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清朝對外貿易的特點全球化(在明清時期什么樣的變化導致中國開始三百年的下降(政治 經濟等))

史繼承前一時期的巨大轉折和變化，向著更為深廣的方向發展。在歐洲和北美，封建主義、殖民主義的基礎受到沖擊，資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來臨，世界歷史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但是，與歐美不同的是，同一時期的中國封建勢力卻空前加強，社會經濟開始逐漸走向衰落。在西方資本主義興起和發展的時候，明清時期的中國卻逐步落后于西歐各國。

一、明清時期中國社會經濟的近代化發展

（一）區域經濟的發展。各具特色的區域經濟的發展是明清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和特點。中國地域遼闊，南北東西自然條件差異很大，發展背景各不相同。明清時期各區域的發展軌跡與特點也有較大的差異，從而形成幾個頗具特色的經濟區。

1、高效農業與絲、棉紡織業并重的江南經濟。以太湖平原為中心的江南，自唐宋以來一直是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明清時期江南的發展主要是合理利用現有農業資源，進一步提高生產的集約化程度。高投入高產出的農業經營方式是江南經濟的特色之一；農副產品加工業，特別是絲、棉紡織業的發達是江南經濟的又一特色；市場發育起步較早，以農副產品加工、集散為主的市鎮密布；城鎮人口和非農業人口比例較高，其都市化程度遠遠走在全國前列。

2、以外貿為導向迅速崛起的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開發大體始于宋代，雖起步較晚但發展迅速，到清代中葉已躍居全國先進之列。農業生產結構的變化，市場機制的初步形成，經商人口急劇增長，一個以外貿為導向，以轉口貿易為中心的經濟格局正在逐漸形成。

3、華北平原區。華北平原的冀魯豫三省地處黃河下游，是中國歷史上開發最早的地區之一。12-14世紀的數百年間，這一地區屢經戰亂兵燹，經濟發展受到破壞，經濟地位逆轉。進入明代，政府的移民屯墾等項政策使華北平原經濟重新崛起，清代又有進一步的發展。明清時期華北平原經濟發展主要表現為種植結構的調整、農副產品加工業的興起和農村集市網的形成。

4、長江中上游地區—全國最大的商品糧輸出區。長江中上游地區以江西開發最早，從元末起江西開始向湖廣移民。兩湖地區的開發正是隨著江西移民的大量涌入開始的，明代中葉形成第一次高潮，清代前期為第二次高潮，并進一步推進到四川盆地。“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大規模的移民與開發過程相伴隨；到清代前期已形成“江浙糧米歷來仰給湖廣，湖廣又仰給于四川”的糧食供求格局。長江中上游地區作為全國最重要的商品糧輸出區的確立，不僅提高了其自身的地位，對于江南乃至全國經濟的發展也具有重要意義。

此外，清代是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時期，清王朝建立之后對邊疆地區進行了大力開發和治理。其中，經濟效益較著者當屬東北平原和臺灣。經過近二百年的移民開發，到清代中葉東北和臺灣的農業經濟都有了長足的發展，成為新的糧食生產基地；農產品加工業、商業等也有了初步發展，從而為以后更大規模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

（二）商品流通的發展。從明代到清代，全國商品流通的范圍和規模均有大幅度的增長，流通格局也有很大的變化。商品流通的發展是明清時期中國經濟發展中又一顯著特點。

1、流通范圍的擴大。明代長時期禁海，長江航運也不甚發達，南北貿易以運河為主干，東西貿易主要局限于長江中下游。清代隨著海禁的開放，華北平原、長江中上游諸省的經濟發展，以及東北與臺灣等新區的開發，沿海、沿江貿易都有大規模的發展。據《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一書估計，清代前期我國內河航運里程已達5萬公里以上，沿海航線1萬公里，基本已達到近代的規模[2]。另一方面，隨著清代國家版圖的擴大和邊貿的發展，新疆、蒙古與內地的貿易也有大規模的發展，山西商人開辟的從蒙古草原直抵俄羅斯的北疆陸路貿易線亦達萬里之遙。

