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清朝對外貿易政策的演變(從隋朝到清朝的經濟演變)

練兵、制器造船、鐵道礦山、電訊郵政、教育考試等都 屬于其職掌范圍。但總理衙門的外交職能按照實施方式可分 為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其內部職能包括遣使、設領、協調 地方對外交涉，外部職能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外交禮儀 之擬議與辦理。在外交禮儀之爭中，最為激烈的是外使覲見 問題，爭論至最后，于光緒十六年清政府正式規定：“每歲 正月，均由總理衙門奏請定期覲見，并在該衙門設宴款 待⋯⋯續到使臣，按年覲見，至國有大慶，中外歡騰，并著 該衙門奏請筵宴。”（《清實錄》（德宗朝），卷291 ，第1 頁） 至此，百余年來的覲見問題得以解決。第二，總理衙門還負 責外交國書的收受與掌擬。《大清會典》出使大臣條載“凡 聘問各邦，則皇帝頒給國書，使臣奉以將命”。該條下注云： “國書由總理衙門擬奏，奉準后，咨送軍機處繕請御寶，發 交總理衙門，給使臣齊往所至之國，親遞以通好，使臣三年 期滿，亦請頒給辭任國書，發交總理衙門驛寄使臣親遞。”第

三，辦理往來慶賀事項。此外，總理衙門還掌管對外交涉的 重要職權，如掌理各國盟約、勘訂疆界、保護華工、劃定租 界、息借洋款等等。

清朝后期實行的對外政策是什么

簡論清朝對外政策的演變及特征

江蘇海安縣紫石中學 陳小軍（226600）

所謂對外政策，主要是指一國對國際形勢、國際關系和國際事務的考察認識、判斷評價及相應的決策措施。

19世紀及20世紀初，清朝對外政策的演變及特征在現行中學歷史教材中比較零散，未形成明顯的特征框架。筆者按其歷史發展的進程將清朝對外政策的演變大致分為四個歷史時期：

第一個時期，1840年鴉片戰爭以前，貴華賤夷，閉關鎖國，清朝與周邊國家維持著長期的和平。當時清朝認為中國是優越和強大的，是世界的中心，四周的藩屬鄰國以至海外列國是落后野蠻的，應該向中國朝拜進貢。自中外通商以后，清統治者視來華的西人為非我族類的野蠻人，認為應嚴格加以防范。在這種意識支配下，19世紀初的清朝基本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但仍留廣州一口對外貿易，并不拒絕與各國交往，只是強調對方必須承認中國為天朝上國，追求名義上的藩屬朝貢關系，重視名分禮儀等細節。

第二個時期，19世紀40至50年代，清朝缺乏主權觀念，但增加了開眼看世界的意識。鴉片戰爭后，西方殖民者蜂擁而來，中國最初的反應主要是從族類和文化兩個層面對待西方的入侵，不是以是否損害國家的主權和民族的實際利益為對外交涉的目的，而是以是否見容于自身的傳統和陳腐的體制為圭臬，因此常常出現以主權換定制的可悲局面。《望廈條約》簽訂過程中，美國特使顧盛正是以進京為要挾（這違反所謂朝貢體制），換取了清廷對包括領事裁判權和最惠國待遇在內的大量利權的讓步。另一個典型事例是《北京條約》簽訂后，咸豐帝躲在避暑山莊，一不痛心割讓九龍，二不吝惜巨額賠款，卻斤斤計較認為派員駐京“最為中國之害”，因為公使駐京是對清朝體制的挑戰。

與此同時，由于西方列強的侵略，清朝產生了危機意識。在受到鴉片戰爭刺激后，一批愛國開明之士產生了強烈的求知欲，他們開始睜開眼睛看世界，了解國際形勢，研究外國史地。可惜的是，《海國圖志》、《瀛寰志略》等書在中國并未得到足夠重視。

第三個時期，19世紀60至80年代，籌辦洋務以自強，以夷制夷維持和局。此時期清朝在西方武力威脅下先后實行被動開放和主動引進。對外意識的主流也從華夷意識轉變為以西方為學習與交涉對象的洋務意識。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打進北京火燒圓明園，徹底打破了清朝統治者的天朝迷夢，承認遇到了“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因此必須重新認識世界。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在西方列強的強烈抗議下，清政府規定今后“夷人”均稱為“洋人”，“夷務”均叫“洋務”。這不僅是名稱上的變化，也意味著對外政策的變化。《天津條約》允許外國公使駐京，標志著西方列強開始干涉控制中國的內政外交。清政府設立了總理衙門管理一切對外事務。中國洋務派開始在“自強”、“求富”的口號下大辦洋務。

