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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7世紀20年代的明朝末葉，大陸居民開始大規模移居臺灣，給臺灣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以極大的推動。其時，福建人顏思齊、鄭芝龍為抗拒官府欺壓，率領閩粵居民遷居臺灣，一面從事農耕、貿易，一面組織武裝力量抗御倭寇和荷蘭人的侵擾。公元1628年（明崇禎元年），時值福建大旱，百姓無以為生，鄭芝龍（后官至都督同知）組織災民數萬到臺灣，“使墾荒食力”，各地逐漸形成了許多村落。臺灣自此進入了大規模的開發時期。

16世紀中葉以后，美麗富饒的臺灣成為西方殖民主義者凱覦的對象。西班牙、葡萄牙等列強相繼侵擾臺灣，或掠奪資源，或進行宗教文化侵略，或直接出兵占領。17世紀初，荷蘭打破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殖民霸權地位，來到東方，積極參加對殖民地的掠奪。它先后于1602年（明萬歷三十年）和1622年（明天啟二年）兩次侵占澎湖。1624年（明天啟四年）。明政府出兵將荷蘭殖民者逐出澎湖，俘獲荷軍主將，余眾逃往臺灣南部，侵占了大員（今臺南市安平區）。兩年后，西班牙人又從呂宋入侵臺灣，占據了基隆和淡水一帶。1642年，荷蘭人奪取了西班牙人在臺灣北部的據點，臺灣自此滄為荷蘭的殖民地。

荷蘭殖民者盤踞臺灣38年，先后在臺灣修筑城和普魯文遮堡（赤嵌樓），作為進行殖民統治的中心。但其占領區實際只有南部沿海有限的地區，以及北部的基隆、淡水兩港，而且它的統治一直是極不穩固的。荷蘭殖民者對臺灣同胞進行殘酷的盤剝，不斷激起臺灣人民的反荷斗爭。1652年由鄭芝龍舊部郭懷一領導臺灣軍民發動的起義，是規模最大的一次。起義群眾曾一度攻克熱蘭遮城，6000人在起義中壯烈犧牲。這次起義愈發堅定了臺灣同胞收復國土的斗爭決心。九年以后，他們終于配合民族英雄鄭成功驅逐荷虜，收復了臺灣。

鄭成功是鄭芝龍之子。生于1624年，早年鄭成功以廈門為根據地，起兵抗清，被明桂王封為延平郡王。因進攻南京受挫，后回師廈門，大修船艦，傾力籌劃驅逐侵據臺灣的荷蘭人，收復國土。1661年（清順治十八年）農歷四月二十一日，鄭成功留下部分兵力守衛廈門、金門，親自率領2.5萬名將士及數百艘戰船，從金門料羅灣出發，經澎湖，向臺灣進軍。農歷四月二十九日，鄭軍在臺南鹿耳門內禾寮港登陸，在臺灣同胞的積極支援下，與荷軍展開多次激戰，最后將荷蘭殖民總督和殘敵圍困在熱蘭遮城內。鄭成功在致荷蘭殖民總督揆一的“諭降書”中嚴正指出：“然臺灣者，早為中國人所經營，中國之土地也，……今余既來索，則地當歸我”。在圍城9個月之后，荷蘭殖民總督于1662年（清康熙元年）農歷二月一日不得不簽字投降。自此，中國人民收回了被荷蘭殖民者侵占的臺灣寶島。

鄭成功收復臺灣后，廢除荷人的殖民制度。改赤嵌樓為承天府，置2縣，設安撫司于澎湖，戍以重兵，總稱臺灣為東都。為紀念故土，改稱熱蘭遮城堡為安平鎮。同時實行屯田政策，令數萬軍眷隨軍赴各地大肆墾荒，在臺灣南部和西部的瑯 、彰化、云林、新竹等地形成一大批村鎮。

但鄭成功收復臺灣不久，即不幸于1662年農歷五月八日染病身亡，時年僅39歲。爾后，其子鄭經，孫鄭克爽前后治理臺灣22年。鄭氏祖孫三代治理臺灣，獎勵制糖、制鹽，興辦工商業，發展貿易，開辦學堂，改進高山族的農業生產方式。這些措施，推動了臺灣經濟、文化的迅速發展。這在臺灣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開發和發展時期，史稱“明鄭時代”。

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派軍進攻臺灣，鄭克爽率眾歸順。自此臺灣在清政府直接統治之下。

