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Confucius Cemetery(誰能告訴我下孔子所處的時代背景阿```謝謝了~)

以成為自由民。在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的新貴族與國君、奴隸主貴族之間的奪權斗爭中,大大提高了“民”的社會地位。

2、“天道”、“人道”分離

人生天地之間, 天地萬物,與人的生存緊密聯系著。“人”有“人道”，“天”有“天道”。“人道” 就是人的生存之道。“天道”有兩層含義，一是天地化生萬物的自然之道；一是人出于生存需要而產生的對天地萬物的認識所形成的思想體系。人類的幼年時代,對人所賴以生存的天地萬物包括對人自身的認識是混沌的。隨著人類的進化, 人類社會的形成和進步, 人在認識自身的同時,也逐漸認識了人所賴以生存的天地萬物。中華民族早在堯舜時代就對人所賴以生存的天地萬物有了明確的認識,“天道”、“人道”已經產生,但由于生產力低下,人不得不受制于天地,“人道”與“天道”溶為一體。《尚書·虞書·堯典》載:古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之后,“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尚書·虞書·舜典》載:古帝舜“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這里已敘述了關于人對自身以及對人所賴以生存的天地萬物的明確認識,只不過將“人的生存之道”溶于“天道”之中,“人道”與“天道”混然不可分。

人類幼年時代將“人道”與“天道”溶為一體,其標志就是巫覡的存在。“天道”的本質是“歷象日月星辰”以及萬物變化的自然規律, 幼年時代的人類,只知道它與人的生存緊密相關,由“恐懼”而生“敬畏”,以為是“天地神靈”或“鬼怪”,于是虔誠祭拜。巫、覡便是接事鬼神的人。《說文·巫部》:“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又《見部》:“覡, 能齋肅事神也。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巫、覡又統稱“巫”,或曰“巫師”。所謂“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人”為了生存,只有靠“巫師”祓除不祥。

巫師主要是以歌舞事神,其具體活動有祈禱、卜筮、星占,并兼用藥物為人求福、卻災、治病。巫師既曉人事又知天命。對“人”來說,他可以行“天道”,傳達“皇天”、“上帝”的意志；對“神”來說,他可以行“人道”,娛“神”、驅“鬼”,表達人世間的美好愿望。夏、商、周三代,巫風盛行,不僅民間,朝廷也大興巫風。《尚書·商書·伊訓》云:“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巫師在朝廷不僅以歌舞事神,有些大巫師還輔佐國王治理天下。《尚書·周書·君奭》載:“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 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 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 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 時則有若甘盤。”這是周公挽留召公時所講述的有關商代良相的故事,其中“巫咸乂王家”的“巫咸”,就是商代有名的大巫師,《韓非子·說林下》、《呂氏春秋·勿躬》、《楚辭·離騷》、《史記·殷本紀》均有記載。“巫咸治王家有成”,其子巫賢, 在祖乙時代,繼續為王室服務,與其父以及伊尹等,同為商代的圣賢君子。

認為“天”主宰人世間的一切,稱“天”為“皇天”、“上帝”,這是“人道”與“天道”溶為一體的又一標志。《尚書·虞書·大禹謨》載:“帝德廣運,乃圣乃神,乃武乃文,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帝堯為什么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除了“帝德廣運,乃圣乃神,乃武乃文”之外,最關鍵的還是“皇天眷命”,也就是說帝堯“奄有四海,為天下君”是“天”的意志。夏、商、周三代的立國和更替,《尚書》以為完全是“皇天”、“上帝”的安排, 是“天”的意志的表現。

《尚書·夏書·甘誓》載:“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罰。”大禹的兒子啟,奪取了大禹在部落聯盟會議上推舉的繼承人伯益的王位,打敗了有扈氏,《甘誓》認為這是順從天的意志。因為有扈氏暴殄天物,輕忽不敬,廢棄正朔,虐下背上,獲罪于天,天用剿絕其命。啟攻伐有扈氏,只不過是敬行天之罰而已！

《尚書·商書·湯誓》載:“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湯誓》認為夏桀暴虐,逆天意而行,天命要殺死他,我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湯滅夏是天意, 成湯取代有夏是順從天意的義舉。《尚書· 商書·說命下》載:“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佑我烈祖,格于皇天。”保衡,即成湯時的賢相伊尹。伊尹助成湯伐夏桀,佐卜丙、仲壬二王,放太甲而相之,其功感通皇天。伊尹的所作所為,體現了“天”的意志,所以能與“皇天”、“上帝”相感通,而成其偉業。

《尚書·周書·泰誓上》載:“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泰誓上》認為周文王興兵討伐商紂王（受）,是因為商紂王暴虐無道,使皇天震怒, 周文王受命將天威,以除邪虐。

“皇天”、“上帝”是人類社會的主宰。懲惡揚善,鏟除暴虐,是“皇天”、“上帝”對黎民百姓的恩澤。“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 元后作民父母。”[4]如果“作民父母”者,“弗敬上天,降災下民”,必將受到懲罰。

認為自然災害以及各種怪異現象是“皇天”、“上帝”不同情感的表達, 這是“人道”與“天道”溶為一體的第三標志。《尚書·夏書·胤征》載:“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揍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 殺無赦。”羲和, 羲氏、和氏,主歷象授時之官。天紀,指歲、月、日、星辰、歷數。歲、月、日、星辰、歷數屬于天道,其變化有自身的規律性,《胤征》記述了一次因日蝕產生的混亂:“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天子恐懼于上, 嗇夫、庶人奔走于下,以助救日之變。《胤征》認為日蝕的發生,不是大自然規律性的表現,而是的“皇天”、“上帝”對人世間“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的情緒反映,是因為“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的結果。

