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上海世外小學事件一位母親的信(要小學的關于孫悟空的文章)

峙的僵局。當物質享受高度繁榮，精神生活就要步入荒漠似乎已經成為不相違背的命題。究其原因，還是經濟的虛假繁榮導致人們精神價值觀的扭曲與思維混亂。

雜志社從“吃紅本”到“自力更生”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我所在的報社也在轉企中。詩人始終要靠文本說話，要堅持真的自我，要持守對真實生活的鏡像表達。詩人內心的變革要比時代的變革更加迅猛與強烈，出名圖利不應該是純粹詩人的出路，安靜的寫作，才是出路。幾年下來，我很少在報刊上拋頭露面，一則可能是文本不夠好，達不到發表的要求；二則基本不投稿，朋友約稿除外；三是堅持弄就弄出點動靜的寫作動機。除《詩刊》以外，《詩選刊》《詩林》《星星詩刊》《綠風》《詩潮》等刊基本走一圈，最后剩下的還是對自我不斷的鞭策與警覺，發表不是目的，目的是折射出自我精神氣質和對時態精神的回顧與指認。

青 柳：

任何一個作家的寫作都是有根的，而根和他的地域性有關。你是如何理解地域性的？你的詩歌的根在哪里？

董喜陽：

我把根的寫作理解成帶有精神回歸性的鄉愁寫作，而這一寫作趨勢在每個詩人的生活中與文本中都必不可少。對于生于斯長于斯的所在，我們在現實與文本中都傾注了真摯情感，似乎是情理之中又是意料之外。地域性詩歌寫作讓你在沒有出走的圈子內半徑輻射的更長、更遠，讓本土詩歌的抒情達到對立統一。有些詩人一輩子都沒有走出地域范疇，但是心里的疆域卻廣闊疏遠，精神游走甚至遠遠超過于腳蹤探尋。而我們大多數人的寫作往往都是對地域歷史性虧欠的償還，地域性“根”的寫作讓你時刻自省、自查。

詩歌的尋根之旅是一種艱難困苦的跋涉過程，對于我們生存過的土地，我們的宏大敘述與微觀抒情都是艱難的，地域文化認知的薄弱與地理坐標親近后的遠走、疏離與陌生，使得我們對于本土地域文化處于邊緣地位，我們就像一個隔岸觀火的孩子，對于家鄉看似若即若離實則是痛苦的接近過程。鄉愁是詩歌文本中不滅的精神火炬與精魂。就像是蘇歷銘的城子領、雷平陽筆下的云南昭通，江非的山東平墩湖、黑棗的東山村，是的，我們最早是通過閱讀知道這些不起眼的地名的。王夫剛寫五蓮的《梯田》、熊焱寫燈火中的《鄉愁》，李小洛偏愛的《我的故鄉》，還有那個江西的林莉，遠離故土，把上海的朱家角小鎮當作第一故鄉一樣愛著、喜歡著、寫著。從這些深情的作品中我們讀到了鄉情、鄉愁，還讀出了一種品質：遠離喧囂與浮華的寧靜。

我的詩歌之根和吉林本土地域詩歌緊密相連，東北大地文化的豪爽、曠達、自由與寬廣鑄就了地域文化的粗粒、大氣與骨子里的真實氣勢。怎么樣以一個文化人特有的精神姿態進入吉林省的文化精神譜系，在坦然的基礎上自然而言的滲透與參與，是我努力與堅持的方向。

青 柳：

美國當代詩人沃倫稱肉體的感覺是詩歌的意義，一首詩歌讀罷，如果你不是直到腳趾都有感受的話，那不是一好詩。這當然夸大了詩歌的作用，那么你是如何界定一首好詩歌的？

董喜陽：

龐德說詩是生命意識的最高點，是的。一首好的詩歌不僅是指外在呈現出的情緒、直覺或是肉體閱讀后的快感與精神愉悅，它更應該是抵達心靈深處的靈丹妙藥，是指引你對宇宙蒼生的深刻認識、對宏觀事物的樸素認知，以及對精神世界的融會貫通。一首好的詩歌文本起碼具備以下幾點：一是智性乃至神性的審視世界的眼光；二是明確而自覺的語言建設指向；三是對于詩歌元素的綜合把握與處理能力；四是有沒有簡潔、洗練的詩歌境界的追求；五是要具有點化心靈、引渡眾生的道德意識。縱觀中外古今，涌現了許多膾炙人口的好詩，西方歐美的、南美洲的，中國新詩是一種模仿與力趕直追，但也出現了許多令人驚醒的好詩。

