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貿易非效率模型是什么(為什么規模經濟是新貿易理論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

維護活動等家庭生產的價值，也可以用機會成本的概念來表示。同樣，當把時間成本與市場物品成本同等看待的時候，便在工作和閑暇之間的傳統選擇之中注入了新的見解，則成了在工作、閑暇和家庭生產之間的選擇，并且，按照質和量的概念，家庭消費類型的新觀點都是可以成立的。

新廠商理論

新古典廠商理論研究的是一種原子式廠商，即把廠商當作一個具有利潤最大化傾向的經濟個體，換言之，把廠商當作一個“黑箱”，一個最小的分析單位，所有的問題都抽象在生產函數之中。但現實與理論相距甚遠，現代企業理論的形成正是對這一假設的反思結果。

1、企業的性質。這一問題的實質是分析企業存在的理由。最早提出并對其加以解釋的是科斯，科斯從交易成本的分析角度，提出企業的存在是為了減少市場交易的成本，即市場成本的企業內部化。除科斯外，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克來因（Klein,1978）、格羅斯曼和哈特（Grossman,Hart,1986）、Tirole等人分別從資產專用性、不完全合約與縱向一體化等角度，闡釋企業的本質。

2、最大化模型與委托——代理問題。委托一代理問題導源于對企業經理人員最大化行為的反思與分析。在一個企業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是必須研究的問題。在正常情況下，企業經理依據其特定的信息和權能優勢獨享決策權，其行為對企業產生巨大影響。因此，在現代企業中，投資者或委托者與經理或代理者之間存在利益與目標的差異。委托——代理理論正是為解決經理人員對投資者利潤最大化目標的偏離而發展起來的。這一理論的意義在于使企業不再作為最小的經濟分析單位。

3、內部組織效率與非最大化廠商理論。如何激發員工積極性和創造性，有效組織各種資源使企業有效運轉，是企業形式的核心問題。阿爾欽和德姆賽茨（Alchian,Demsetz,1972）的團隊理論成功地解釋了這一問題。而從管理角度來看，新古典“理性經濟人”是其管理的立足點，即管理的“利益最大化激勵”。但現實中這種管理思想并非屢試不爽。針對這種情況，西蒙（H·A·Simon）個人有限理性和追求滿意效用假說，利本斯坦（H·Leibenstein）提出“X—非效率理論”，從而形成非最大化廠商行為理論。它的意義在于從“微觀——微觀”角度分析研究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問題，成為“最大化理論”的重要補充。

博弈論的改寫

新古典經濟學市場分析有兩個重要前提假定：

1、個人決策是價格參數和收入給定條件下的最優選擇，不影響他人也不依賴他人；

2、市場信息充分且無成本。

這兩個前提假定使微觀經濟分析始終處在完美的一般均衡確定性分析的美妙境界中。但現實生活卻非如此，經濟作為一個整體，不僅人與人之間相互影響，個體獲得信息的能力有限而且信息也是有成本的。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博弈論、信息經濟學和不確定性分析應運而生。1944年馮·諾依曼和摩根斯特恩（Von Neuman,Morgenstern）合作出版的《博弈論與經濟行為》，標志著“經濟博弈論”的正式創立。到1994年納什、澤爾騰和豪爾紹尼三位“博弈論”巨匠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2] ，其間經歷了整整半個世紀，博弈論得到很大的豐富和發展。“零和博弈與非零和博弈”、“囚徒困境與納什均衡”、“子博弈精練納什均衡”和“貝葉斯—納什均衡與精練貝葉斯—納什均衡”理論，使博弈論在現代經濟分析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博弈論的廣泛應用已改寫了微觀經濟學。

信息經濟學成為主流

經濟社會中，每個人都是根據他所掌握的信息作出決策。但非對稱信息環境是常態。所謂非對稱信息環境，指的是一些人具有他人不掌握的信息。信息經濟學研究的就是非對稱信息下行為個體的最優決策，主要研究兩方面問題，一是不完全信息下的經濟分析，核心是“信息成本”和最優信息搜尋；二是非對稱信息下的經濟分析。

信息經濟學中的難點在于委托—代理關系中對象的不確定性，即委托人在與多種代理人打交道時無法確知自己在與何種類型的人打交道，代理人情況亦如此。20世紀60年代后期，博弈論學者哈薩尼提出了一種處理不完全信息的博弈技術，并將完全信息博弈中的納什均衡概念推廣到不完全信息博弈中，定義了貝葉斯納什均衡 [3] 。在此基礎上，不完全信息博弈（尤其是非對稱信息博弈）得到長足發展，信息經濟學也因此飛速發展起來。非對稱信息博弈的分析方法徹底改變了微觀經濟學的全貌。關于經濟機制的設計研究中所處理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等問題，都是這一分析方法帶來的變化。可以說，慎密的微觀分析已滲透到我們所處的復雜的經濟系統中——從市場的有效性到公共產品的供給，從現代企業制度的各種有關問題到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等等。信息經濟學已經成為當今經濟分析的主流。

