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高中生數學雜志訂閱排行榜(學習的苦惱 【100分】滿意加滿共 【300】)

說集》、《北平箋譜》(與魯迅合編)等。其中《貓》入選人教版初中教材。

編輯本段青年時代曾回故鄉

編輯本段與故鄉人民心連心

1919年五四運動的消息傳到福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福州，各校學生曾先后兩次集會聲援北京學生愛國運動，追悼被反動軍警毆打致死的北京大學閩籍學生郭欽光；在廈門，青年學生舉行集會示威游行，后來又發展成為有各界人士參加的國民大會，憤怒聲討軍閥政府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五四的烈火，在八閩大地燃起，然而，日本帝國主義者卻先后派軍艦到廈門、福州，實行武裝威脅，在福州甚至開槍逞兇。在北京的鄭振鐸聞訊，就積極參加組織旅京福建省學生抗日聯合會，成為該會領導人之一。他參加編印《閩潮》，奔走呼號，聲援故鄉的反帝愛國運動，始終和故鄉的人民心連心。原籍福建長樂的著名作家冰心，當時就讀于北京協和女子大學預科，她就是在這次聲援活動中認識鄭振鐸的。時隔60年，冰心對他的愛國愛鄉熱情和感慨激昂的發言，還有深刻的印象。

編輯本段熱情接待故鄉學子

鄭振鐸雖然長期在京滬一帶任職，但凡是故鄉有人來訪，他總是熱情接待，并仔細了解故鄉的情況。由于歷史上長樂屬福州府轄，所以從概念上說，故鄉的范圍自然是比較大的。1939年夏天，福州一位文學青年———三山中學高中生陳洪海（“青青文藝社”社員），因為聽說暨南大學文學院在院長鄭振鐸主持下，教授陣容很強，他很想越級報考該院。經當時在福州供職的著名文學家郁達夫（1886~1945年）介紹，到上海去拜訪鄭振鐸，受到其熱情的接待。鄭振鐸看完介紹信之后，先了解郁達夫在福州的近況，接著又詳細問及：陳儀（1886~1949年）主持福建省政府有些什么“措置”？省教育廳廳長鄭貞文（1891~1969年）在治理教育方面有哪些成績？因為那時正值鄭貞文進行本省教育改革，省立縣立學校停換教員校長的時候，他從報紙上已看到一些報道。他認為“鄭貞文也有鄭貞文的苦衷”，他特別關切地問：日本帝國主義者在福州橫行的表現、福州的建設、文化事業進展、故鄉失業人數和群眾生活的情況怎樣？……陳洪海介紹了有關情況之后，他感慨地說：“大概民國十七八年時代，福建人最來得樂觀！”最后，鄭振鐸說，曾在福建出版的一本文學雜志上看到陳洪海的作品，頗為贊許。故鄉的文學青年往訪鄭振鐸，當然不止一個，黃駿霖先生在《憶西諦鄭師》（載《榕花》1981年第一期）一文中，也談及他在燕京大學求學和上海執教期間，受到這位“大同鄉”親切接待和關懷的情況。這些事例說明，鄭振鐸當時雖然沒有到福州，但對故鄉的情況卻有所了解，并且極為關切。當然，他對故鄉情況了解的渠道也是多方面的。

編輯本段不忘故土鄉情深厚

鄭振鐸不忘自己祖輩生長的故土，還表現在他的鄉情上，他總是公開標明自己是福建長樂人，有時撰稿編書，還特意署上“長樂”二字，例如《清人雜劇初集跋》結尾時，就署“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本集印成，長樂鄭振鐸跋”他編的一本書名就是《長樂鄭氏匯印傳奇第一集》，在此書的序文后，也署名：“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長樂鄭振鐸序”，甚至在他的印章中，也使用“長樂西諦”。“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直至他遇難的前十天，在“最后一次講話”中，還說“我是生長在溫州的福建人”。

鄭振鐸雖然自幼生長在溫州，但因家庭生活環境關系，卻能說福州方言，他和家里人日常談話都是用福州話。1931年冬，鄭振鐸在《紀念幾位今年逝去的友人》（載清華大學《文學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文中，提及他和胡也頻（1903~1931年）在上海會面的一些情況時寫道：“他和我見面的時候不少。他那生疏的福州話，常使我很感動，我雖生長在外鄉，但對本地的鄉談，打得似乎要比他高明些。”這就是說，他們二人雖然長期在外地，但是鄭振鐸的福州話，要比胡也頻說得好些。在飲食愛好方面，鄭振鐸也是保留著家鄉的特色，以富有家鄉風味的閩菜，招待文朋好友，顯然，這是鄭振鐸所感到自豪的。他宴請魯迅、冰心等人，席間吃的就是其母親親手烹調的福建菜。鄭振鐸還很喜歡福建的水仙花，曾把家鄉人送去的水仙花特意贈給魯迅。

