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湖南傳統戲曲的海外傳播研究(近代史上湖南出了哪些偉人？)

、《元明說書史》、《清代說書史》之類，可惜只完成了《宋代說書史》。陳汝衡還關注說書藝人，寫成《大說書家柳敬亭》B12、《說書藝人柳敬亭》B13兩書。作為幾十年來一直對說書藝術傾心研究的理論家，陳汝衡的成就是不言而喻的。

程毅中于1964年出版了《宋元話本》B14一書，該書介紹了說話的淵源、宋元的說話、話本的編寫和流傳；對“講史”的名目、體制、題材、主題思想、講史的歷史真實和藝術真實，“小說”的題材、篇目、本制、思想性、藝術性，以及“說經”的諸多問題作了精當的分析，本書還從話本的歷史意義、話本在小說發展過程中的作用、話本對其他文學作品的影響諸方面來強調宋元話本在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1980年出版的胡士瑩的《話本小說概論》B15追溯了說話的起源和演變，辨析了“話”、“說話”、“話本”的概念，說明了話本與小說、話本與平話、話本與詩話、話本與詞話的關系，唐傳奇、通俗文學與話本的關系，元、明的說書與話本的關系，清代說書與擬話本的關系。該書也考證了宋代說話的家數，點明了宋代話本的政治傾向和藝術特色，對公案小說和講史也有專章論述。該書作者從六十年代起四易其稿，至1980年才出版，可謂精心結撰。全書十八章，作者旁搜博引，資料翔實，研究透徹，使得內容非常豐厚，趙景深先生曾評價此書是“研究話本的百科全書”。

以上介紹的幾位學人在評書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然而，就其研究的對象來說，基本上是“古代說書”，用廣義的說唱文學的標準來衡量，還不是對現代意義上的評書的研究。嚴格地說，現代意義上的“評書”研究只有以下三部專著：

一是譚達先的《中國評書（評話）研究》B16。

譚達先是著名的民間文學專家，他自1953年開始研究中國民間文學，1982年出版了《中國評書（評話）研究》。他一生出版專著40余部，《中國評書（評話）研究》一書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全書分上下兩篇，上篇探討“評書的特點”，“評書的作用”，“評書的產生、發展”，“評書的種類”，“評書的傳統藝術形式：無韻評書”，“評書的新創藝術形式：有韻評書”，“評書的情節結構”，“評書的人物描寫”，“評書的語言特色”，“評書的表現手法”，“評書的套語、贊賦、韻語”共11個部分；下篇收有中國近代評書傳統作品選：《武松大鬧石家莊》（山西有韻評書）、《李太白趕考》（四川評書）、《古城相會》（蘇州評話《三國志》的一回）、《打黃蓋》（揚州長篇評話《三國》的一回）、《天波府比武》（蘇州長篇評話《楊家將》的一回）、《武松打虎》（揚州評話）、《西門豹治鄴》（吉林評書）等，讓我們了解了中國南北方評書、評話作品的基本面貌。書中還附錄了八個城市評書（評話）的活動資料選：1914年北平的書館和藝人簡況、20年代北平的評書和唱曲、20年代的江蘇無錫書場、20年代蘇州書場和名家一覽、30年代上海說書場、30年代的福州說書場、30年代的山西太原說書場、30年代安徽蕪湖說書簡況、20年代以來廣州粵語說書簡介等。這些資料雖為一鱗半爪，但勾勒了當時書場說書的概況，有助于我們了解南北評書和南方評書的演出狀況。作者還介紹了揚州評話的流派，廣州粵語說書的“十忌”、“十要”、“八法”、“七情”。作者用功甚勤，搜集頗細，資料翔實，這是非常可貴的。但把評書歸為有韻評書和無韻評書兩大類似有不當。比如狄來珍是著名的竹板書演員，他的《武松大鬧石家莊》乃是竹板書作品，竹板書和評書乃是兩個不同的曲藝曲種，不宜把竹板書和評書混為一談。

二是汪景壽、王決、曾惠杰于1997年出版的《中國評書藝術論》B17。

該書側重于北方評書，對于南方評書和南方評話則不作論述。全書用十二章——“歷史源流”、“發展過程”、“美學意蘊”、“藝術特色”、“龍蛇筆法”、“結構手段”、“表演手段”、“杰作賞析”、“書目評介”、“名家評點”、“新人點將”、“前景展望”——來論述北方評書藝術。全書最有分量的是對“梁子”、“柁子”、“扣子”、“開臉”、“賦贊”、“擺砌末子”、“撥口”、“定場、收場”的結構手段的具體論述，對“說”、“演”、“評”、“噱”、“學”等表演手段也有具體分析。此書還挖掘了評書的美學意蘊，把評書的藝術特色歸結為細膩、逼真、傳神、幽默。對《岳飛傳》、《三國演義》、《興唐傳》、《三俠五義》、《聊齋》等著名書目也有全面的分析和評價。此書是迄今為止評書研究中比較有分量的著作。

