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美國公布海外資產的議案(最富50人財富相當全國一半人，美國擬征“富豪稅”均貧富)

。歐洲封建的成規，從不說明何種產業為何人所有，而只有多數人在同一的土地上此來彼往的享有特權，種地也只好按成規，如此更妨礙農業的增進。此外還有整個一市一鎮享有不同的特權。

第三級為平民，據稱占全國人口94％，其中大多數為農民。法國穡夫制早已廢除，除了東北角少數地區之外，穡夫已不存在。一般農民可以自由購置產業。自耕農與佃農的比例各地千差萬別。一般的困難為耕地分割過小，農業技術無法增進。過去幾十年來人口大量增加，大多數農民感到生活壓迫。每值天災流行，即有食物匱乏之虞，也影響到市民生活。又據研究，大革命前夕與18世紀初期比較，地租增加98％，物價增加65％，工資只增加22％。所以一般小民的生活只有每況愈下。1788年收成欠佳，入冬嚴寒，河水冰凍，食糧既短缺又無法輸送。翌年，城市里市民失業多至半數，為助長革命聲勢的主因。夏間巴黎的騷動引起各種謠傳，驚擾進入鄉村，而遍及全國。

城市里的資產階級是革命之領導人。他們爭取本身權利，事誠有之，痛恨貴族享有特權，亦是當然。但是單純的階級利益之沖突，并不是使他們忘身舍命發動政潮的主要動機。因為他們事業成功，也可以與貴族通婚，也可以買爵捐官。只是他們在舊體制之下，感到精神上的苦悶。啟蒙運動以來，種種天賦人權、國民公約的觀念透入人心。思想和知識與社會環境及生活習慣發生距離，是現代社會里驅使中產階級參加革命最有力之條件，法蘭西此時已具備此背景。以后銀行家和富商出資捐助市民暴動，律師以辯才參與組織，賽亞司（Sieyes）以教團成員參加革命，米哈波（Mirabeau）以貴族降為平民代表，丹東與羅伯斯比爾和大多數革命家一樣以律師出身。馬拉由醫生改作新聞記者。以上都不易以他們本身階級利害，解釋他們的心境與行動。同時資產階級（bollfg60isi）是一個極為廣泛而不著邊際的稱呼，上自至富的巨商，近乎特權階級，下至小本經營的工匠，都可稱為資產階級或市民階級，大革命固然使資產階級抬頭，也使不少資產階級成員被清算。

現在讓我們再追敘路易十六召開三級會議時的情形：這種會議自1614年以來，未曾開過。因為過去他的祖先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一共在位131年，他們注重人身政治，缺乏一個健全的組織系統。此時國王召集三級議會的目的，無非籌劃稅收方案，解決財政問題。可是下層階級已被重重剝削，既擔任封建常例，也付直接稅（taille）之全部，更提供勞役（買粉絲rvee），又要負擔鹽稅（gabelle）之絕大部分，早已喘息不定，無法向他們增稅。而新負擔也不便直接的配予其他二級。過去公私財政事宜的疊床架屋，久未改組，何處可增稅、何處應加租，也無從獲悉，所以稅收與租金的收集多來承包制。只有職業上的收集人熟悉地方和個別間的情形，才能執行任務，而且從中牟利。如果其情形仍能用數目字管理，則早已用不著勞駕他們了。同時這時候還有很多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問題，例如以后風潮加緊，貴族出奔國外，下層階級里有很多人因之失業。提高糧食的價格，應當對農民有利，可是中西部種葡萄釀酒的農夫叫苦連天。改進農業生產，首重圈地，才能將可耕地一起投入耕種，但是首先反對即是農民；他們失去了在公地采樵和牧放牲口的權利，立即無以為生。諸如此類的問題，無從規劃，找出對策。

所以從各種非人身的因素看來，法國已經無法和平磋商，公平改組。只有將一切投入一個大熔爐之內，聽候歷史之安排，只是這情形當時沒有人看穿。

當三級會議在1789年召集的時候，各級與地方的單位，依前例條列他們向國王請愿的要求，稱為。ahi6y，我們不妨徑呼之為“陳情表”。當中第二級的要求，有一段要國王固定貴族的地位。各人的勛級要仔細勘明，讓他們如僧侶一般自成一財團與系統，今后朝廷不得再以賣官鬻爵的辦法混淆名位，國王的近臣務必由貴族中遴選，他們的子弟則由王室負責教育。今日我們看來不免驚訝，此類要求可謂不識時務。大革命志在清算貴族，以后步伐一經展開，尚有不少貴族未經審問，即送上斷頭臺。那么當初何以如此跋扈囂張，在應當要求諒解的時候不虛心求愿，反而大吹大擂，要求增強他們的特權？

