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貿易轉移效應是指數個國家形成(新經濟地理學的動態模型)

線。在17個重債國中，其中拉美就占了12個。名列17個重債國之首的巴西1987年底負債額達1213億美元。債權國一方集中程度也相等高。據世界銀行統計，1985年在17個主要債務國的外債總額中，美國商業銀行的債權比重為24.5％。在對中南美10個債務國發放貸款的商業銀行中，美國的商業銀行占40％，日本占16％，英國占15％。因此，就發達國家而言，卷入債務問題的是主要發達國家的商業銀行。這種債務與債權的高度集中，增加了國際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只要一兩個債務國拒付或無法支付，則美國的銀行體系首先受到打擊，然后整個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將經受動蕩，可能導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

持續數年的第三世界債務危機，不僅影響了發展中國家自身的經濟發展，而且還嚴重影響世界經濟，乃至政治和社會的發展。

面對嚴重的債務危機，自80年代中期開始，發展中國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調整經濟結構及發展戰略，如降低發展速度，減少借債；擴大出口和壓縮進口，以外貿出口提高償債能力；實行緊縮性的財政及外債外匯管制制度；等。上述措施使債務國家在80年代后期的財政赤字有了一定程度的降低，償債能力有所提高。但是，這些措施也產生了嚴重的負作用，導致了生產性投資衰退、對外貿易的畸形發展和國內主活水平的下降等。

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對西方發達國家也產生了嚴重影響，它不僅威脅著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穩定，而且影響了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使西方國家喪失了很大部分的商品市場。因此，為防止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沖擊國際金融市場和維護在第三世界的經濟和戰略利益，西方發達國家和一些國際金融機構先后采取和實施了一系列所謂“救援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的政策。相繼拋出了“宮澤計劃”、“密特朗計劃”、“貝克計劃”，但皆以失敗而告終。1989年3月，美國財政部長布雷迪公布了“布雷迪計劃”，其中心內容是：鼓勵商業銀行取消債務國部分債務；要求國際金融機構繼續向債務國提供新貸款，以促進債務國經濟發展；提高還債能力。同以往方案相比，“布雷迪計劃”把解決外債的重點放在債務本息的減免上，而不是放在借新債還舊債的方式上。這一計劃改變了美國過去堅持逼債的僵硬立場，意味著美國的債務政策出現了一個重大轉折，嚴峻的現實迫使美國政府開始承認減免債務是解決債務問題必由之路。盡管這一計劃有可能導致民間銀行削減貸款，而且究竟能在何種程度上實現尚屬疑問，但比過去向前走了一步，給緩解債務危機提供了一個突破口。但也應該看到，美國的經濟殖民主義的本質并沒有改變。

目前，減兔發展中國家債務的措施，主要是圍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1）債務資本化。外國債權銀行將自己帳面債務形式折價出售，債券購買者買下債權后，通過當地銀行貼現轉換成債務國的貨幣再進行投資。對于債權者的有利之處是：找到了按票面價值運用其貸款的辦法。對債務者的有利之處是：順利清償了部分債務，減少了債務負擔。據統計，1988年上半年發展中國家資本化了的債務就達88億美元。但是，債務資本化有兩個不可忽視的負效應：一是加劇了債務國的通貨膨脹；二是加強了外國投資者對債務國經濟的控制。（2）現金回購，一國按一定折扣以現金購回它的債務。其中最著名的是玻利維亞的債務回購計劃。玻利維亞于1988年3月按89％的平均折扣率（即按面值的11％）購回它的商業銀行債務的40％（合3．35億美元），1989年初又作出人類似安排。目前，由于發展中國家外匯儲備嚴重不足，這種方式不可能廣泛適用。（3）減少債務償還額。無條件地取消發展中國家所欠的債務基金，并降低利率。這種做法目前已越來越多地被債權國所采用。

作為第三世界國家本身，要擺脫外債的沉重負擔，必須抓住有利時機，采取具體措施來扭轉被動局面，應力圖做到：（1）繼續調整改革國內經濟結構，大力推行出口促進戰略，通過擴大出口來克服債務危機，進而把出口的盈余用于經濟發展；謀求外資來源多樣化，保持經濟發展與償債能力呈正比關系；從制度和政策上努力創造條件提高外資使用效率，促進國內儲蓄的提高；（2）發展南南合作。發展中國家聯合起來，在國際貿易、國際金融領域增強與發達國家的談判力量，改善國際貿易條件，改善借債與還債的條件；（3）開展南北對話，積極推進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立。在這一過程中，組建發展中國家自己的跨國公司，組建自己的區域性金融機構，通過南南合作促進債務問題的解決。

進入90年代，發展中國家的債務有所緩解如1991年拉國家的外債比上年減少2.1％。但也應該看到，長期形成的全球性債務問題要在短期內得到徹底解決是不現實也是不可能的。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債務問題仍將是發展中國家的沉重負擔。然而只要發展中國家協調一致，從國內和國際兩方面同時努力，擺脫債務困境仍是充滿希望的。

中國的貿易條件變化的特點？

根據貿易條件的計算公式，中國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的直接原因是中國出口價格指數下降和進口價格指數上升，收入貿易條件改善的全部依賴于出口的增長。從中國出口和進口價格指數可看出中國進口價格指數的上升對中國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的影響程度大于中國出口價格指數下降的影響，并且中國出口價格指數下降對中國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的影響程度有下降的趨勢，相反，中國進口價格指數下降對中國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的影響程度有上升的趨勢。影響中國出口價格指數下降和進口價格指數上升的因素有很多，比較突出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加工貿易增長迅速