三是張嘯濤于2008年出版的《評書——中國國粹藝術讀本》。

全書分為“可溯之源長——評書溯源篇”、“遺失的龍票——形成發展篇”、“江山代有才人出——繁榮興盛篇”、“吐故納新——改革創新篇”、“評書界的新生代——晨光熹微篇”、“評書藝術的傳播與發展——歷久彌新篇”六大部分，以時代發展為線索，深入淺出地介紹了評書藝術的形成、發展、繁榮、革新和現狀，線索清晰，簡單明了；以說書藝人為重點，介紹了莫后光、柳敬亭、雙厚坪、石玉昆、潘誠立、連闊如、王少堂、王杰魁、陳士和、袁杰英、品正三、固桐晟、陳蔭榮、馬連登、袁闊成、李鑫荃、單田芳、劉蘭芳、田連元、連麗如、何祚歡、田戰義、劉朝、張少佐等各個時代杰出的評書藝人。“中國國粹藝術讀本”旨在“向國人、尤其是青少年傳播我們傳統的民族藝術，也向全世界展示中國文化的精粹”B18，因此，該書也就帶有介紹性、描述性和普及性的特點，學術性不足。

相隔十年甚至二十年才出一本專著，可見評書研究的寥落。這種局面相對于詩文、戲曲、小說的研究不能不令人慨嘆。

近年來有關評書的論著很少有對評書的本質特征、評書的文本文學、評書的表演技巧等內部規律進行探討，研究者的目光集中在對評書藝術家的關注上，成果則多為傳記，如宮欽科的《劉蘭芳說書的故事》B19、李微的《劉蘭芳評傳——中國說唱藝術叢書》B20、薩仁圖婭的《聲貫九州田連元》B21、徐勍的《口舌人生：評書藝術家徐勍自述》B22、單田芳口述、奚青汶編的《單田芳說單田芳：磨難篇》B23、邢紹忠、王成祿的《單田芳評書藝術研究》B24、簔笠翁的《醒木驚天連闊如》B25、張繼合的《且聽下回分解•單田芳傳》B26和《評書大師單田芳的傳奇一生》B27等。

專著如此，有關評書的單篇論文也集中在對評書藝術家的生平介紹或藝術評價上，如王滿倉、牛雙喜的《叛逆者——訪著名評書表演藝術家田連元》B28、郝衞群的《連氏父女的評書緣》B29、李小娟的《著名評書家何祚歡笑說人生》B30、徐勍的《評書少年闖江湖》B31、崔金生的《評書大家連闊如》B32、陳連升的《獻身曲藝無怨無悔——憶恩師王決》B33、蘇運生的《劉蘭芳：曲藝幽蘭聲名流芳》B34、馬岐的《憶恩師——評書藝術家陳榮啟》B35、程汪紅的《獻身評書癡情不悔——徐勍從藝60周年研討會綜述》B36、王池良的《南北評書評話交流的使者——我的老師劉蘭芳》B37等。當然，對評書演員本身的關注是應該的，對他們的研究有助于讓我們了解他們如何成長為著名的評書藝術家。他們的出身、經歷、對人生磨難的正確對待等，都對后人有著重要的啟示；他們對評書事業的執著追求、在藝術上的轉益多師、精益求精，更值得后人學習。不過，對評書藝術本身研究的缺乏卻是不應該的。