編輯本段鄉情流露在作品中

從鄭振鐸的文學作品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對故鄉感情之深。1926年，鄭振鐸到莫干山避暑期間寫的散文《月夜之話》，通過月下乘涼的絮語，非常自然地流露出他對福州民歌的喜歡和贊賞。高夢旦先生向他介紹了三首福州民歌，他都一一抄錄下來，并把福州方言民歌譯成普通話，加以解釋，通過自己的作品介紹給讀者，的確像《真鳥仔》這樣的福州民歌，“恐非‘非福州人’所能了解”，鄭振鐸因為懂得福州地區方言，才能夠把原意譯出。

1927年“四一二”蔣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工農群眾和革命知識分子。鄭振鐸被迫遠走歐洲。他擷取了赴歐途中的一個生活片斷，寫了《海燕》。他憑借對故鄉的了解，用工筆的手法描繪家鄉在萬物崢嶸、春意盎然的景象中，由南方回來的逗人喜愛的小燕子，任情地橫掠斜飛，飛倦了就返回一年前的舊巢安身。他寫道：“燕子歸來尋舊壘”，“這便是我們故鄉的小燕子，可愛活潑的小燕子。”在“離家是幾千里，離國是幾千里”的海路上，“不料卻見著我們的小燕子”。他從內心抒發了浪跡天涯的游子對祖國和故鄉魂牽夢縈的思念之情。

因此，鄭振鐸長期在異鄉，卻能夠鄉音不改，在生活、飲食、愛好等方面，保持福州的特色，甚至反映到其作品之中，不但是從其家庭長輩接受了影響，還因為他和閩中文化人士常有交往。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5月，他到商務印書館工作之后，得到該館編譯所所長高夢旦的賞識，并于1923年與其小女高君箴（蘊華）結婚，感情十分融洽。高夢旦（1870~1936年），原名鳳謙，常用筆名崇有，籍貫也是福建長樂，他是26歲才離開故鄉的，老家就在與鄭氏祖居地首占一田之隔的龍門鄉，這樣，鄭振鐸的一家仍然保持著家鄉的某些特色，也是很自然的。而高夢旦學識豐富，諳熟閩中民間文學、方言和風土人情，也使鄭振鐸得到不少教益。

代表作品有：《文學大綱》、《俄國文學史略》、《中國文學論集》、《中國俗文學史》、《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基本建設及古文物保護工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版畫史圖錄》，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散文集《佝僂集》、《歐行日記》、《山中雜記》、《短劍集》、《困學集》、《海燕》、《民族文話》、《蟄居散記》，譯著《沙寧》、《血痕》、《灰色馬》、《新月集》、《飛鳥集》、《印度寓言》，《鄭振鐸文集》、《鄭振鐸選集》，編輯《中國短篇小說集》、《北平箋譜》(與魯迅合編)等。其中《貓》入選人教版初中教材，《唯一的聽眾》選入六年級課本

編輯本段福州之行收獲巨大

新中國成立后，鄭振鐸曾回到福建。1954年春，他在文化部任職期間，參加“全國人民慰問人民解放軍代表團”于2月27日到達福州，慰問駐福建前線三軍。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他作為慰問總團代表之一，曾在前線某部大會上講話慰問駐軍并作過報告，以具體的事實，生動地說明了祖國在總路線照耀下四年來各方面建設的輝煌成就，給廣大指戰員以極大鼓舞；他和代表們登山越海，深入前線進行親切的慰問活動，受到指戰員的熱烈歡迎，在此期間，他還和文藝界人士舉行座談，進行了參觀活動。他對福建發展的大好形勢，有著很深的印象。3月4日，他在給友人劉哲民的信中寫道：“福州市面很繁榮，土特產不少，因為交通不大方便，有的東西便無法運到外面推銷。像漆的筷子，最為精良，但運到外邊的卻不是上等貨，紙張也很好，水果極多，將來當能大大交流也。”信中還提到“工作很忙，不能有時間寫信；但有些故事是應該寫出的，不知在什么時候寫？回北京后，又要大忙，恐更不容易動筆了。”4月1日，他在信中又寫道：“這一月多的慰問，收獲甚大，或將寫幾篇文章出來，正在仔細打腹稿；不知能否寫好？”的確，他此行收獲很大，故鄉的山山水水，許多生動感人的事跡，在他腦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素材。然而，由于他返北京后公務繁忙，終未能及時動筆。1957年他又因公來福州，關心問及清道光年間福州才女李桂玉所作的長篇評話《榴花夢》收集的情況。這部巨著，全書360卷，483萬字，比《紅樓夢》長4倍，他親自查閱此書，建議由福建省文化廳，福建師大圖書館、福建省圖書館珍藏。令人惋惜的是，鄭振鐸雖然對故土情深，但終因身負重任，工作繁忙，對外文化交流又多，不僅在來福建慰問一個多月里，他以公務為重，未曾回過長樂首占。1957年來榕以后，也未能再回故鄉！