1683年，清政府統一臺灣之后，翌年在臺灣設1府3縣，隸屬福建省。臺灣重新納入中國中央政府的統一管轄之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與大陸的聯系更加密切了，成為國家統一整體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從1760年（清乾隆二十五年）以后，出現了大陸居民再度大規模移居臺灣的高潮，到1811年（清嘉慶十六年），不包括山地的高山族同胞，臺灣居民已超過200萬人，較鄭氏父子治臺時增加近10倍。隨著生產的發展和人口的增長，清政府陸續在臺灣增設行政機構。1885年（清光緒十一年），將臺灣建為行省，派劉銘傳為第一任巡撫。劉銘傳廣招福建、廣東等地居民遷臺，進行大規模的開發，先后設立撫墾總局、電報總局、鐵路總局、軍械局、通商局、礦油局、伐木局等機構；修筑炮臺，整頓防務；架設電線，創辦郵電；鋪鐵路，開礦山，造商輪，發展工商業；興建中西學堂，發展文化教育等。其中有些建設項目，在當時全國尚屬創舉。例如臺灣鐵路不但是全國最早的鐵路之一，而且是中國自己集資修成的

清政府治理臺灣的200余年間，臺灣的封建經濟得到迅猛的發展。全省各地相繼出現許多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大商人。但與此同時，臺灣人民反抗清王朝暴政和封建地主剝削的斗爭也不斷高漲，且與大陸人民的反清斗爭遙相呼應。事實表明，凡較大的起義組織幾乎都是從大陸傳入的。如1786年臺灣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就是大陸人民的反清秘密團體“天地會”傳入臺灣后，由臺灣“天地會”首領林爽文、莊大田領導的。起義軍眾達十數萬。清政府調動浙江、湖南、廣東、廣西、貴州、四川等數省兵力馳臺鎮壓，歷時1年2個月，始得平定。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前后，臺灣天地會、小刀會，又與之呼應，多次起義。

臺灣同胞富有高度的民族愛國精神。他們在反抗國內反動統治的同時，為了抵御外患，同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同仇敵愾，進行了英勇的斗爭。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起，臺灣和大陸邊沿各省份成為我國反帝斗爭的最前線，直接承擔著中華民族的憂患。在鴉片戰爭期間，臺灣同胞動員組織了人數2倍于當地戍兵的抗英民團，并捐資輸銀，共赴國難。他們和官兵一道擊退了入侵的英軍，粉碎了敵人試圖侵占臺灣的陰謀，贏得了抗英斗爭的勝利。當時臺灣兵備道姚瑩在其《奉逮入都別劉中丞書》中寫道：“臺灣擐甲之土，不懈于登陴，好義之民，咸奮于殺敵……卒得保守巖疆，而獲安，未煩內地一珍一矢者，皆賴文武士民之力也”。鴉片戰爭之后，臺灣同胞還先后擊退了美國、法國和日本的多次入侵。

早在16至17世紀，日本就曾數次出兵窺伺臺灣。19世紀后半葉，日本經過“明治維新”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力圖躋身列強，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1894年它發動了中日戰爭（甲午之戰），翌年3月攻占澎湖。腐敗的清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將臺灣和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臺灣從而淪為日本的殖民地，開始了長達50年的日據時期。

日本占據臺灣后，在臺北設有總督府，作為統治臺灣的最高機構。并在各地建立鄉鎮公所，實行警察、保甲制度，對臺灣實施殖民統治和“皇民化”教育。同時，基于發展本國經濟的需要，初時把臺灣作為其發展農業和農產品加工基地，使臺灣加工工業和交通運輸逐步得到發展。二次大戰期間，日本為配合軍國主義的南進政策，又進一步在臺灣發展與軍事有關的各類工業，擴大了工業在全島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使臺灣開始由傳統的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社會逐步向半資本主義半封建的以工商業為主的社會形態轉變。據統計，抗戰結束前夕，臺灣工業產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已由20世紀初期的約占7%上升到約占18%。與此同時，臺灣勞工階級也在此轉變中逐步萌芽發展起來。1920年，臺灣約有勞工4萬多人；至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時，增至8萬余人；到了1943年，臺灣勞工已達20余萬人。

從1895年臺灣淪失，到1945年重新光復的整整半個世紀中，不堪忍受亡國奴生活的臺灣同胞，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保疆衛國，光復失地，與日本侵略者進行了長期的、不屈不撓的英勇斗爭，從而在中國人民抗戰史上譜寫了光輝而壯麗的篇章。