2000年后，探討評書傳播的文章逐漸增多。史艷芳的《電視評書的形式開拓》B42以大型電視評書《遼沈戰役》為例，說明“三說一評”和聲畫結合的形式使得電視和評書達到了雙贏，這是拓展電視評書表現功能的一次新的探索和嘗試。蔡連衛的《“楊家將”故事傳播情況綜述》B43從歷史上的楊家將到正史、野史中的楊家將，從通俗小說中的楊家將到戲曲、評書中的楊家將，再到電視、電影乃至網絡中的楊家將故事的傳播資料作了系統的搜集和整理，并認為目前楊家將故事的傳播相對蕭條的主要原因在于，追求個人價值的實現并張揚個性的功利時代，使得人們不再關注楊家將故事承載的傳統思想文化和道德觀念。李春瑜的《單田芳“三賣”評書與商業模式》B44雖然是站在經濟管理的立場上談商業模式，但對評書如何與市場經濟掛鉤、評書如何適應現代傳媒手段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在評書表面“火爆”的背后，評書藝術的瀕危，引起了一些人的關注，他們把評書藝術的保護和發展提上了議事日程。王晨波的《當評書成為往事》B45描述了評書危機的現狀，現在的評書演員都不愿意讓自己的子女從事評書工作，有的評書演員甚至改行，沖進影視圈，評書的斷層不只斷了一代，而且在藝術上精益求精的執著態度也很罕見。王晨波的另一篇文章《田連元：“評書不會死”》B46則讓人稍微有點樂觀，田連元認為評書主要通過一個人、一人多角的形式講述故事，這是其它藝術形式所沒有的，因而評書具有不可取代性，評書自有它固定的受眾群，只要人類存在，評書就會存在，因為人不能不聽故事。吳文科的《中國曲藝——當下困境與發展對策》B47認為缺少具有經典品格的新節目、缺少高素質的創演人才、藝術傳承的傳統機制被破壞、對曲藝傳統的誤讀和專業知識的缺失、對曲藝基礎知識的普及和教育不夠、曲藝理論和評論的薄弱等是包括評書在內的曲藝目前面臨的大問題，并提出了國家政策扶持、興辦各級各類曲藝學校、營造正確輿論等一系列的措施。吳文科的《按照文化事象的自身規律實施“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以曲藝曲種的保護為例》B48、慶遂增的《學會念曲藝生意經——曲藝走向市場之我見》B49、馮光鈺《曲藝學學科建設與曲藝音樂研究——中國藝術研究院曲藝研究所成立20周年感言》B50、蔣慧明的《傳播與傳承——略談如何有效利用現代傳媒促進傳統曲藝的保護與發展》B51都在為曲藝的保護和發展出謀劃策，不過這大多是就整個曲藝而言，并非針對評書。

至于評書與姊妹藝術之間的關系，更是少有人關注。翁偶虹的《北京話舊》B52一書中有《評書與戲曲》一文，認為評書的“最忠實的聽眾，當屬戲曲演員。他們對于聽書的愛好，不僅是娛樂消遣，而是汲取營養、解疑求知。”B53他還用大量的事實證明：“評書與戲曲，可以說是血緣相依的姊妹藝術。戲曲演員能于評書中吸取營養，而評書藝人也能于戲曲中吸取營養。”B54這是目前筆者所見唯一一篇把戲曲和評書相提并論的文章。作者本身是戲曲劇作家，所述之事均為自己親身經歷，此文有很重要的價值。蔣方才的《論評書與小說的聯系及區別》B55認為：小說與評書有相同的淵源，小說在發展過程中孕育了評書藝術，評書從明末清初的小說中分離出來；小說與評書又是兩個不同的藝術概念，它們在欣賞方式、講述故事、塑造人物的方法、環境描寫、語言等方面都有區別。無論他的論述是否準確，都是難能可貴的，因為這樣的文章數量極少。

總之，曲藝理論的研究非常薄弱，全國只有中國藝術研究院曲藝所一個專門研究曲藝的機構，曲藝所的研究人員長期以來只有蔡源莉和吳文科兩個人，況且蔡源莉已經退休。專門發表曲藝文章的刊物也只有《曲藝》一家。大學校園里也很少有開設曲藝課的。曲藝如此，評書更是如此。評書作為曲藝中比較大的曲種之一，雖然依然活躍，但面臨很多困境。對它的研究，除了評書演員的傳記之外，專著只有三部，單篇論文也不很多，這種現象值得我們深思。不過，這種局面也讓我們后學者的研究有了很大的空間。

在我們對評書的研究現狀有了清楚的了解之后，才能進一步深刻認識到評書研究的意義和價值：

（一）可以增進對社會史、文化史、曲藝史的認識和了解。

評書的孕育、產生和發展，都離不開當時的社會條件，對評書的研究，自然有助于對社會史的了解。在人類文化史的演進過程中，“雅”與“俗”始終扭結在一起，既對立又互相滲透，雅文化經常接納俗文化中的雅化部分，俗文化時時轉化為雅文化。評書是通俗文學，小說是被雅化了的俗文學，但它們一開始是扭結在一起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等小說大多由文人在“說書”的基礎上加工而成，而這些小說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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