愛國愛鄉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事實說明，鄭振鐸對故鄉的感情很深，但這種鄉情并非出于狹隘的家鄉觀念，他不論到哪里，總是積極投入于當地的愛國運動。他不論是在溫州、在北京，或者在上海，他總是和當地文化人士一起，提倡新文化，并且積極投入反帝斗爭和抗日救亡運動。他雖然能講福州話，但與家鄉來訪的文學青年陳洪海等人談話時，卻是講“國語”（普通話）。在上世紀30年代中期，他就主張“中國之知識界應一律說國語，如知識分子一直因循下去說他的方言，則國語永無普遍的一日。”顯然，他雖熱愛故鄉，但他總是從整體來考慮，把對祖國的愛擺在前面的。而他為祖國的早日富強而忘我工作的精神，永遠值得后人追懷！

編輯本段鄭振鐸的愛情故事

鄭振鐸,生于1898年，祖籍福建長樂。他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杰出的文學家和社會活動家。五四運動時，他是北京鐵路學校學生領袖，1919年，與瞿秋白等人創辦《新社會》旬刊，1920年11月，與沈雁冰等人發起成立現代文學史上最著名的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

戀愛

鄭振鐸的初戀并不順利，那時，他正在北京讀書，北京的福建同學組織抗日聯合會，經常聚會。他自然是每會必到，到則必慷慨陳詞。當時，全國最著名的女子高等學府——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以戰國“四公子”自許的女高師“四公子”中，就有3個是福建籍。其中，有一個叫黃世瑛，出身于有錢人家，家里既有恒產，又代代做官，她的父親此時正任教育部的主事，像她這樣的小姐，居然也參加愛國活動，還擔任了校學生自治會主席，而且長得很漂亮，在愛國學生運動中，鄭振鐸對她很有好感。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他覺得只要幾天不見黃世瑛，便仿佛定不下心來。有時，他正好有關于學生運動的事，便闖進女高師紅樓去，當時，因五四運動的沖擊，女高師當局已被迫放寬了原先如同監獄看守般的門衛制度。遺憾的是，由于黃世瑛的猶豫和她父母的反對，鄭振鐸長時間處于無可奈何的痛苦中。

1921年上半年，經沈雁冰介紹，鄭振鐸進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編務之外，他還到商務出資辦的神州女中兼課。這時，他的學生、商務印書館總編輯高夢旦先生的小女兒高君箴，闖入了他的生活。

1922年12月8日，他主編的《兒童世界》上發表了高君箴譯述的童話《怪戒指》。她非常興奮地對他說，今后還想再投稿。他似乎受到了鼓舞，但初戀的失敗，使他變得格外謹慎。同事鄭心南與他和高夢旦都是福建老鄉，鄭心南便找高夢旦去探探底。高夢旦一聽心南的話，立即就高興地同意了，還說，只怕自己的女兒配不上他。什么“門當戶對”，什么親戚議論，他老先生一概不管。夢旦早就看中了鄭振鐸人品好，有才華，認為如果有這樣的東床佳婿，將是自己和女兒的幸福。高夢旦很快把君箴叫來，問了她的想法，并囑咐她多與鄭振鐸接觸，談談書，談談文學。

過了一段時間，也就是1923年4月，夢旦又讓女兒與他一起去杭州旅游，好好談談。 結婚

經過一段時間后，鄭振鐸與高君箴的愛情成熟了，他們的婚禮定在這年的10月10日，在上海一品香飯店舉行。

這時鄭振鐸的母親和祖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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