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霸權國家往往支持自由貿易(什么是“結構霸權”)

因此，美國國力相對衰落成為此輪美國孤立主義興起的重要原因。2007年金融危機是美國國力相對衰落的標志性事件。從經濟實力看，經過此輪金融危機，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顯著上升，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影響力有所下降，由此形成東方世界重新崛起之勢。根據匯率法計算，中國占美國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20%左右上升為2016年的61%左右。⑦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計算，中國GDP甚至早在2014年便已經超過美國。從發展后勁看，歷經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美國國力透支嚴重，聯邦政府負債率迅速上升，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后，國內經濟發展動力長期不足。而中國等國家的經濟發展在社會組織、財富創造以及積累方面表現似乎更佳。國力的此消彼長導致美國精英逐漸對美國國際領導地位感到悲觀，認為美國的相對衰落是一種歷史性趨勢。美國民眾對美國國力的看法大致也是如此。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數據，美國人對國家未來發展預期普遍不容樂觀。2016年甚至有超過70%的美國人認為美國的國家發展方向是錯誤的。在國力相對衰落的趨勢之下，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認為美國在全球的地位相比以前不那么重要。根據2016年的統計，甚至有49%的美國人認為美國積極參與全球事務極可能使得“事情變得更加糟糕”，而2014年這一比例為40%。

二是美國民眾生活水平下降，導致民粹主義興起。美國實力下降不僅表現在國家間的實力對比上，更表現在美國民眾日常生活水平的下降。其中最為典型的是美國中產階級規模的萎縮。二戰結束以來，美國社會結構呈現出顯著的橄欖型特征。中產階級長期占據著60%左右的規模，而貧窮者和富人處于橄欖結構的兩端，均為少數。然而，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中產階級家庭收入水平及其資產，開始不斷下滑。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后，美國中產階級人數在不斷減少，實際收入水平也在下降。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分析報告，美國中產階級家庭所占比例從1970年的62%下降到2015年的43%。中產階級的數量逐漸萎縮，甚至已不再是美國社會的最大主體；⑧從收入來看，根據美國統計局數據，2015年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約為5.65萬美元，較2014年增加5.2%，出現了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首次年度增長。即便如此，這一數據較2007年的水平仍然低1.6%，較1999年約5.79萬美元的峰值低2.4%。⑨

規模和收入的雙重下降使得美國中產階級在美國社會中的主導地位不斷衰落，失落感加重，不滿情緒增加，他們在政治上變得更為激進，越來越多的美國中產階級轉而成為民粹主義者。民粹主義者在找尋“藥方”的時候，很容易狹隘地把全球化和自由貿易作為攻擊目標，認定是全球化以及自由貿易導致問題的出現。加之美國確實存在著制造業外流所導致的就業人數下降以及巨額貿易逆差等問題，民粹主義者更加相信他們的判斷，認為要改變現狀必須采取去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措施，這就出現了民粹主義和孤立主義的合流。

美國孤立主義對于全球化的影響

在國力相對衰落、民眾總體困頓以及選舉政治需求的共同作用之下，當前美國社會中的孤立主義確實有所抬頭，產生的影響將波及各個領域。從全球化的角度而言，美國長期以來是全球化的支持者，且美國在全球經濟的地位舉足輕重，如果美國國內孤立主義不斷興起，而特朗普政府對于全球化又持有消極的態度，勢必會影響全球化的未來發展，給全球化的動力、理念和利益分配等帶來一定的變化。

全球化短期內會面臨動力不足的問題。總體而言，冷戰結束以來的美國歷任總統對于全球化是提倡并且支持的，因為這符合美國的整體利益，其支持全球化的措施在貿易、金融和投資等領域均有表現。美國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最大市場和第一大進口國。得益于美國以往的支持，全球化勢如破竹，在全球范圍內高歌凱進。如果特朗普政府對全球化降低甚至喪失興趣，全球化將會面臨動力不足的問題。