青 柳：

似乎今天一片呼聲，詩人應該有時代意識，更應該肩負時代的使命。你認為詩的使命是什么？它是思想性的呢還是藝術性的抑或是別的？

董喜陽：

歌德曾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詩歌，一個詩人有一個詩人的時代。詩歌文本與詩人終歸是時代的產物，它們出現和興起、乃至燎原之勢都符合物質決定意識與樸素辯證法的基本原理，是宇宙萬物環環相扣、道法自然的精神歸宗。一種藝術形式首先要具備的就應該是緊迫的時代感，與時俱進的探索精神。而詩人要具有高度的歷史使命感、客觀中肯的價值觀和偉大的藝術操守。從某種意義上講，詩人對于文化的進步與社會生產力的推動只是“喧賓奪主”，歸根結底還是精神層面的影響深遠。在詩人生命淬火的過程中，詩人要學會修行。要沉下來集中精力于自己內在生命的關注，打撈生命中情感的沉船，在修遠詩歌的道路上，建筑自我的精神“廟宇”。

青 柳：

客觀評價你的寫作，你認為你寫出了自己滿意的作品嗎？你如何看待發表，你詩歌的獨立精神是什么？

董喜陽：

答案是肯定的，還沒有。我的詩歌文本擁有年輕人的熱情與敏銳，固執與堅持，也有著哲學家的豁達與大度，這當然是我創作的初衷。但是一首詩寫出來之后需要的是時間長久的考量與推敲，需要研究與推理考證，這不代表我就寫出了好的詩歌，只能說我的想法是好的。這也讓我想起著名詩人奧登總結詩歌的時候說過：“如果一個詩人的創作都是滿意的作品，那么最后他的詩集就會薄的令人沮喪。”時間是最好的精神巫師，也許若干年后會有自己和讀者都滿意的詩歌作品問出。

張愛玲的“出名要趁早”的確影響過我，但如今好像無關緊要。我覺得發表不是壞事，它是對你自我精神勞作的肯定與認同，但發表不是目的，它是一次詩歌走上祭壇檢驗真偽的過程。真偽與優秀與否不發生直接關聯，就像動機與結果一樣，發表只是創作經歷的部分，或許是時光淹沒的部分，或許是你浮出水面的高潮部分。

我的詩歌精神是：詩歌創作是你精神語境中富于尊嚴感與挑戰性的生存模式，詩歌是生活的關照和呈現，應該把詩歌還原于生活，在快樂的生活中擴展詩歌的精神維度。

青 柳：

在我的閱讀視野內，我感覺經歷過20世紀80年代的詩歌輝煌期后，90年代至我們這個世紀的前幾年，從各類刊物刊載出來的詩歌或者各個年選來看，雖然創作群體龐大，但創作出來的詩歌整體不是令人滿意，而從這兩年開始有回升的趨勢，仿佛詩歌的春天到了。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這個問題？

董喜陽：

我們年歲相仿，詩歌經歷大致相同。我是2008年才真正走上詩歌創作道路的，之前只是單純的關注煩擾復雜的現代詩壇。對于新世紀的詩歌生態談不到滿意，在詩歌多元化與邊緣化的今天，生活元素信手拈來都被詩人入詩。有人說詩歌與現實生活和公共生活是相互打開的，所以很多詩人任意的嫁接與混搭，肆意的跨界與流竄，詩壇的活躍程度以及文本“出產量”令人咋舌。詩歌外部環境的改善與詩歌本體品質的改善沒有同步，這種游戲化、時尚化的“運動情結”還沒有完全消解，隨之而來的詩歌變革不徹底，殘留居多。詩人不應該是考學專家，也不應該是新聞工作者，詩歌不以新舊來評定優劣，創作的心理機制尤為重要。限制抒情導致垃圾敘事，令人擔憂。詩歌鬧劇與充滿噱頭的詩歌現象令人對現代詩歌生態生厭也實屬正常。

創作基數大、作品質量差、人員繁冗更令人糾結。雖然詩壇人聲鼎沸、熱鬧喧騰，但優秀的詩歌文本卻寥若晨星、屈指可數，我們辜負了繆斯的厚愛，褻瀆了讀者的精神渴望。我不提倡詩歌的春天，當然詩歌也不會滅亡。它是生活的一道菜，沒它不好玩。全是它，玩不起也HOLD不住。詩壇應該少些浮夸的“行為主義”和“私有化獨立寫作”，它在腐蝕健康的詩歌精神，導致詩人作為詩歌主體的自我放逐。