這種舉動也可以引用非人身關系的情形解釋：

提出陳情表，也是合法程序。三級會議原來是國王與臣民的一段對話。國王固然要各級代表協同決策抽稅，后者趁此機會將下情上達。既有權力則有義務，既有義務則有權力，以上都符合于封建體制。只是會議既分三級，召集會議即已伏下了一個階級斗爭之陰影。

各級代表由各地方單位選出，其程序不同，一般都經過初選與復選三四次。所以各代表只能算是被各地方單位授權參加，而不是以個人的見解，參加國事的磋商。經過如此的安排，各地方單位的選舉人也覺得他們已成為一種民意上的機構，除非他們階層里和地方上的陳情表獲得答復，他們責無旁貸。于是以巴黎為首，此地既為國都，又有沙龍為時尚人士討論政治之處，產生了不少期刊和小冊子煽動革命情緒。此后，巴黎的407個“選舉人”，在選出三級大會的代表之后，經常集會，巴黎公社及國民軍（National Guard）由此選舉人的會議而產生。這些機構與組織，和巴黎政客經常聚會的俱樂部，成為策動革命的基本力量，以后他們既維持秩序，也策動暴民。其他各地區的情形也大同小異，1789年巴黎的騷動一開始，舊體制派往各處的省長（intendants）逃避一空，政府的組織已經瓦解，各市鎮大致仿效巴黎的辦法，除了傳達國民大會（National Assembly，詳下）的法案外，已不接受國王所轄行政系統指揮。

所以舊體制力量脆弱，是局勢脫離掌握之一大主因。這種情形，也使法國大革命和俄國十月革命接近，而不能與德國的統一運動相比。1789年7月14日，巴黎群眾首先沖入傷病軍人大廈，取得滑膛槍32000支，隨后進攻巴士底監獄，其目的在于取得兵器與火藥，解除這要塞對巴黎市民的威脅，并非所謂解放囚人。消息傳到各處，很多市鎮與鄉村群起響應，農民進攻貴族的堡壘。

為簡便起見，大革命可以分作兩個階段敘述：前期自1789年5月三級會議開幕到1792年8月，歷時3年多，其目的在制定君主立憲。1792年8月，路易失去所有職權，革命由溫和走向極端，終至恐怖時期（reign of terror，簡稱恐怖Terror），后因“熱月反動”（Thermidorian Reaction）才得結束，時為1794年7月，后期也歷時近兩年。此后迄拿破侖于1799年11月兵變奪取政權為止，其間5年多，只算是收束整頓的時期。

三級會議召開時，第三級代表約600人，第一二兩級各約300人。起先國王和議會堅持按照1614年的成例，三級分開討論表決，如果某一議案獲得兩級的同意即算通過。顯然的，這樣無法對國家體制作任何更革，即想改變方針與政策也必困難重重。所以第三級的代表主張所有代表一堂磋商，集體表決，在這主張之下，三級會議變成了“國民大會”（National Assembly，這組織后來自稱“憲法制定會議”[Constituent Assembly]，由憲法制定會議參加產生的代議政治機構稱為“立法會議”[Legisla- tive Assembly），于1791年集會。以上都與革命后期的“國民會議”[National Convention]不同）。因為國王封鎖議會的場所，這些代表聚集于凡爾賽宮室內網球場，也鼓動一部分代表下級僧侶和前進派的貴族參與，又怕國王以武力壓制，與會的人簽名誓約之上，內稱除非達到目的，決不分散。其中提到國民大會之召開，其目的在“草擬憲法，給國家以新生，并且厘定君主制之正確原則”。

這樣展開革命的程序。路易十六看到局勢已無法掌握，就指令第一級和第二級的代表一體參與。他的讓步并非出于開明主見，而是于內外的威脅，而巴黎既感到糧食恐慌，又不知道國王意向所在。他集中軍隊于巴黎內外以防止暴民蠢動，保護國民大會的安全。但是所謂暴民既經組織，實際已是革命的群眾力量，和國民大會里一部分代表之護身符。

