發揮想像的作用。一種是以表現理想為主，著重運用藝術的想像、聯想和幻想，間接地反映生活。《聊齋志異》中的多

在這里虛幻并非荒誕不稽、虛無飄渺的空想，它不是把人們引向茫茫太空， 而是啟發人們深化對現實社會的認識。由于作者長期生活在底層，對世俗各色人等無不爛熟于胸，因此筆端富于濃郁的鄉土氣息和質樸的人情味。仍以《鞏仙》為例，如果說“袖中乾坤”的異想天開，正是對封建社會等級森嚴這一本質的反撥，那么就題材而言，卻是對當時社會生活中司空見慣的愛情悲劇的提煉。窮書

生尚秀才和曲妓惠哥相戀，“矢志嫁娶”。然而好景不常，惠哥因被魯王召入供奉遂絕情好。寓質樸于神奇，正是這類作品的風格特色。其中某些情節以白描的手法和樸素的語言描摹人情世態，可謂刻畫入神，力透紙背。如開篇寫鞏道人求贍王，“閽人不為通”，“中貴見其鄙陋，逐去之；已而復來。中貴怒，且逐且撲。

至無人處，道人笑出黃金二百兩，煩逐者覆中貴：‘為言我亦不要見王；但聞后苑花木樓臺，極人間佳勝，若能導我一游，生平足矣。’又以白金賂逐者。其人喜，反命。中貴亦喜”。如此層層行賄，道士才得以從王府后門進去。侯門似海， 欲見之難難于上青天!攝此一瞥，對封建社會的弊端，暴露得何其鮮明!袖里乾坤，中有天地、有日月，離人恩婦可任其往復自由，浮思翩躚，神奇色彩盈目。惠哥十八人府，十四年后賴鞏道人神力襄助，得以與尚秀才團聚。其間寫尚秀才雖白金、彩緞不為所動；王“命遍呼群妓，任尚自擇”，尚一無所好，惟堅持初衷：

“但賜舊妓惠哥足矣!”書生癡情，質樸、純真之態可掬!奇譎和質樸貌似對立，被作者運以巧思，化為形象，天衣無縫、水乳交融地結合在一起。“看不見的和諧比看得見的和諧更好”，4因而這類作品呈現出一種獨特的風格美。

單純的奇譎，能使人感到新鮮，激發讀者的好奇心，引起強烈的興趣，從而得到一種審美的喜悅。但是這種審美作用不會持久，一旦讀者的好奇心得到滿足， 隨即興味索然。奇譎和質樸相結合，才能產生系人情思、耐人尋味的藝術魅力。

這樣的藝術風格在審美價值上不僅超過單純的奇譎，而且也勝過單純的質樸。蒲松齡的詩以質樸見長：或狀物寫景，或直抒胸臆，很少雕琢夸飾。例如“黃沙迷眼驕風吹，六月奇熱如籠炊。午時無米煮麥粥，沸湯灼人汗簌簌”。這一類的詩反映生活艱難，好在本色、自然，有真情實感，然而缺少新奇的美。“詩人所描繪的事物或真實之所以能引起愉快，或者由于它們本身新奇，或者由于經過詩人的點染而顯得新奇。” 《聊齋志異》與蒲詩相比較，盡管體裁、樣式不同，但是由于前者能夠將質樸和奇譎熔為一爐，因此在藝術造詣和審美價值上都超過了后

者的成就。

含蓄和犀利的統一

我國歷代詩歌的優良傳統，都講究藝術的含蓄。作為藝術美的一種特質，含蓄對其他樣式的文藝作品，同樣是必須具備的。《聊齋志異》之所以耐人尋味，能夠引起欣賞者的想像和聯想，是和作品運用蘊藉深厚、余意不絕的表現手法分不開的。在這里，含蓄既不同于浮躁淺露、竭盡無余，也不等于佶屈晦澀，莫測高深。《聊齋志異》含蓄的獨特性表現為寓賞罰于嬉笑，在藝術風格上形成含蓄和犀利的和諧統一，其具體表現如下。