青 柳：

我感覺對一個初學寫作的人，推薦你讀過的對你曾經有過重要影響的書是一件愉悅的事情。你能不能給我介紹下你讀書的經歷？

董喜陽：

經驗性與旨歸性的閱讀令人愉快。從小我只是喜歡武俠小說、人物傳記和《圣經》。因為我們家是教堂，父母是基督教的全職侍奉者，整個家族都是虔誠的朝圣者。從小家里書架上擺放的全部是爸爸各種版本的《圣經》和分門別類研習講道的書籍，這些書我是閑聊無事夏日拿來避暑用，后來迷戀并走上了信仰之路。在高中通讀過余秋雨、余杰和林清玄的書，鐘愛臺灣董橋的散文和林語堂的幽默小文、魯迅的雜文、徐志摩的詩歌。臺灣的洛夫、余光中、痖弦、紀弦、鄭愁予、席慕容的詩我都喜歡讀與收藏。后來大學接觸到的書有讓·博德里亞的《象征交換與死亡》、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研究》、朱光潛《西方美學史》、宗白華《美學散步》、李澤厚《美的歷程》、摩爾《倫理學原理》、尼采《悲劇的誕生》、阿多諾《多棱鏡：文化批判與社會》、高行健的《戲劇集》、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佛洛伊德《佛洛伊德精神分析》、柏拉圖《理想國》、亞里士多德《修辭學》、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以及蘇格拉底《談話錄》、羅蘭·巴特的《符號學美學》等。

國內的大致有《詩品》、《太平廣記》、《全唐詩》、《隨園詩話》、《圍爐詩話》、《滄浪詩話》、《宋詩抄》，以及錢鐘書的《宋詩選注》等。詩集讀過的也很多，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卡爾菲斯、奧登、艾略特、里爾克、博爾赫斯、蒙塔斯、塞弗里斯、埃利蒂斯、，米沃什、布羅茨基、帕斯捷爾納克，還有俄羅斯的阿赫馬托娃、茨維塔耶娃、英娜·麗斯年斯卡婭等。

青 柳：

你認為你的寫作是自由的嗎？

董喜陽：

應該說我的寫作是自由的。寫作題材與寫作時間自己確定、寫作喜好與寫作情趣自己確定，不為名利與生存而寫作，不為功力主義與奴性寫作而創作文本，單就這點來說是自由的。寫作要致力于心靈疆域的自由與寬廣，而并非現實世界生存空間的蹩促與逼仄。我喜歡英娜·麗斯年斯卡婭的一句詩：“我要看得比你遼闊”，只有占領精神高地，才能做到肉體的舒展自由。一個人愿意等待，那個人才愿意出現。我喜歡這么說，寫詩也一樣。

青 柳：

一天之中你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是寫作嗎？

董喜陽：

坦誠點來說不是，寫詩只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也不是天天都寫。閱讀與對話、學習與交流也是寫作的一部分。每天為生存而奔波勞碌，在報社工作要隨時采訪、跑外，要寫稿，瀏覽國內外重大新聞，每天坐在辦公室看報紙，管理兩個文化公司，要隨時想著好的策劃文案和公司的合理化運轉。回家要做飯，看電視和安靜的閱讀。凡是和生存有關的吸煙、喝酒、打牌與去廁所都是很重要的環節。但是寫作是一直堅持的方向和目標，這些年從來沒有間斷，寫詩、散文、詩學隨筆和詩評、影評，很多是自娛自樂的“抽屜文學”。

青 柳：

你有沒有寫詩的計劃？你的寫作，是隨時隨地的嗎？

董喜陽：

就目前的創作態勢與獨立寫作的姿態來講，有一些不成文的寫作計劃。比如說在今年打算出一本詩歌集、散文集的資料基本準備就緒，還有一本評論集和一本隨筆集，想要一個“駟馬奔騰”的局面。再比如說三十歲之前要寫多少文字，都在哪里發表，未來寫作堅持什么方向等，在心里還是有一桿屬于自己的秤在衡量。要開自己的花，結屬于自己的果并不容易，有計劃才能事半功倍。不過都是自我的想法，沒有和實踐對接，也沒有和外界合理的碰撞。

寫作不是隨便的，我覺得寫作是需要高度尊重的，是一件特別嚴肅的事情。靈感的突發和靈光的凸顯可能是隨時隨地的，但是建設性的和建樹性的寫作一定是一個嚴謹的過程。

青 柳：

老龐德說藝術家必須一直改變。那么你改變過自己嗎？

董喜陽：

哲學上說，思想要時刻適應變化了的環境。因此說，變化是必然趨勢。改變固然重要，但是朝著什么方向改變才是重中之重。藝術之路前進苦難，想要超越自己不僅是才思與頓悟的果效，更是機遇與執著的產物。卡瓦菲斯和很多大師一樣，青年時代的寫作只是準備而已，他在中年后真正找到自己的聲音。這說明他的堅持改變了他自己，他也一直走在改變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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