2、流通規模的擴大。清代，全國商品流通的品種和數量都較明代有大幅度的增長。首先，糧食流通的增長十分顯著，運河、長江中流通的商品糧數量都從明代的數百萬石增至上千萬石，沿海的流通量更是大幅度增長；其次，隨著棉花、煙草等經濟作物種植的擴大，花生、蕃薯的引種和推廣，它們都成為清代流通中的大宗商品；隨著對外貿易的發展，呢絨制品、鐘表、眼鏡等洋貨的輸入也大為增加；而豆餅、麻餅、蘆葦、荊條、桑皮、香屑等低值商品成為長距離流通中的大宗商品，也是明代所罕見的。

稅收額的增長可從另一個方面反映流通規模的擴大。康熙年間全國關稅總額為120萬兩，乾嘉年間已增至四五百萬兩，120余年翻了兩番；關稅在全國財政收入中所占比例也從康熙雍正年間不足4%上升到12%左右。清代前期全國各主要稅關的稅則未見重大變更，稅率也未見有大幅度的提高，故稅收額的增加主要是商品流通量增長的結果[3]。

3、流通布局的變化。從明代到清代，全國商品流通最重要的發展應是宏觀布局的變化。即：從運河流通為主轉向以沿海、長江流通為主。明代禁海，南北物資交流主要依賴京杭大運河；清代隨著海禁的開放和長江中上游各省的經濟發展，沿海、長江航運逐漸取代運河成為全國最主要的流通干線。流通格局的這一變化既是全國性經濟布局變化的一個重要表征和組成部分，也代表著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流通布局的這一變化，在鈔關設置和稅收方面均有所反映。明代禁海，京杭大運河是全國商品流通的主干，全國八大鈔關有七個設在運河沿線，從北至南依次為：崇文門（北京）、河西務（清代移至天津）、臨清、淮安、揚州、滸墅（蘇州城北）、北新（杭州），這七關商稅占八大鈔關稅收總額的90%左右。清初運河七關全部保留下來，其后隨著沿海、沿江貿易的發展，清政府陸續增設了一批稅關，沿海稅關如江海（上海）、浙海（寧波）、閩海（廈門）、粵海（廣州）四海關，此外天津關、山海關等也逐漸成為北方沿海的重要稅關；長江稅關如夔關、武昌關、九江關、蕪湖關、龍江西新關（南京）等。

（三）城鄉市場網絡體系的形成。城、鄉市場網絡體系的形成，是明清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又一重要內容和組成部分。這一城鄉市場網絡體系，可分為流通樞紐城市、中等商業城鎮和農村集市三大層級[4]。

明清時期中國經濟中最具時代意義和歷史意義的發展，應是向市場經濟的轉化[5]。具體而言，就是政府對經濟直接干預的逐漸減弱，和市場機制在經濟發展中作用的不斷加強。這與希克斯在《經濟史理論》一書中所闡述的，從習俗經濟、命令經濟向市場經濟轉換這一世界經濟發展的總體趨勢是一致的。政府對經濟直接干預的減弱，與生產直接相關的是從明代中葉開始的一系列賦役制度的變革：力役折銀和匠班制的廢除，以及最終的攤丁入地，使農民逐漸擺脫了官府的人身控制；賦稅折銀則使農業生產與田賦脫鉤，有利于小農的自主經營。這一賦役制度的變革為各家各戶各地區因地制宜地發展經濟解除了枷鎖，提供了廣泛的可能。

到清代中葉，在全國范圍內已形成一個涵蓋廣闊、運作自如的城、鄉市場網絡體系。沿海、沿江貿易的發展逐漸取代運河成為最重要的流通干線，在沿海和長江沿線一批重要的流通樞紐城市相繼崛起，這些港口城市大多成為鴉片戰爭后最早的一批通商口岸；而在廣大農村，最遲在乾隆、道光年間，一個具有相當密度的集市網已經形成，這一基層集市網與處于流通干線上的商業城、鎮相聯系，溝通城鄉市場，使商品流通幾乎可覆蓋全國的每一個州縣，甚至每一個村落，從而將自然條件、發展程度各異的各經濟區域聯結成為一個整體，使地區之間分工互補，調整經濟布局，優化資源配置成為可能。明清時期中國傳統經濟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沒有重大突破的條件下，仍然保持著內在的動力與活力，主要就是市場機制在起作用。明清時期城、鄉市場網絡體系的形成，正是傳統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的一個重要標志。