方法發展編輯

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長足發展，還集中體現在其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的巨大變化方面。分析方法的變化帶來的是西方經濟學研究深度的推進和廣度的拓展。可以說，20世紀西方經濟學之所以產生諸多“革命”和理論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變化。方法論的變化對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推動作用，從而使其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征，研究方法的演變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講體現了西方經濟學的發展脈絡。

證偽主義的普遍化

布勞格在其《經濟學方法論》中將20世紀經濟學方法的演變歷史歸納為一句話：“證偽主義者，整個20世紀的故事”（注：〔英〕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發生于19世紀的證偽主義與實證主義的較量，同樣貫穿于20世紀經濟學發展的始終。

據統計，20世紀70-80年代的20年間，西方經濟學界出版了50多本經濟學方法論的著作，其中幾乎都和證偽主義有一定的聯第，在1991年總結的當代西方經濟學家達成的13點共識中，有7個和證偽主義有直接聯系。實證主義在被現實世界“證實”之后，證偽主義出來用事實和理論推導提出質疑，以此推動了經濟學的發展。 [4]

分析工具的數理化

經濟學與數學的結合本來不是始于20世紀，但是戰后以來，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是如此的專門化、技術化、職業化甚至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卻實實在在發生在20世紀，從而使經濟學這個大廈更嚴密，表達更準確，思維更成熟。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計量經濟學的崛起。“計量經濟學”一詞是挪威經濟學家拉格·弗里希于20世紀20年代創造的（注：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買粉絲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后來，庫普曼、克萊因、迪魯布等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尤其是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從50年代開始提出最早的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為宏觀經濟研究開辟了新的視野。此后隨著大型計算機的誕生和使用，經濟結構的各種參數得以推算出來，為制定政策提供了依據。需要指出的是，克萊因教授自80年代以來多次來到中國，在國家有關部門的支持下，為中國培養了第一批計量經濟研究人才。第一代計量經濟學家的數理貢獻在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嚴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在“宏觀”經濟研究方面，而在“微觀”經濟研究方面進行的開創性探索是從貝克爾開始的，他將經濟計量原則首次引入原來無法以數學來計量的領域，如愛情、利他主義、慈善和宗教虔誠等，并獲得了巨大成功。但這只具有局部的意義，可以這樣說，對于此前的計量經濟學，我們稱之為“宏觀計量經濟學”似乎更為恰如其分——宏觀計量的分析方法是對20世紀經濟學的最大貢獻之一。幸運的是，在20世紀的最后一年即2000年的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2000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正式授予美國的詹姆斯·海克曼和丹尼爾·麥克法登教授，以表彰他們在微觀計量經濟領域的貢獻。可以說這是“微觀計量經濟學”正式誕生的標志。微觀計量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主要是橫截面數據的微觀數據即指同一時點的條件、或是縱向數據在連續年份中的同一觀察單位。微觀計量經濟學可以在個人層面上對許多新的問題進行經驗性研究，例如是什么因素決定人們去工作，什么因素決定工作時間的長短，經濟激勵效應如何影響人們對教育、職業和居住地進行選擇，不同的勞動力市場和教育計劃對個人收入和就業會產生什么樣的效應，等等。

第二，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大規模運用。計量經濟學之所以在20世紀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并成為經濟學中一個極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廣泛使用，并最終成為構建計量經濟學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例如，弗里德曼的《1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就是成功運用統計分析的一部經典性著作（注：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買粉絲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他通過一系列的數據統計分析，得出了貨幣實際數量的長期變化和實際收入的長期變化之間具有一種密切的相關性的結論，從而構建了弗氏的貨幣數量說。統計分析的運用不但支持了計量經濟學的發展，還促進了經濟學其他相關分支的誕生和發展，例如，庫茲涅茨對季節性的波動、國民收入的長期變化和經濟增長的經典性研究既建立在統計分析的基礎之上，又為統計分析建立了一個牢固的陣地，與此同時還大大推動了諸如發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等新的理論分野和發展。 [5]

第三是博弈論的引進。作為一個嶄新的研究方法，博弈論的應用范圍已延伸至政治、軍事、外交、國際關系和犯罪學等學科，但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最為成功。進入80年代以來，博弈論逐漸成為主流經濟學的一部分，甚或可以說已成為微觀經濟學的基礎，還有人試圖以博弈論語言重建整個微觀經濟學。博弈論研究的內容主要是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該決策的均衡問題。借助于博弈論這一強有力的分析工具，“機制設計”、“委托—代理”、“契約理論”等已被推向當代經濟學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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