19世紀中期以來，清政府主要依靠傳統的馭夷之術處理中外關系，主要外交策略是以夷制夷和均勢外交，即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使其互相牽制。但是以夷制夷和均勢外交必須以利益為誘餌，是以喪失國家利益為代價的，只不過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者而已，結果只能是一次次的喪權辱國。

第四個時期，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初，一次圖強變法的失敗和逐漸喪失抗拒外強的信心。中國人民反抗外強的方式發生變化。甲午中日戰爭，大清帝國竟敗在“東夷小國”日本手下，被迫簽訂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這既使中國人感到奇恥大辱，又刺激了中華民族的覺醒。同時它還引發了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華民族的生存受到嚴重威脅。進化論的傳入使中國人的危機意識愈加強烈。康有為發起保國會，以恢復主權為目標。他研究了各國變法的歷史經驗教訓，最后選擇了日本明治維新和俄彼得大帝改革的道路，指出“以俄大彼得之心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他還斷言：“我朝變法，但采鑒于日本，一切已足。”殊不知中日國情不同，戊戌變法由于守舊勢力遠遠超過維新勢力以及其他種種原因而告失敗，中國失去了19世紀最后一次主動變革、選擇獨立自主發展方向的機會。

1900年義和團運動失敗后簽訂了《辛丑條約》，清廷徹底放棄了對抗外強的決心，只是試圖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和猜忌勉強維持。而伴隨國際法的傳入和中華民族的覺醒，中國反抗外強的手段和方式有所改變，即由以暴力驅逐外人、全面排拒西方變為以國際法為依據的文明的理性的方式。如1905年收回路權和抵制美貨活動，開啟了中國收復主權、利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歷史進程，表現了對外主權意識的覺醒和文明、理性的對外精神。

晚清外交改革的意義是什么

自從1840年西方洋炮轟開中國封閉的城門之后，泱泱中華大國在對外界毫無了解。也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被迫同西方國家發生交往。人們說,弱國無外交。這是指獨立自主的外交。近代百余年來,在與西方各國交往中，西方人總是牽著中國統治者的鼻子走，后者不是委曲求全，局勢虛于應付，很難看到獨立與自主。連長期主持外交的李鴻章也為此發出感嘆：“然所謂遇剛則柔，遇柔則剛，既物定見，復少恒心，……聞者能毋愧憤欲死?”然則,我們若深入研究下去,便會發現,那時的中國政府所實施的外交是很有研究價值的，此處我們著重研究其外交思想。

一、“外交”及“外交思想”的含義。

“外交“一詞在中國使用要比西方早得多，但其意義與今天外交的意思完全不同。古語“外交”是指為人臣者私見諸侯或者個人之間的交往。《國語.晉語》講：“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中國古代把國與過之間的交往叫做“邦交”.“外事”，清末則稱為“外務”或是“夷務”。

1796年，愛德蒙.伯克使用”displomacy”一詞，意思是指處理國際交往和談判的技巧和談吐。從此，近現代意義上的“外交”概念才流行開來。

牛津字典中對外交的定義：“外交就是用談判的方式來處理國際關系；是大使和使節用來調整和處理國際關系的方法；是外交官的業務或技術。”在辭海中為：“國家為實行其對外政策，有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外交部.外交代表.機關等進行的諸如訪問.談判.交涉發出外文件，締結條約.參加國際會議和國際組織等對外活動。外交是國家實現其對外政策的重要手段。”

英國著名外交家薩道義指出：“外交是運用智力和機智處理各獨立國家的政府之間的官方關系，有時也推廣到獨立國家和附庸國家之間的關系；或者更簡單地說，是指以和平手段處理國與國之間的事務。”

綜上所述，純粹意義的外交實際包含兩個方面的意思：一是指任何以主權國家為主體，通過和平方式，對國家間關系和國際事務的處理；二是指一種維護國家利益，執行國家外交政策的工具。但是，外交作為主權國家的行為及維護國家利益和執行國家外交政策的工具的性質，它的實質是始終不會變的。