全球化的推動者既需要足夠的能力，也要有足夠的意愿，兩者缺一不可。在短期內，除了美國之外，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國家既有能力又有意愿推動全球化。在貿易領域，美國對于全球化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其是全球最大的市場，諸多國家通過與美國貿易并且從美國那里獲得貿易順差來獲取外匯儲備。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市場容量，特別是逆差額，能夠與美國相提并論。假如美國中斷與其他國家的貿易，由此消失的市場沒有替代者，貿易全球化會遭遇重大挫折。在貨幣領域，美元事實上是全球準基礎貨幣，美元的全球化是金融全球化的重要基礎。如果特朗普在貨幣領域也采取去全球化的措施，美元流動性可能會出現不足，進而影響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

全球化理念會發生變化。全球化發展至今，是有一套話語體系作為理念支撐的，即新自由主義。在原有全球化浪潮中，美國政府大力推行以“華盛頓共識”為基礎的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的核心是市場作用、開放經濟和自由貿易。在美國以往政府看來，新自由主義和美國政府所推行的意識形態也大致契合。然而孤立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是背道而馳的，如果特朗普推行孤立主義，會給全球化原有主流理念帶來影響，可能形成某種程度的全球化理念范式轉換。

全球化利益的再分配。說到底，特朗普對于全球化的不滿和指責在于他認為美國沒有在此前的全球化中獲得應得的利益。因此，不同國家關于全球化或者去全球化的爭論，其要害在于利益問題。特朗普旨在捍衛和擴大美國利益的孤立主義路徑確實會對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帶來震動，使得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產生變化。

在各種利益再分配中，有兩種利益再分配尤其引人注目。一是全球化利益在各個國家之間的分配。全球化中有“贏家”也有“輸家”。特朗普認為美國屬于“輸家”陣營。在特朗普針對“不公平”全球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之下，全球化創造的利益分配確實會有所調整。總體上，美國在全球化中的收益相比以前會有所增加，而相應地，其他國家，尤其是那些通過全球化實現經濟快速發展或者從美國獲得大量順差的國家的利益將會相對減少。只有出現全球化紅利的再轉移，美國等國家才會對現有的全球化保持興趣，全球化也才能得以繼續。這也符合全球化“贏家”的長期利益。二是全球化利益在生產要素之間的分配。正如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所揭露的，全球化時代資本比勞動更能帶來財富。特朗普政府試圖提升底層民眾收入以及重視制造業等經濟議程，客觀上有助于提升勞動要素在財富分配中的地位。在全球層面，美國對于制造業的重視以及制造業回流的政策會引發全球范圍內的產業競爭。為了應對特朗普政府強烈的制造業回流偏好，各國都力圖促進本國制造業發展，實體經濟受到重視，工人以及勞動的價值得以再發現，而資本的財富創造效應會有所抑制。無論是國家之間的利益再分配，還是生產要素之間的利益再分配，其趨勢是利益分配從相對失衡走向相對平衡。

對全球化影響的制約性因素

盡管特朗普對全球化的消極態度會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但是這種影響是有限度的，不宜過分夸大，更不應據此認為去全球化趨勢將會不可逆轉。在看到特朗普對全球化的抵制態度的同時，更要看到對這種態度的制約性因素。

美國國內制約。孤立主義的抬頭在美國當下確實是不容忽視的重要現象，其發生也有著特定的背景。但是，孤立主義是不是美國國內的主導型意識形態？是不是已經完全成為美國對外政策制定的主基調？答案是否定的。美國目前國內尚缺乏全面孤立主義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基礎。

一是美國國會態度總體上以溫和為主。2016年美國除了總統大選以外，還進行了國會議員選舉。共和黨以顯著優勢贏得了國會選舉勝利。通常而言，共和黨在國際經濟政策上更為主張自由貿易和全球化，反對孤立主義。而根據美國憲法，國會在對外經濟貿易事務有很大的發言權，涉及對外經貿的法律都必須經由國會同意。僅特朗普本人在言辭中表達出孤立主義傾向，并不足以導致嚴重的孤立主義后果。如果其貿然制定孤立主義政策倡議，這些倡議又極可能會因共和黨議員所控制的國會反對而無法轉化為法律。