一曰：表意在此，蓄意在彼。《八大王》篇寫巨鱉報恩；巨鱉為報馮生放生之厚德，將鱉寶嵌入馮生臂上。馮生“由此目最明，凡有珠寶之外，黃泉下皆可見”，不久富埒王公，又得肅王三公主為妾。從表面上看，《八大王》的主題思想似為對好生之德的頌揚：馮生因不忍殺生，終得好報。實際上作品更深一層的寓意卻在于暴露封建當權者的貪婪，針砭封建制度的腐朽和弊端。作品中的所謂

南都令尹，不過是終日沉湎享樂的醉鬼。藩王、王妃以及依附于藩王的中貴，也都是一群貪賄元藝之輩。“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而禍福之間純靠行賄疏通關節而轉化。馮生因得寶鏡留三公主影而獲罪于肅府藩王，王大怒，原擬問斬， 但是馮生卻偏偏以羅致“天下之至寶”為誘餌，大賄中貴人使言于王，而得以免誅；生妻亦以珊瑚鏡臺納妃而化禍為福；最后生妻“歸修聘幣納王邸，赍送者迨千人。珍石寶玉之屬，王家不能知其名”，同樣也是靠大賄消災弭禍，因禍得福：

“王大喜，釋生歸，以公主嬪焉。公主仍懷鏡歸。”財寶足以通神，馮生深悉其中三昧，故能化險為夷，人財兩得。作為封建社會的暴露文學，這篇作品在《聊齋志異》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從蓄意的深刻性來說，《小翠》同《八大王》也頗有類似之處。全篇寫狐仙知恩而報，潛在之意卻在于揭露官僚政官之間的兩種關系：同派系之間互相庇護，重金賄賂；不同派系之間則互相彈劾，互相傾軋。

懂得《聊齋志異》這方面的風格特色，有助于透過蒲松齡的春秋筆法，探索作品的深刻寓意。

二曰主旨在此，副旨在彼。《成仙》篇描述成生和周生之間的深厚友誼是經得住生死考驗的。作品通過成、周如何先后看破世情、終于偕隱的本事，重在宣揚“忍事最樂”，這是小說的主旨。此種超脫凡塵的出世思想固然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作者不滿現實的“孤憤”之情。但是從成生急友之難，奮不顧身地為周生打官司的曲折歷程來看，作品在揭露封建社會官場的黑暗、腐敗和徇私枉法這一點

上，又是觸目驚心，具有一定典型意義的，這正是小說的副旨。哪怕是皇帝“著部院審奏”的冤案，只要吏部肯向承辦的院臺“納數千金，囑為營脫”，仍可“得朦朧題免”。黑幕重重，世事可知!難怪成“自經訟系，世情盡灰”，這才“招周偕隱”。將“偕隱”當作避世的逋逃藪，固然有欠積極，卻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會的某些本質方面。特別是人物之間的某些對話，不僅富于鮮明的個性特點，而且具有極大的尖銳性，往往能一語道破社會的癥結所在。周以黃吏部仗勢欺人，“氣填吭臆，忿而起，欲往尋黃”。成生勸說道：“強梁世界，原無皂白，況今日

官宰半強寇不操矛弧者耶?”由于成生諫止再三，周生才不去找黃，但是總咽不下這口氣。他以為“邑令為朝廷官，非勢家官，縱有互爭，亦須兩造。何至如狗之隨嗾者?”從而具狀告官，呈治其傭，沒料到官官相護，縣宰不僅將狀子“裂而擲之”，而且將生逮系囹圄。成生看透世情，如實地把官宰看成“半強寇不操矛弧者”，正是他見解過人之處。相形之下，周生則顯得天真幼稚。但是，百聞不如一見。他不相信的“狗之隨嗾”這一類的官場穢聞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他自己在冤獄中幾經磨折，逼人死港，就足以警世發聵。《濰水狐》與《成仙》有異曲同工之妙。該篇描述狐化身為老翁，稅居李氏別第，彼此友好往來，感情融洽。對友誼的歌頌是其主旨。精彩之處在于借翁之口對邑令極盡挖苦之能事。翁對凡是愿意交好的一律來者不拒，“獨邑令求通，輒辭以故”。李追究其原因，翁才悄悄說了實話：“君自不知，彼前身為驢，今雖儼然民上，乃飲糙糙而亦醉者也。仆固異類，羞與為伍。”驢見“束芻”則帖耳輯首，喜受羈勒，此處活用《教坊記》蘇五奴典：“但多與我錢，雖飲糙(蒸餅)亦醉”，用以諷喻邑令貪婪虐民的本質，可謂妙語解頤。