一個國家制定并實施的對外政策，不僅反映了整個民族的利益和愿望，而且代表了國家對外部世界所持的態度。而外交思想，就其內涵來說，是指國家利益的代表者在對外交涉中，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以積極的態度去了解所遇對手，并自覺地運用國際上公認的法律和準則，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對外斗爭過程中形成的理論和方針。當中國的歷史進入近代后，伴隨著對傳統夷夏觀的反思與批判，世界意識及國家主權觀念的萌發，外交思想的演變經歷了一個突破傳統外交觀念的艱難過渡歷程。

二、中國近代外交思想及其演進。

1840年之前，中國歷代統治者均以“天朝上國”自居，視所有外國人為夷蠻戎狄，除了朝貢和宗藩關系外，不承認其他形式的中外關系，外交因此成為王朝政治的附屬物，成為大一統的封建王朝對外宣揚國威的手段。到了近代，西方列強侵入中國，打破了東亞地區存在了近2000年的封建宗藩體系，中外關系出現了新的割據。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是中國墮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中國外交因此開始與喪權辱國相聯系，并成為影響中國社會發展的重大因素。

在鴉片戰爭以后，西方資本注意列強紛紛打入中國，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政治領域內，中國的主權領土開始被割裂，主權完整開始遭到破壞，已經喪失了獨立自主的地位。經濟上，外國商品源源不斷地涌入中國，逐漸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基礎，使中國日益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的附庸。在這樣一種社會背景下，中國近代外交開始出現。

（一）中國晚清時期的“和戎”、“自強”的外交思想：

晚清時期的中國政府，既不能像列強那樣推行強權外交，也不能在國際舞臺上有同等的發言權。當時面臨的外交形勢是：走出國門，走向世界，打破閉關鎖國的狀態，積極開展國際交往。了解列強情況，運用國際慣例和外交手段，在紛繁復雜的國際關系中維護國家的利益，反對列強侵略成為勢須完成的外交任務。但是，在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下，“和戎”.“自強”成為人們主要的外交思想。這一思想體現了外交與內政的緊密結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將外交視為內政的延續。其中和戎是自強的必要外部條件，而自強則是為培養外交實力，二者緊密聯系，相互作用，共同構成當時的總體外交戰略，在當時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就“和戎”而言，“和”是中國傳統外交思想所遵循的基本原則之一，各朝各代歷來奉行“和戎”政策，力求“協和萬邦”。在具體策略上主張“既來之則安之”，“柔遠人則四方歸之”。當“蠻夷”向華夏發起挑戰時，傳統辦法是剿（以戰止戰）或剿撫并用，有時甚至用“和親”以達到“和”的目的，從而維護儒家禮儀規范下的和局。晚清政府主辦外交的重要人物李鴻章等人的外交思想正是以儒家思想為基礎。

1862年，李鴻章初到上海，發現這里與內地相比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地方，這里“華洋混一，已成局勢”。這當然是他不情愿看到的情形，但是他發現，這又是一個認識洋人，理解列強，尋求與之交往途徑的好地方。他時時留心西洋時事，令人逐日翻譯英文報紙供他閱讀。李鴻章悉心體察中國同僚與洋人打交道的成功或失誤，從比較中判斷得失、利弊，逐漸形成自己的認識，摸索出一條與列強交往的合適途徑。他認為，與洋人打交道的正確態度是“剛柔調劑”，該剛則剛，該柔則柔，不卑不亢，保住國體，不失面子，不喪主權 要達到這個境界，就必須以儒家思想倡導的忠、信、篤、敬四字為準則。李鴻章還接受了郭嵩燾等人積極鼓吹的“循禮外交”思想。在郭嵩燾等人看來，“循禮外交”是實施“和戎”外交戰略的重大而具體的舉措。郭嵩燾認為，在當時情況下，處理外交事務，要把握三個字：理、勢、情，而最重要的又是理和勢。歷史在變，形勢也會變，熱門要善于適應形勢百年化而把握，據理辦外交。李鴻章對“循禮外交”身體力行，在思想上多有發揮。并在其長達3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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