三是美國跨國資本利益集團不支持孤立主義。雖然美國制造業似乎遭受了全球化的不利影響，但美國資本卻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美國資本借助全球化進行產業布局分工，謀求利潤最大化。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化的進程就是包括美國資本在內的資本全球化過程。如果美國政府制定孤立主義政策，美國資本獲取利益的空間將會縮減，甚至可能面臨其他國家的報復措施。為維護自身利益，美國資本利益集團將會通過各種經濟和政治途徑來約束特朗普孤立主義。

在美國的民主體制下，上述美國各種國內政治力量將會對特朗普行政當局形成有力約束，防止特朗普制定過分偏向孤立主義的政策。

雙邊層面制約。從目前顯露出來的孤立主義端倪看，特朗普政府國際經濟政策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弱多邊而強雙邊特征。特朗普政府認為多邊渠道對美國多有牽制，美國很難在其中實現最大利益，美國希望與重點國家雙邊談判來維護自身經濟利益。例如，在亞太地區，美國政府退出TPP之后，立即把與日本的雙邊貿易協定作為重點；在北美地區，美國政府希望與加拿大和墨西哥分別就北美自由貿易的升級版進行雙邊談判。

既然是雙邊手段，其政策效果就不僅要考慮美國的意圖，也要看對方國家的意愿。由于美國雙邊互動的主要目的是通過“一對一”的方式來更好地施壓，而非進行公平交流來促進共同利益，因此對方很難完全配合特朗普政府。可以預見，無論是在美日雙邊談判中，還是美墨雙邊談判中，美國都不可能逼迫對方完全接受自身訴求。這意味著特朗普想要根本調整雙邊經貿關系的難度非常大。此外，雙邊層面帶來的制約不僅來自于對方，也來自于美國國內。在原有的經濟互動中，美國國內已經形成了利益格局，不同行業和公司在其中損益程度有所不同。特朗普若想重塑原有的雙邊經貿關系，勢必會影響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那些因調整而受損的經濟利益集團將會對特朗普政府進行游說，然后形成“雙邊問題國內化”情況，進而對特朗普政府形成牽制。

國際制約。對于特朗普政府的孤立主義政策傾向，國際因素將變得十分重要。雖然當今世界確實也出現了一些逆全球化或者去全球化的苗頭，但總體而言，特朗普面對的是一個不支持孤立主義的國際大環境。

一是全球化符合絕大多數國家的利益，其他國家希望繼續推進全球化。以金磚國家為代表，二戰后大量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通過參與全球分工實現了本國經濟發展。這些國家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從以經合組織成員（OECD）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立場看，大多數國家也都支持全球化。以德國為代表，歐洲國家對于特朗普的孤立主義情緒異常擔憂。至于通常與特朗普當選相提并論的另一起去全球化事件——英國脫歐，從英國的角度，其實不是反對全球化或者支持去全球化，而是想通過“脫歐”改變英國和歐盟之間的關系。因此，從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基本政策看，繼續推進全球化是大方向。為了提振全球化的信心，對沖特朗普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形成的影響，全球范圍內正出現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聯合起來推動全球化的新動向。

二是此前全球化所形成的各種國際組織、國際規則和國際制度將對美國形成制約。全球化及全球治理催生了各種國際經濟組織，比如世界貿易組織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這些機構經過長期發展，已經成為世界經濟中重要的政府間組織，在全球化的進程中也積累了大量相對獨立的機構利益，制定了大量的國際規則。例如，在貿易領域，世界貿易組織就有一套成員國共同認可、且對各成員國具有約束力的貿易規則。美國新政府也要在總體遵守國際規則的基礎上來推行孤立主義的各項措施，不能完全無視已有規則。

考慮到目前美國的全球地位相對衰落這一現實，特朗普政府在國際上推行孤立主義還存在一種兩難困境：美國試圖通過孤立主義來扭轉利益“受損”的局面，但由于自身力量下降，全球化進程并不會因為美國反對而終止；美國如果執意通過保護主義措施把自身從全球經濟中剝離，其對全球經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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