明清時期城、鄉市場網絡體系的形成，也是中國近代化過程的一項重要內容。中國近代市場體系的形成并非始于開埠之后，至少從明代中葉已經起步，清代中葉已具有相當的規模。19世紀中葉外國資本主義入侵之后，并不是建立了一個新的市場體系，而是利用和部分地改造了中國原有的市場體系來為之服務。鴉片戰爭后侵略者選擇的通商口岸，幾乎全部都是明清時期，特別是清代前期發展起來的商業城市。在第一、第二次鴉片戰爭后依據不平等條約開設的主要通商口岸有廣州、廈門、上海、寧波、福州、潮州、天津、牛莊、鎮江、漢口、九江和煙臺等。這十幾個口岸在開埠之前商業均已相當的發展，它們或者是國家級的稅關所在地，或者是地區性的商業中心。

雖然明清時期商品經濟也發展繁榮，但是明清時期中國經濟近代化的水平較低。科學技術沒有在生產領域里發展起來，商品經濟沒有向著生產社會化的方向發展。

二、明清時期中國社會經濟的內向化發展

西方資本主義從16世紀起即開始了其全球化的歷程。16世紀上半葉至19世紀上半葉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發軔階段。這一時期正值中國的時清時代，與資本主義經濟的世界擴張不同，中國經濟出現了內向化演進的趨勢。正是這兩種不同的運動態勢，導致了中外經濟迥然不同的結果。明中葉至清中葉中國經濟向內向化演進，擴大了中西差距。

（一）中國內向化演進傾向形成有兩個歷史淵源。一個是周邊民族對中原社會的沖擊。這種內向化發展的模式是經過歷史的多次動蕩演化而來的。翻開歷史可以看到，在中國的周邊歷代有不少游牧民族或侵擾邊疆或入主中原。秦漢有匈奴侵掠北方；魏晉南北朝有羯、鮮卑、巴、羌、氐等少數民族流遷內地；兩宋有遼金割據北國；元朝有蒙軍縱橫江南。這些周邊民族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其力量與文明的分離；他們雖有強大的武力，但其文明發展均落后于中原漢族。這些周邊游牧民族侵入中原后又為中原文化所征服和改造，但他們的落后的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往往使中原經濟遭到破壞，甚至導致社會倒退。中原的封建統治者和社會民眾都對周邊其他民族抱有既鄙視又恐懼的認知定勢。另一個是華夏中心論的文化價值觀和世界觀。“漢官威儀，萬邦來朝”漸成為一種傳統；社會的價值取向一旦凝結成文化是很難改變的。明清時期這種華夏中心論進一步泛化。1793年英使馬戛爾尼來華，在覲見清帝時拒絕向乾隆帝三跪九叩，其不辭萬里來華的使命歸于失敗。一個自喻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一個向為天下唯一文明的國度。這兩者也許會相待如儀，但不可能誠心交往。清朝的統治者不僅拒絕開放外貿，而且抵制一切外來影響。外使苦心挑選的代表西方科技的禮品，在清廷主人看來僅是奇異的宮廷新玩物。

（二）中國明清時期政府對內抑商、對外抑制貿易的政策。商品流通的擴大有利于市場的擴大和生產的擴大，但它的政治、社會價值在統治集團和社會精英士大夫階層看來卻是負面的。14-18世紀中國進出口的長期順差，白銀大量流入，貨幣商品關系發展，封建倫理日益消蝕，“禮崩樂壞”，“世風日下”動搖和侵蛀著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和統治秩序。這一點明清社會與中世紀后期的西歐諸國的情況很不一樣。歐洲君主的斂財政策和雇傭軍制度使工商業發展的經濟價值與其政治價值趨于一致。這是這一時期中西方統治者對商品經濟不同態度的根本原因。如果說國內商業還有必不可少的社會需要，那么對海外貿易的態度則更能反映中國統治者的取向。游牧民族侵入中原簡單的商品經濟、有限的市場經濟始終不能引起生產社會化發展的變革。對海外市場的限制和漠視，使明清時期在封建社會內部騷動不安的商品經濟得不到一個新的市場發展空間。在封建社會后期，其內部孕育的市場關系非常需要一個寬松的市場空間予以擴展，變革中的生產關系需要新的市場需求來拉動，而海外貿易是一個最適合最有潛力的市場空間。希克斯說：“最容易發展成為必不可少的重要東西（即社會價值）的是對外貿易。但如果對外貿易要贏得這種重要地位，它所提供的機會必須大于國內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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