三曰寓莊于諧。《聊齋志異》中的諷喻性作品，往往于談笑風生、諧謔幽默中，包含著對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等社會邪惡勢力的尖銳的抨擊和辛辣的嘲諷。

《司訓》就是這類作品中比較出色的一篇。它描寫一位聾教官，不聽狐友的勸告；舍不得辭撣教職，結果以聾取罪，仍被免官。有一天，執事文場。唱名畢，學使退場與諸位教官在一起聚餐，“教官各捫籍靴中，呈進關說”。一會兒學使笑問聾子為什么惟有他無所呈進，聾教官茫然不解。“近坐者肘之，以手人靴，示之勢。”恰巧聾教官靴內藏著為親戚寄賣的房中偽器，他還以為學使就是要這樣東西，便“鞠躬起對日：‘有八錢者最佳，下官不敢呈。’一座匿笑”。而聾教官卻挨了學使一頓臭罵，被攆了出去，從此罷官。讀了這樣的作品，誰不啞然失笑呢?!堂堂學使卻公然向教官索賄，已屬穢聞；更添一聾教官，畸人快語，適足令人噴飯。作品運用笑的投槍，挑開了學使之流偽君子的假面具。寓莊于諧，正是這類作品批判功能的集中表現。

四曰寄鋒芒于溫馨、哀怨之中。有些作品分明是溫情脈脈的愛情故事，然而并不重在謳歌愛情，而是從溫柔之鄉透露出作者對貪官污吏的無情揭露。有的則在步步生悲的愴惻氣氛中潛藏著對封建統治者的怒斥。前者可從人們熟悉的《伍秋月》、《阿寶》等名篇得到印證。后者以《公孫九娘》、《林四娘》為杰出的代表。《公孫九娘》篇將幻想中鬼界的嫁娶描寫得活靈活現，與人世并無二致。

萊陽生被朱生的鬼魂拉去為甥女證婚，與公孫九娘邂逅相識。經朱生和甥女的介紹，生入贅其家。從寫鬼嫁人的角度來看，這類題材在《聊齋志異》中不在少數。

但是作者在《公孫九娘》篇中的著眼點，卻在于抒寫屈死的冤魂對幸福生活的憧憬和向往，渴望歸宿而不可得的怨懟和悲憤。這位才貌出眾的九娘，正是受到于七一案的株連橫遭殺戮的無辜者。她在血泊中化為死無葬身之地的游魂，甚至對生者的“骸骨之托”都未能如愿。與開篇“碧血滿地，白骨撐天”的慘相相呼應，作者在“冷露團團，含意未吐”的曲筆和結穴中，對屠殺者的血腥罪行給予了怒斥和控訴。

我們讀優秀的古典文學作品，往往感到其中的藝術形象大于作者的主觀思想，這顯然是現實主義的勝利。作品只要堅持從生活出發，形象本身所蘊含的思想意義，就可能是作者還沒有意識到的。比如《紅樓夢》通過寶黛的愛情悲劇揭露了封建家族的黑暗和沒落，從而顯示了封建制度瀕于崩潰和必然滅亡的命運。

委曲和真摯的統一 如同含蓄能啟發人對美的探索，委曲也能給人以雋永的審美樂趣。18世紀英國美學家荷迦滋，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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