《墨子·兼愛下》載:“（湯誥）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據《帝王世紀》云,湯自伐桀后,大旱七年,曾以己身為犧牲,禱于桑林之社,以其詞[5]說于“皇天”、“上帝”，愿以身贖罪。《湯誥》以為天大旱是“皇天”、“上帝”的情感表達,所以“以己身為犧牲,禱于桑林之社”，請求“無及萬方”。

隨著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公元前453年）,中國社會進入大動蕩的轉型期。殷商以來逐步確立的宗法體制以及上下尊卑貴賤的等級制度面臨土崩瓦解,“人道”與“天道”溶為一體的神學思想體系受到沖擊,一些處在社會大變革前沿的思想家們,根據自己對自然、對社會、對人生的理解,開始用理性的眼光去審視“天”和“人”的關系。《左傳·僖公十六年》載:“十六年（公元前644年）春,隕石于宋五, 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兇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兇所生也。吉兇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左傳·昭公十八年》載:“十八年（公元前524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宋、衛、陳、鄭皆火。……裨灶曰:‘不用吾言, 鄭皆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左傳》分別記述了周內史叔興、鄭子產對當時人們認為要給人世間帶來災難的“怪異現象”的不同看法,揭示了在天人關系認識上的嚴重對立。宋襄公認為“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是“兇兆”,是“皇天”、“上帝”某種情感的表達。而周內史叔興卻認為是“是陰陽之事,非吉兇所生也。吉兇由人。”裨灶由“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宋、衛、陳、鄭皆火”預言“鄭皆又將火”。子大叔認為“若有火,國幾亡”。子產卻認為“風”助“火”勢是自然之理,屬“天道”；“國幾亡”、“救亡”是人世之理, 屬“人道”；“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這里, 周內史叔興沖破了將“人道”與“天道”溶為一體的神學思想體系,肯定了大自然變化屬“陰陽之事”,由“天”不由“人”；吉兇禍福是人世間的事, 由“人”不由“天”。把“天道”、“人道”分離為二。子產在叔興把“天道”、“人道”分離之后的一百二十年,又從理論上區分了“天道”與“人道”。從而揭開了中國思想史上“有天有人,天人有分”觀念的新篇章。

3、社會化的人文主義思潮興起

中國哲學的人文主義, 孕育于將“人道”與“天道”溶為一體的人類的幼年時代,以“人道”與“天道”交互影響所產生的有關道德論說為基本標志。中國哲學的人文主義不存在西方哲學的人文主義對唯心主義的深刻批判,也不存在西方哲學的人文主義與自然主義的徹底決裂,而是在“人道”與“天道”的統一中,將人性及其全部特質溶于宇宙；其人文主義觀念中,包容著精神的和自然的層面。中國哲學的人文主義以人,特別是以人的行為的社會評價、人對社會的責任為出發點。對中國哲學的人文主義來說,嚴于律己、寬以待人、和諧、有序是人與人之間相處的重要原則。

社會化的人文主義思想的核心內容就是“民惟邦本”。這一思想早在堯舜時代就已經產生。古帝堯“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功績,就是“黎民於變時雍”[6]。“黎民”，眾民。“於”,音wū,嘆詞,表示贊美。“變”，蔡沈注：“變, 變惡為善也。”“雍”，和也。“黎民於變時雍”的意思是眾民贊美善道,時世雍和太平。由“堯”而“舜”而“禹”,“黎民”都是部落聯盟首領（“帝”）的服務對象, 部落聯盟首領（“帝”）都以“黎民於變時雍”為大治天下的標準。《尚書·夏書·五子之歌》載:“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五子”,夏啟之子,太康之弟。《五子之歌》,乃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皇祖”,指“大禹”。“皇祖有訓”,即大禹之訓。“民可近,不可下”,是“大禹”對后人的訓戒,“大禹”告誡他的后人,對“民”要親近,不能疏遠。“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乃邦國之根本,作為邦國之根本的“民”安定了, 時世才能雍和太平。

社會化的人文主義思想的有關道德論說,在中國歷史與社會的演進中,在“人道”與“天道”交互影響中不斷積淀, 逐步形成為社會化的人文主義思潮, 而在中國社會大轉型的春秋時期勃然興起。

從有夏（公元前二十一世紀至公元前十七世紀）、經有商（公元前十七世紀至公元前十一世紀）、到西周（公元前十一世紀至公元前771年）的一千三百多年間, 中國奴隸社會的開始和發展經歷了三次大動蕩。公元前二十一世紀,禹的兒子啟為了襲取王位,以“恭行天之罰”相號召,指責“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五行”,《孔子家語·五帝》:“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三正”,指夏歷正月建寅, 殷歷正月建丑, 周歷正月建子。“威侮五行, 怠棄三正”,意思是暴殄天物,對五行化育萬物的自然規律輕忽不敬；廢棄正朔,虐下背上。公元前十七世紀初,成湯克夏,夏桀王被放逐到南巢,夏朝滅亡。《湯誥》指出:“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凡我造邦,……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 弗敢自赦。”“滅德作威”,言夏桀沒有仁愛,但為殺戮。“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 弗敢自赦”, 言人有善不敢以不達,己有罪不敢以自恕。公元前十一世紀,周武王滅商,建立了新的奴隸制王朝。《泰誓上》宣

很赞哦!（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