中國以加工貿易方式的出口由1981年的13.31億美元增長到了2006年的5,103.55億美元，占總出口的比重由5.14％提高到了52.67％；以加工貿易方式的進口由15.04億美元增長到了3,214.72億美元，占總進口的比重6.83％提高到了40.62％。加工貿易最主要的特點就是兩頭在外，原料和中間投入品主要靠進口，而資本、技術密集型的中間產品，其價格往往缺乏彈性，且易受出口國壟斷，會使中國進口產品價格居高不下。同時加工貿易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價格存在制約，首先，迅速增加了中國制成品的出口量，造成出口商之間惡性競爭，使出口價格上漲受到抑制；其次，在目前這種一體化的國際生產體系中，由于中國處于生產的下游或終端，多為簡單的加工和組裝發展階段，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只是跨國公司的“裝配車間”。增值率不高導致出口價格難以上漲。相反，隨著加工貿易進口需求絕對值迅速增加，導致國內加工企業對國際燃料、原材料等初級產品和成套設備的需求大幅度上升，鑒于國際初級產品市場價格在最近20年中基本上處于上升趨勢，進而使進口初級產品的價格指數趨于上揚。

(二)國際市場比較集中

中國的進出口市場主要集中在少數幾個國家和地區，這些國家或地區發達程度基本上都高于中國。2006年出口最多的前10國家或地區的出口總額占中國總出口的68.73％，前3個國家或地區占46.48％，僅向美國和日本的出口就超過了全部出口的三分之一。2006年進口最多的前10國家或地區的進口總額占中國總進口的63.60％，前5個國家或地區就占將近一半，達到49.22％。中國的出口市場過于集中，以至于在主要經濟體經濟發展低迷的情況下中國出口產品價格受到較大的影響。如美國經濟時好時壞，日本經濟則長期表現不佳，美國和日本都是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其經濟的發展狀況對中國出口影響很大。一方面，美國和日本經濟不景氣引起的需求下降，將直接影響中國的出口；另一方面，出口市場的經濟低迷容易引發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導致貿易摩擦，使中國出口受阻。

(三)FDI大量流入

中國FDI吸收量由1984年的26.51億美元增長到了2,001.74億美元。目前，中國已成為全球吸引FDI最多的發展中國家。FDI企業進出口比重由原來比較低的水平提高到了2006年的58.87％。根據國際收入轉移的貿易條件效應一般原理，收入轉出國的貿易條件將趨于惡化，收入轉入國的貿易條件將趨于改善，可以得出這樣的推論：中國的價格貿易條件應該趨于改善。但FDI的凈流入并沒有帶來中國貿易條件的改善，這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國吸收FDI主要流入勞動密集型行業，易造成出口企業的惡性價格競爭。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要出口產品的貿易結構在國際貿易中始終處于不利地位：不利于產業結構的升級，以低素質勞動力為基礎的產業發展導向不能維持國際競爭優勢，從而陷入“比較利益陷阱”，并造成了中國對經濟發達國家的依賴。二是FDI形成的跨國公司內部貿易執行“轉移價格”，影響了中國進出口價格。目前在中國投資的外國企業，為了達到減輕所得稅負、轉移資金和利潤、逃避管制等目的，往往采取高價進口中間產品、原材料、機器設備，而低價出口制成品的經營策略。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中國進口產品的高價位；同時，即使不考慮國家出口退稅等支持措施，而把勞動生產率差異、技術水平差距等因素考慮在內，外企的出口價格水平也明顯偏低。跨國公司的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國的進口價格卻降低了出口價格，在FDI企業進出口比重接近60％的情況下，直接導致了中國價格貿易條件的惡化。

(四)關稅下降使進口需求擴大

新經濟地理學的動態模型

核心——周邊模型。

擁有較大制造業部門的區域通常能夠提供較多種類的中間產品，而中間產品種類較多的區域有較低的價格指數，使得使用中間產品的廠商可以以較低的成本生產，這就構成一種前向聯系——既有的產業集聚構成對外部廠商的吸引，中間品投入較大的廠商將傾向于在擁有較大制造業部門的區域選址生產；反過來，廠商生產成本中的中間投入品采購部分構成廠商之間后向聯系的來源：在一個區域生產的廠商越多，對中間品的需求越大；在其它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該區域在制成品上的總支出也越大，這就為中間產品提供了一個巨大的當地市場。由于國與國之間不存在勞動力的流動，前、后向聯系的結果不可能是人口在特定的國家的集中，但是，它們卻能夠導致制造業(或特定產業)在有限幾個國家集聚的專業化過程。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勞動力不能在國家間流動，特定國家的制造業集聚也會因勞動供給的趨緊而使得該國制造業與農業工資同時上升，在農業生產函數為嚴格凹的假設下，農業邊際產出上升，制造業對農業勞動力的吸引減弱。

這一模型很好地表明，經濟發展不是多個國家齊頭并進地追趕富裕國家的平穩的過程，它是—個富國與窮國集團共存的過程，存在導致窮國加入富國俱樂部的可能的機制。世界范圍的工業化將以一系列波的形式從一個國家傳到另一個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一個國家的產業體系的建立一般要遵循從低級開始向高級攀升的過程。 為了進一步考察全球化對已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和地區的產業結構的影響，克魯格曼和維納布斯(1996)從分析一些廠商與某類廠商存在比與其它廠商更強的買方/供方關系這一重要的投入-產出聯系特征人手，建立起區域專業化模型。這一模型與上述模型的演化動態原理基本相似，但在基本假設方面卻存在一個主要差別：在區域產業專業化模型中，假設存在兩個國家(“本國”與“外國”)和兩個生產部門(產業1和產業2)，這兩個國家和兩個部門所面臨的需求與所采用的技術完全對稱，勞動投入為惟一的生產要素；由于所考察的經濟已完全實現工業化，規模報酬不變的農業部門已從其中退出，因此，假設各生產部門均為不完全競爭型的制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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