三級會議于5月5日集會討論，6月20日有網球場誓辭，6月25日巴黎公社組織就緒，7月14日巴士底監獄被攻陷，7月17日路易十六前往巴黎巡視，希望撫慰眾情，10月5日仍有巴黎街頭婦女6000多人冒雨手執標槍，又挽兩門炮，跋涉12英里，到凡爾賽宮向國民大會和國王請愿，提出“要面包”的要求。由于她們后面還有國民軍兩萬人的支持，國王與王后被迫由凡爾賽遷往巴黎的特拉里茲官（Tuileries）。兩周之后，國民大會在巴黎開會，從此彼此都在巴黎群眾陰影之下，巴黎公社所指揮之群眾或暴民，對以后國事的進展有了左右全局的力量。

時至今日，這些事跡還找不到確切的解釋。即如巴黎的暴動與婦女的示威，顯然有人策劃主持。他們是誰？當初目的何在？雖說歷史家各有猜測，最可能從中獲利的乃是奧爾良公爵（cde Orleans），當今國王的遠房叔父，他自己想做立憲君主，也可能是賽亞司和米哈波預聞其事，甚至有人懷疑，在美國獨立戰爭時成名，今被公推為國民軍司令的拉法葉（LaFayette）。還有幾個辦報紙的主筆，也被指責唆使主動，卻沒有人提出可靠的證據。總之從人身方面的觀察，很難寫出此中確定的歷史。

并且1789年收成良好，糧食問題也一度解決，緊張的空氣業已和緩。那么何以以后翻天覆地的情事尚待展開，而且內戰與斷頭臺上之不斷流血，仍在3年以后產生？

國民大會決議接收寺院的地產，廢除什一捐，將各種封建義務解除，人身的義務亦無條件廢止，土地的義務則以代價贖取。又通過了“人權及公民權利宣言”，其第一款即宣揚“凡人自出生及至今統享有自由及平等的權力，僅在共同的功利之條件下產生社會上的差別”。此外又列舉這些權利為“自由、財產權及抵抗壓迫的權利”。公民一體在法律之前平等。新法律尚待公布，新憲法則將公民分為“現役公民”及“非現役公民”二種，前者有最低限度的賦稅，享有選舉權。1791年召開的立法會議，即依這樣的程序產生，其組織為一院制，所以沒有貴族平民的區別，僧侶更不在話下。國王對立法會議通過的法案保持有限度的否決權（立法會議兩年一屆，國王對同一法案可以在兩屆否決，所以否決有效期間共為4年）。應付當前的財政問題，則決議發行一種紙幣，稱為“交付券”（assignats），以沒收寺院之地產作擔保。

看來這些條款所包括的改革極為廣泛，其步驟則和緩而帶妥協性，為什么如此的方案不能化干戈為玉帛？其中必有蹊蹺。

廢除封建特權，并非在國民大會里經過詳細審查與考慮而通過，而是少數預謀的人決定在傍晚5時開會（1789年8月4日），會議延長到清晨兩點而獲得表決，其辯論的程序也預有布置。像這樣一種重要的改革，務須有關的人大部分承認這是眾望所歸，積極進行，才能希望克服技術上的困難。可是事實上立法時，就希望其行動有如“魔術”，所以宣傳的成分多，實際的功效少。這時候，法國殘余的封建因素并非整體的可以耳聞目見，而是在農村中滲入各種經濟生活之中，如“聲望”即附帶著特權；在很多情形之下，人身義務與土地義務不可區分；不少封建特權出于霸占，又有一些出于契約。即讓農民付20年及25年的代價贖清，技術上也困難重重，況且有些土地又經受領人佃讓與人，更不知何人可以占得便宜，領主則借口除非收有贖金，特權仍保持如舊，并且東西南北，各地情形不一。所以國民大會一紙法案，只產生了千般萬樣的糾紛。有些農民爭取法案給他們的利益，一直糾纏到1793年，其情節即是一種“道地的內戰”。

沒收寺院地產、廢除什一捐好像輕而易舉，可是后來牽涉更廣。各主教方丈既失去了他們手下的收入，國會就決定對他們發薪水，所以全部宗教人員成了政府雇員。又因為此時整理全國的行政區域（參照上節法國行省有中央及邊區的分別），全國領土各按境內山河劃為大致面積相等之行政區（de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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