反對割臺議和的斗爭 1895年割讓臺灣的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出后，舉國嘩然，人人“痛心疾首”，萬分憤慨。康有為、梁啟超等集十八省舉人千余人“公車上書”，反對割地求和，主張變法圖強。在北京參加會試的臺籍進士、舉人，聯名上書清政府都察院，痛陳：“數千百萬生靈皆北向慟哭，閭巷婦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懷一不共戴天之仇，誰肯甘心降敵！”“以全臺之地使之戰而陷，全臺之民使之戰而亡……雖肝膽涂地而無所悔。”清廷各級官吏亦紛紛上書，陳述臺灣為中國東南七省藩籬，“今日無臺灣，明日即可無南洋；中國雖大，雖一日之間，可以瓜剖立盡”。譚嗣同怒斥清廷“一旦茍以自救”，舉疆土而贈之于人，“其視華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臺灣紳民電奏清廷：“割地議和，全臺震駭。……臣桑梓之地，義與存亡；愿與撫署誓死守御。設戰而不勝，請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

馬關條約簽訂之次日，全省同胞哭聲震天，悲憤無可抑制的臺北人民鳴鑼罷市，民眾擁圍撫署，反對割臺，并要求餉銀不準運出，軍械制造局不準停工，稅收全部留作抗擊日寇之用。丘逢甲等一批臺籍士紳還試圖以“自主”的辦法抵抗日本的占領，建立“臺灣民主國”，并要請政府臺灣巡撫唐景崧任總統。《自主宣言》中稱：“推擁賢者，權攝臺政；事平之后，當再請命中朝，作何辦理。”但隨著唐景崧私自逃回大陸，12天之后，這個“民主國”即告解體。

武裝抗擊日寇占領 日軍侵占臺灣后，清政府敕令其駐臺巡撫唐景崧等官員離臺。臺灣同胞紛紛拿起武器，自行組織抗日民軍，保衛祖國疆土。他們持續進行了前后長達7年之久的武裝斗爭。

初時，臺灣同胞在各地配合一度拒不奉詔的黑旗軍首領劉永福等清軍官兵在新竹、大甲溪、彰化、嘉義和臺南一帶與日寇拼死搏斗。他們手拿土槍和長矛，憑血肉之驅，前赴后繼，猛撲敵寇。其中尤以彰化和嘉義保衛戰最為激烈、悲壯，抗日民軍首領徐驤等人、黑旗軍的將領以及劉永福新軍七星隊的大部都壯烈犧牲。一個日本人當時記載道：“不論何時，只要我軍（日軍）一被打敗，附近村民便立刻變成我們的敵人。每個人，甚至年輕婦女都拿起武器來，一面呼喊著，一面投入戰斗。我們的對手非常頑強，絲毫不怕死。他們隱藏在村舍里，當一所房子被炮火摧毀，他們就鎮靜地轉移到另一所房子里去，等一有機會就發動進攻。”

臺南抗敵的最后階段極為艱苦。清政府一再嚴令禁絕大陸各地支援臺灣，黑旗軍和民眾軍械糧餉俱絕，隊伍餓極不能起。在此情況下，劉永福堅持抗日5個月后，不得不被迫登輪退返大陸。臺南遂于1895年10月20日淪陷。至臺南失守時止，臺灣軍民總共斃傷敵3.2萬余人，占日寇侵占初期兵力的一半以上。

臺南失陷后，臺灣各地人民繼續堅持武裝抗日。他們在臺北的深坑、云林鐵國山，嘉義臺南之間的番仔山、鳳山附近及屏東潮州等山區先后建立抗日據點。抗日民軍隊伍少則數百人，多則數千人。他們進攻日寇軍營，襲擊日寇官署，抗擊敵人一次又一次的瘋狂掃蕩，涌現出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簡大獅是臺北農民抗日武裝的領袖之一。1896年元旦，他率領隊伍同其他民眾武裝一道直襲臺北，攻入市區。其后，簡輾轉至廈門。日寇殺其妻以泄憤，并向清政府將他本人索去。簡就義前慷慨陳詞：“我簡大獅，系清國臺灣之民。……日人雖目我為土匪，而清人應目我為義民。況自臺灣歸日，大小官員內渡一空，無一人敢出首創義舉，唯我一介小民，猶能取勝眾萬余，血戰百次。自謂無負于清。……愿生為大清之民，死為大清之鬼”。

辛亥革命前后的武裝起義 在日本侵略者的殘酷鎮壓之下，臺灣人民的武裝抗日斗爭經歷了一個短暫的低潮時期。1906年以后，在祖國大陸興起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影響下，臺灣同胞又不斷地舉行愛國武裝起義，反對日本的殖民統治。著名的有：1907年新竹的北埔起義；1912年南投的林圮埔起義；1913年的苗栗起義；

915年臺南的西來庵起義等。其中苗栗起義是辛亥革命直接影響下較大的一次愛國抗日斗爭。領導人羅福星是孫中山先生的同盟會派赴臺灣的人員之一。羅以其家鄉苗栗為據點，建立中國革命黨臺灣支部，在臺北、基隆、桃園、臺南等地發展組織，宣傳革命，籌劃起義。事敗后近千人被捕，20余人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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