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18世紀海上貿易商品(18世紀的中西貿易有什么特點？)

在是一系列因緣際會所致，所憑借的是閩南人無畏的冒險、航海、重商的人文精神和閩南偏遠地理位置，在朝廷對中國私商海外貿易的普遍壓制的夾縫中發展起來。正如明代后期漳州月港被定為中國帆船的發舶地造就了漳州海商的發展機遇一樣，清初廈門被定為往南洋貿易的發舶地使海禁開放以后，閩南商人能掌控發展海外貿易和對外移民的先機，東南亞諸港，如“葛拉巴、三寶壟、實力、馬辰、哧仔、暹羅、柔佛、六昆、宋居嘮、丁家盧、宿務、蘇祿、柬埔（寨）、安南、呂宋諸國”，（注：周凱：《廈門志》（道光）卷5《船政略?洋船》。）都充斥著閩南商販。18世紀以后，廣東、尤其是潮州海商以澄海為基地發展海外貿易，開始活躍于東南亞各地。潮州人與閩南人都被稱為“福佬”，是卓有聲望的造船工匠，他們將其造船行當擴展到越南海岸和暹羅的阿瑜陀耶港。到18世紀中期，潮州人開始以削價為手段與閩南人競爭，在中暹大米貿易方面開始取代閩南人而當時廣州的貿易規模、人口數量、在中國經濟、政治格局中的地位遠遠超過廈門。

閩南海商長期經營南北航運交通和商販貿易，也可能由于鄭氏時代陸上五大商貿網絡的存留，清代閩南海商在東南沿海地區、尤其是江南沿海的商貿活動仍相當活躍。浙江溫州府“閩浙商賈叢集之地，煙戶繁多”，（注：《清高宗實錄》卷336，第13頁，中華書局影印本。）溫州府平陽縣至今還通行閩南語。寧波、舟山歷來是閩南海舶經營對日貿易的中轉和進貨之地，匯集大批閩南商人水手。（注：陳希育：《清代福建的外貿港口》，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4期。）康熙年間上海港興起后，吸引眾多閩南海商賈舶前往，僅在康熙年間，就有12艘閩臺商船到上海運生絲到日本。據1980年出版的《上海碑刻資料選輯》所輯的泉漳會館碑銘記載，乾隆年間，上海興建的泉漳會館“規模之宏大、氣象之堂皇、橫覽各幫，洵無多讓。”蘇州多閩籍豪商，“自閶門至楓橋，多閩中海賈，各飾郡邸，時節張燈陳百戲，過從宴犒，艷服以財相炫廣東澳門與閩南淵源更深。由于明代中期以來的走私貿易以漳州人最為活躍，與葡萄牙商人的關系也較深，葡萄牙人在澳門開港后，閩南商人就云集澳門。明朝末年給事中盧兆曾上奏：“閩之奸徒聚食于澳，教誘生事者不下二三萬人。”（注：《崇禎長編》卷35，崇禎三年五月丙午。）鄭芝龍早年隨其在澳門經商的母舅黃程到澳門，學習葡萄牙語并擔任通事。（注：江日升：《臺灣外紀》卷1，第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Blusse,ibid,p.255.）從明末到19世紀中期，閩南籍人在澳門一直很活躍。從澳門到廣州的廣東十三行行商之一謝東裕，其祖籍就是閩南詔安。在廣州的閩南籍商人地位更為顯赫。廣州一口貿易制度實施以后，閩南商人資本與生意也隨之部分轉移到廣州。乾嘉年間廣東十三行著名行商中，潘同文（同文行）、任怡和（怡和行）、葉義成（義成行）、潘麗泉（麗泉行）、謝東裕（東裕行）、黎資元（資元行）各俱閩籍，劉東生為徽籍，盧廣利、梁天寶、易服泰、關福隆、黎屆成為粵籍，閩籍行商全屬漳泉商人

閩南商人的國內貿易網絡除表現在覆蓋地域的廣闊性以外，還表現在于行業網絡優勢乃至行業壟斷性。如在18世紀的外銷茶貿易上，閩南商人雖非產地的商人，也非以外銷茶集散地的廣州為基地，卻能僅以其在國內外貿易網絡中的優勢地位，組成外銷茶葉生產、加工、販運、銷售的一條龍網絡，主導在18世紀初—19世紀中期最為有利可圖的國際茶葉貿易。18世紀初風靡歐洲的閩北武夷茶，在18世紀后期到19世紀中期幾占中國外銷茶葉貨值的一半，是當時中外貿易的核心商品組織閩北武夷茶的種植和加工，是來自閩南的商人。他們在武夷山向本地人租山種茶，從閩南招募茶師，開設茶廠，加工茶葉，再將茶葉販運到廣州，與壟斷廣州出口貿易的十三行商人交易，再由行商賣給前來廣州的洋商運往歐美。而廣州行商多半是閩南籍。閩南商人或將茶葉直接運往巴達維亞與當地華商交易，再由荷蘭商人運往歐洲，而巴城大茶商和甲必丹絕大多數是閩南籍者

閩南人在國內、尤其是東南沿海組構的貿易網絡，是其海外貿易網絡的支柱。尤其是18世紀海外華商網絡尚未當地化以前，海外華商網絡尚需依托中國商品、中國市場和中國帆船，因此，閩南人在中國東南沿海的商貿和移民網絡就更顯重要。

長期壟斷對臺交通和移民，對閩南人的海貿活動也不無裨益。廈門作為17世紀末以后近百年內唯一和臺灣對渡的港口和遠東水域重要的貿易港之一，是臺灣貨物國際流通的轉運港。1684年以后，臺灣主要通過與廈門的對渡進行國際和國內貿易，臺灣經濟主要支柱米和糖成為當時遠東貿易的最重要商品之一，通過與廈門的貿易，推動臺灣農業經濟一定程度的商品化，也對經營臺灣產品的閩南商人擴展海外貿易起了重要作用。廈門商船長期經營大陸、臺灣、日本與東南亞之間的轉口貿易，尤其是在17-18世紀國際市場熱銷的臺糖運到廈門，對廈門的海外貿易發展有很大的推動作用。臺灣經濟的發展為閩南人移民臺灣擴大了生存和發展空間。對閩南移民而言，移居臺灣與移居東南亞并無本質的不同。盡管91世紀后期以前，清朝嚴厲限制移民臺灣：凡欲渡臺者需給地方取保、海防同知審批；渡臺者一律不許帶家眷；粵地為海盜淵藪，粵人不許渡臺（此條后來取消）。但直到1789年設官渡以前，閩南人偷渡臺灣者一直絡繹于途，是移民臺灣的主要方式之一。到19世紀初，臺灣人口已達200萬。在1884年設省以前，臺灣在行政上一直受福建省管轄，居民也絕大部分是閩南人及其后裔，區域文化特色與閩南無異，是閩南人社會在海外的延伸。臺灣成為閩南人主導的社會后，閩南人海外商貿活動應是如虎添翼，形成更大規模的閩南方言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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